谢其章︱最美的小说杂志

经常与编辑打交道，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封面设计与书影图片安排的讨论与争执。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刊我经手无数也许过于迷恋，而如今的年轻编辑未能接触老旧书刊满脑子新潮审美，因此难免互不买账。有一次接到邀请与十几位编辑座谈，不知所云言不及义地聊了两小时后，我拿出十几本封面和版式特漂亮的民国书刊请她们观赏，她们连称“惊艳！”气氛为之一振。可是用实物来展示民国书刊魅力的机会少之又少，更可行的办法是在书里多搁插图吧。

本文称梁得所主编的《小说半月刊》为“最美的小说杂志”，如果没有书影图片助阵的话是不敢夸海口的。这里的“最美”，特指专为杂志所绘的封面画、专为小说所作的插图等等装帧手段，而不讨论小说本身。小说之重要性，梁启超实早已阐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的话写在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对这番话，我得多解释一句，所谓“最美的小说杂志”要限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不能与一二十年代的那些名牌小说杂志《绣像小说》《新小说》《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相提并论，那不成了“关公战秦琼”了么。

许多年来，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关注着中国画报史（中国期刊史）奇才梁得所（1905-1938）。关于梁得所与《良友》画报的恩怨；关于梁得所与鲁迅、与张学良的交往；关于梁得所的“大众出版社”所出画报杂志；关于梁得所《猎影集》等单行本，我写的有七八篇文章了吧。今年是梁得所去世八十周年，他好像被世人彻底遗忘了，小文权当一个小小的追思。

梁得所自《良友》画报辞职之后，旋即与黄式匡合办“大众出版社”，接连出版《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科学图解月刊》《文化月刊》和《时事旬报》五种杂志。我虽极端景仰梁得所，但是五种杂志我不可能全部收齐，只能集中有限的财力主攻《大众画报》和《小说半月刊》。那是个天道酬勤的岁月，生生被我淘到这两种名贵的杂志，不但全份一期不缺，而且两种杂志我都有副本（一套合订本，一套散本）。如此书运，今生今世，不可复得。

《小说半月刊》初名《小说月刊》，1934年5月出创刊号，定价“大洋二角”。梁得所将主调定位于“大众文艺”：“现在这本文艺刊物，就扔下菜单式的论著，端出点心式的作品，献给凡在实生活之外需要文艺调节的读者们。”（《创刊旨趣》）也许是过于迎合“大众口味”，也许是过于匆忙创刊，创刊号封面太不文艺太像小人书了。画面上一个土匪模样的人端着手枪，冲着桌子对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猺王子，把手枪对住他：“我们原是朋友，今天我却要杀你！”非常失败的一张封面画，却出自创刊号里梁得所小说《大庚岭》的一幅插图。《大庚岭》里有四幅插图，李旭丹画了两幅，梁得所自己画了一幅，王少陵那幅上了封面。

王少陵(1909-1989)，广东人，早年活跃于香港画坛，与王济远、汪亚尘及王季迁（己千）合称“四王”。看来插图是插图，封面画是封面画，拿插图充封面是个败招。第二期的《小说月刊》封面画依旧使用了插图并附有小说里的文字：“有一个穿灰布旧长衫的中年人，提了酒壶打酒，仿佛有点斯文样子。”

小说而配插图，古今皆然。梁启超《新小说》杂志即主张：“专搜罗东西古今英雄、名士、美人之影像，按期登载，以资观感。其风景画，则专采名胜、地方趣味浓深者及历史上有关系者登之。而每篇小说中，亦常插入最精致之绣像绘画，其画借由著译者意匠结构，托名手写之。”

1903年5月，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绣像小说》，在绣像之外，还有与小说故事展开相配合的插图。每回有图画二面，每面标出一句回目。郑振铎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更直截了当：“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为本书作者的第一次尝试。作者为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最原来的样式，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门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

