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战争与和平（六）：资本的空间

国家，垄断了对内及对外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

资本，就犹如国家这一个个蜂房中流淌着的蜂蜜。它是让国家更加暴虐，还是让国家更加平和？

让人不堪回首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殖民战争”，浓缩了国家与资本的狰狞。

然而，19世纪的“百年和平”，以及余温尚存“经济全球化”，却也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盛世，不因瑕疵而掩光芒。

世人皆言当下是转折时代。风暴已在天边酝酿。人们听到了风暴的声音——大街上的哀嚎、网络上的狂啸、战场上的炮火、外交官们不停的承诺与诅咒。人们看到了风暴的影子——危机下的失业、尊严的破碎、熟悉生活的坍塌、爱人眼中的怒火。

这也许只是一场梦。又或者，是一阵可以蹑脚躲过的风。但谁知道呢？风暴也可能打开地狱之门。

帝国主义与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人类的前路。它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让历史转折关头的人们不寒而栗。

这两场战争，是资本让国家更加暴虐的明证。

帝国主义战争为何而起？

第一种说法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其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中，把金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联系到一起。苏联的缔造者列宁认真读了希法亭的书，他在1916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几年后，列宁在这本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指出：“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第二种说法聚焦于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趋势。

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其最重要的作品、1912年的《资本积累》中，打破了马克思关于封闭的、静态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论述，指出了资本再积累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广阔的外部空间，来为它提供消费者、劳动者和自然资源。

卢森堡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因此，“旧的资本主义诸国，相互间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并日益增加彼此间的依赖性。但另一个方面，这些国家又相互间在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上，成为日益剧烈的竞争者。”

无论是列宁还是卢森堡，都推出一个结论：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而观察到：军事扩张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资本主义“消费不足”这个危机隐患，并且为资本家们新增了投资机会。

这使得军事主义与资本主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纳粹德国成为说明这一点的“经典案例”。

在参加一战瓜分世界失败后，德国结束帝制，成立魏玛共和国，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势均力敌，谁也难占上风。

夹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既敌视资本、也敌视劳工，最终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些混杂的、矛盾的主张，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其突出特点。

法西斯得势后，就打破过去的阶级僵局，同资本、特别是重工业垄断资本结盟，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准备一场新的再分割世界的战争。

斯威齐（Paul Sweezy）认为，纳粹德国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一个在阶级结构方面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经济权力则是高度政治集中化的社会”。

纳粹德国的自取灭亡把帝国主义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帝国与和平

帝国主义与战争，是历史的A面。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向我们呈现了它的B面。我们下面要讲一个帝国与和平的故事。

在列宁所说的“最高阶段”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停止发展。学者们挖空心思为新阶段命名：“晚期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赌场资本主义”“灵活积累”“知识经济”……

金融资本仍继续扩张。但与此前这种扩张的侵略性不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携手，促成了产业链的全球布局，造成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垄断资本这个词，几乎退出了媒体和学术界。跨国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让人们想不起这些企业竟然是“垄断”的。

卢森堡所断言的“外部空间”之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以另外一种方式证明了自己。正是像中国这样广阔的“外部空间”的加入，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而过去在历史书上一直可怜巴巴的“外部空间”，也以一种巨大的历史意外，华丽转身。

军工集团自然还在，但它那抵消“消费不足”的本领，让人们忘记了它是魔鬼的帮凶。

最令人震惊的是，经济开始为空间立法。

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消失。一家家政府，俨然变成一个个公司。

小国利用“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如鱼得水。

大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但没有哪个大国还在惦记别国的领土。

这实在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如伍德（Ellen Wood）所说，“世界大国不直接卷入地缘和军事冲突，这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

美国战略界发明了一个词——“地缘经济”。1990 年，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一篇小文《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这个词与大家熟悉的“地缘政治”相对应。地缘政治靠获取领土来积累财富；而地缘经济则不同，靠控制市场。对地缘经济来说，获取领土是战术选择，而不是战略必须。

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看，这不是帝国吗？

帝国的最大特点是没有边界，全球化下的世界市场符合这一特点。帝国有一套贯穿到每一个角落的规则，这也符合。

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其最广为人知的《帝国》一书中指出：“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权力没有一个确定的场所，它既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

谁是这帝国的主宰？可想而知是霸权国美国。或者说，是统治美国的大资产阶级。

但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再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

人们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瓜分世界的列强称为“帝国主义”。一个民族国家是没有资格统治另一个民族国家的，它欲统治别国，等于强装自己是古代帝国，故称之为“帝国主义”。

而美国丝毫没有强行统治别国的样子。它的统治，仿佛把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统治原则升级到了全球。

这带来了“资本主义和平”。

甚至连苏联都没能打扰到这种和平。

苏联经济圈在冷战期间与西方市场分离，没有影响西方自身发展逻辑。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积极融入全球经济。

在苏东解体的遗骸上，涌现出了大批新国家。那并非领土争夺，而更像姗姗来迟的旧帝国的解体。苏联在解体之前，也没有对领土显示出过分的热心。相反，苏联“勒紧裤腰带”援助友邦发展工业的做法，与西方发达国家争相对外援助的新现象十分合拍。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它的解体，变成了大家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发展前奏。只是苏联的工业化手段，与英国、德国等先行者竟是如此地不同。

历史的结构性反复

历史展示了它的A面，又展示了它的B面。然后呢？

这是多么令人困惑的事情！黑与白，光与影，天堂与地狱，为什么都以同样的喧嚣，挤在历史里？！它们难道是由同一个原理导致的吗？历史难道还有规律吗？

两百年前，这些问题，已经以同样的方式，困扰了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

现代世界的动荡不安、一波又一波的推翻和重建，已经在那个时代展现得淋漓尽致。

黑格尔进行了伟大的综合。他说，看哪，历史是辩证的，一正，一反，一合，螺旋型上升。

如是，历史是进步的，但它蕴含了巨大的矛盾。一些历史事件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但仔细一看，风筝长得像昨天的大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个著名的句子：“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句话中，悲剧指的是拿破仑，而笑剧则是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

2018年，人们谈论“新冷战”。因为贸易战唤醒了两个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的敌意。2022年，人们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乌克兰就像萨拉热窝，处于大国竞争的边缘地带，却已被民族仇恨点燃。

过去十余年，国家角色的重新凸显，让人不安。

首先是在经济上。2012年初，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专刊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称“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遭遇危机的同时，新兴市场中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新形式也兴起了。”

其实，并不仅仅是新兴市场搞“国家资本主义”。主权基金、产业政策、空间规划、经济民族主义……已逐渐成为全球通行做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角色虽仍扩展，但与国际组织、次国家行为体、跨国企业来相比相形见绌。如今，国家却重新唱主角。

这显示新自由主义的积累机制已经出现了疲态。

其次，在政治上，国家的角色也在凸显。“紧急状态”层出不穷，疫情期间多国“紧急状态”一再延期。若非乌克兰战事提供了事实上新的“紧急状态”，2021年底蔓延西方世界的反“疫苗通行证”示威不见得修成正果。

国家也参与了“后真相”时代的叙事之争。社交媒体的管控不再是“自由社会”的禁忌。大规模的社会控制日益成为各国治理特征。“监管型社会”“数字威权主义”成为热词。

这显示社会共识——或用葛兰西的话说“文化霸权”——已经严重缺失。

最后，在对外政策上，民族主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猛回潮。它出现在后主权天堂的欧洲。它导致了英国脱欧及特朗普胜选。它发展到了大国对领土的占取。用美国《民主杂志》中的话说， “后民族的幻象”已经结束。

这显示各国之间的敌意已难再遮掩。

对昨日重现的恐惧，先是在嘴边停留，然后汇成嘈嘈切切的私语，最后几乎变成一片轰鸣。

历史的C面

欢迎来到历史的C面！它终结了B面，却脱胎于B面。它试图回到A面，但最终却成为一个全新的东西。

资本主义有利于和平的一面——原子化的个人、自由的市场、人人平等的法治，构建出了一种“普世均质”状态。价格及利润率拉平的趋势，催生一个“平的”世界。康德所设想的世界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各国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同扬弃国家之间的敌意的世界。

但资本主义也有不利于和平的一面。资本积累是“差异化”的，更高的资本积累率就意味着更大的权力，而人对权力的永恒追求意味着永恒的竞争。这种竞争在空间上的呈现，即是资本与种种政治空间安排的结合。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前资本主义因素、非资本主义因素（比如民族主义）卷裹进来。

让我们凝视当下。

一切似已难以为继。

资本主义的空间已经耗尽。没有殖民地了，也没有新的东欧、中国和印度。地球已经饱和。甚至连虚拟的空间，随着“元宇宙”的出现，似乎也已走到了极致。

过剩的生产找不到消费者。同时，过剩的人口找不到工作。这某种程度上拜“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赐。无论经济增速高低，大量裁员已成各国普遍现象。

国家与资本的巨大矛盾，无法再靠福利制度或空间灵活安排来缓解。各国的内部都被撕裂了。全球饱和之后，国界之内遭反噬而破碎。资本积累效率与政治合法性难再得兼。

当系统死机，只有重启。

如果只有战争能带来重启，许多力量便会推动战争。直到某一国、某几国，能按自己的模样和需求来重塑世界。

以上为第一种情景。

下面让我们审视第二种情景——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革命后，俄国革命者所希望的“世界革命”没有发生，俄国人只好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保卫革命，结果落入了国家的窠臼。虽然，根据俄国革命的事实，卢森堡提出边缘区革命论，考茨基提出不断革命论，但今天看来马克思更早的看法也是正确的——革命只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成功；历史发展阶段难以跨越；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个人极大解放和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社会。

当前，工人运动可以说处于《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最低潮。且由于阶级划分日益模糊，左派理论家们已不再寄望于老式的阶级革命。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走向了对话语的争夺。奈格里和哈特则把非物质领域的生产和消费作为新的抗争空间。

固然有一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如“占领华尔街”被认为反映了新的抗争方式；法国极左势力已与中间派、极右派三分天下。但这离世界同时革命差得远。

最后一种场景则是一条中间道路——历史的惯性、空间的重构。

我们看到，即便筑起“小院高墙”，各主要大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仍逐年攀高，只是增速放缓而已。因此，与其说我们经历“去全球化”，不如说“慢全球化”。

此外，虽然经济往来仍继续，但各国亲疏有所调整。印度成为俄罗斯石油新的重要买家，而美国则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原油供应国。

国家正在夯实经济边界，但也在推进国界之内和之外的经济空间重构。英国从欧洲经济圈向外漂移，希望成为众多经济板块的枢纽和全球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一带一路”几乎变成一个“非美国”地带，在新自由主义秩序内部潜滋暗长。美国大力推进的经济制裁、技术出口管制和“友岸外包”，则是要把一些国家和地区排除在资本主义核心区之外，换言之，在人为创造一个新的“外部空间”。

延缓和转移危机，总有许多方式。

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时分才会起飞。历史，只有在终结之时，才会向我们显露它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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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