非常突然地，第三期开始，《小说半月刊》面目大变！直观的变化有：月刊改半月刊，开本由十六开改八开，封面画就是专门的封面图画。定价还是大洋二角。梁得所对巨变没有一个字的说明，很奇怪。我只是从编辑“包可华 丽尼”改成“包可华 黄苗子”似乎看出了一点儿端倪。第三期“泳装女郎，水，热带鱼”封面画也是黄苗子的杰作，黄苗子的加入似乎促成了梁得所的变革。

李辉在《〈小说〉上的美女与作家》里的这段话，部分证实了我的猜想：

我将《小说》送去请黄苗子一阅。见到70多年前自己编辑的刊物，他喜出望外，随即在《小说》第八期（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扉页上写下一段话相赠：“时间爱跟人开玩笑，李辉居然找到六（七）十一年前我在上海和丽尼（郭安仁，一位杰出的作家和翻译家）合编这本杂志。这原是以主编《良友》杂志著名当代的梁得所的计划，是他主持的大众出版社的期刊之一。我当年糊里糊涂混入上海文艺界，啥事不懂，居然混出这本出了二十四期（恰好一年的）刊物出来。现在想来实在荒唐。这本刊物丽尼除了选译几篇他喜欢的国外小说外，所有装帧选图，和个别文章都交我（其后还有一位包天笑的儿子包可华）来负责，编辑思想混乱，所以成为一本‘四不像’的东西。老板是日本回国的商人，还一再叮嘱梁得所要‘通俗’，要‘追求销路’。怪胎也就因此产生。李辉兄留下来，也是一份因缘，也保留了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一种面目。李辉所得共四期，或许将来能得到全份，那就更好了。”

黄苗子将《小说半月刊》记成出了二十四期是老人家记错了，实为十九期（1935年3月终刊）。当代人很少做的一件事，就是趁老一辈还健在的时候问问当年刊物的内幕。

李辉和葛飞将《小说半月刊》写成“《小说》”或“《小说》半月刊”，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小说半月刊》版权页所署“小说半月刊”为准，将“半月刊”纳入书名号内。另外还有一个隐患，如果“半月刊”搁在书名号外或省略，很容易与其他小说杂志混淆。

《小说半月刊》的改变是全方位的，封二增设了“文艺画报”，扉页增加了作家手迹，版式设计极尽巧思（不翻原刊体会不到）。梁得所在主编《良友》画报时采访过鲁迅，并成功地说服鲁迅允许拍照并登在画报上。这回跳槽单干，当然还会想到“拉鲁迅之大旗作虎皮”。《鲁迅日记》1934年7月4日：“上午得梁得所信并《小说》半月刊。”1934年7月14日：“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鲁迅收到的《小说半月刊》应该是7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这一期的作家手迹是郁达夫的《临安道上书所见》，里页有黄苗子的“作家漫写”，第一位漫写的就是鲁迅，这些内容鲁迅该是看到的。梁得所的信也应该是向鲁迅求字了。鲁迅赠给梁得所的是一首绝句：“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第五期扉页。据马国亮（1908-2001）讲，鲁迅诗稿原件由黄苗子保存，丢失于抗战中。这则轶闻，李辉是否向黄苗子（1913-2012）核实过，不得而知。

马国亮接手梁得所主编《良友》画报，看到梁得所跳槽后开办《大众》画报，马国亮称：“它的出现，不同于别的画报，可以说是《良友》画报最足注意的劲敌。”《良友》画报的应对之策是改月刊为半月刊，缩短出版周期，以便先发制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横空出世的《小说半月刊》同样引起了良友图书公司的恐慌，“调用郑伯奇创办《新小说》（1935年2月），显然是为了挤垮梁得所的《小说》半月刊。”（葛飞：《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伯奇在上海》）

一个月后，《小说半月刊》果然倒掉，原来的骨干插图作者李旭丹、楚人弓甚至黄苗子，都转投《新小说》画起了插图。郑伯奇高兴了：“小说的插画是帮助读者欣赏的。插画的作风若和小说的作风不一致，反来可以引起读者由乖离而发生的不快感。但是，画家要做到和原作者一致，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严肃的作品会插上漫画式的插图；有时候，轻松的作品而插画却采取厚重的笔调。”郑伯奇幸灾乐祸的话音未落，《新小说》也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