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驾驭：南非的马、人和历史》：人与马的社会环境史

Sandra Swart, Riding High: Horses, Humans and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0

在人类历史上，与人最为亲近的动物，有人说是狗，有人说是马。在《马的世界史》中，木村凌二认为，“如果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那么或许可以说马是人类最善良的奴隶。而且，马充满跃动感，完全不失其优美的气质。所以应该说，马是受人类敬爱的、高贵的奴隶，也可以说马是最像好朋友的仆人。”（木村凌二著，杨明珠译，《马的世界史》，玉山社，2004年，第268页）显然，木村在这段话中强调了两点：相对于狗，马既是最听人话的役畜，又是气质优雅的伙伴。前者指马作为狩猎、游牧、交通和作战的骑乘马和农耕、运输的动力来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者指马作为竞赛马、马术表演者以及马主的身份象征，在文化和权力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尽管马对人很重要，但现代人几乎完全遗忘了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动物史研究中，马是引人注目的物种。动物史研究是历史学关注弱者的取向和动物伦理与环境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顺着历史学中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思路前进，自然会关注到先前被忽略的动物。现实中对濒危动物和环境破坏的关怀需要对动物在历史上的演进有清楚的认识，从而为在生态学基础上对濒危动物的拯救和保护提出可行路径和目标。由于动物史展现出把历史引向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潜能和趋势，有学者称它代表着历史学的“动物转向”。（Dan Vandersommers, “The ‘Animal Turn’ in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The Newsmagazine of American History Association, Nov. 2016. 陈怀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张博，《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第129页）暂且不论动物史能否带动历史学的革命性变革，但它的出现至少形成了历史学和环境史学的一个新领域。与环境史相应，动物史研究环境整体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史。人还是一般环境史中的那个人，既具有自然性又有社会性，既是单个的人又是群体的人，但动物却与一般自然环境不同，动物与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在与人作用的同时也与周围环境进行着能量交换和新陈代谢。因此，与一般环境史相比，动物史更是环境整体中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史，是生态史。在动物史中，马既不同于濒危动物，也不同于宠物，而是既具生产性又具文化性的，在人类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伙伴。因此，马的环境史值得深入研究。

斯沃特的博士导师是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斯坦利·特拉皮多。他在南非殖民史、种族关系史等领域成果突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其他学者一起引领着南非史研究的潮流。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研究中，进而探讨不同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开创了南非史研究的新领域，对后辈学者影响巨大。（Wayne Dooling, “Obituaries: Stanley Trapido, 1933-2008”,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60 (4) 2008, pp.683-686）斯沃特就是他晚年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指导的博士生，论文选题一如他老师的研究惯例，研究尤金·马雷斯 （1871-1936）这位精明的阿非利卡人在阿非利卡认同形成中的作用。不过，在博士期间形成的开放性思维和对非洲史研究中环境史流派的关注结合，让她在毕业后不久就与自己喜欢动物的私人爱好结合，迅速建立“南部非洲动物史研究小组”，开展对马、狗等动物史的研究。受特拉皮多的影响，她的动物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史研究结合，关注南非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与马的关系史。

作者和她的马Aztec

《驾驭：南非的马、人和历史》分析了人马关系演进对人和马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意义，建构了马被人利用的社会环境史和马创造的世界的历史（这一部分比较弱）。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通过对史学史的批评性回顾，提出在社会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人与马的社会环境史的目标，说明全书的分析将围绕马和权力这两个主题展开。第二章借用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分析作为外来入侵物种的荷兰殖民者和马在从开普角向内陆进发过程中的本地化及其在殖民国家建立中的作用。第三章分析了随英国殖民者而来的育种业对于血统和纯洁性的追求及其与种族主义的合流。第四章分析了索托人对马的接纳和利用，尤其是莫舒舒利用马统一部落社会、建立王国和抵御殖民者的历程。第五章分析了马科战士在南非战争（1899-1902）中的作用以及战后对马的纪念，展示了在战争环境中马的变化和人对马的新认识。第六章分析了二十世纪上半期马的角色由运输、生产、战争的工具向表演者的转变及其对既有种族和性别结构的冲击，解析了关于马的文明论和身份认同论的叙事。第七章分析了骑乘马引进南非后阿非利卡人的身份认同从种族向阶级转变的趋势，展示了国际现代消费主义和本土怀旧的身份认同的冲突。第八章总结了马对十七世纪以来南非历史的影响和马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指出构建以马为中心的环境史的可能性。

《驾驭》采用了社会史的分析思路，并在其延长线上关注了马。换言之，马是被当成受压迫的种族、被统治阶级和女性的同类被纳入南非史。在南非史研究中，激进的社会史挑战了以精英为主的历史研究，转而关注作为绝大多数的、被统治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在抵抗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中的主导作用。如果把这三个群体视为弱者或底层，那么顺着这个思路自然会想到被宰制的环境和动物。不过，与被压迫的人群一样，环境既不能为自己发声，更是无声的弱者。在非洲史研究中，已有学者研究了马的历史，不过，马在他们笔下完全是被动的，虽然以马的名义，但写出来的是使用马的人的历史。（Robin Law, The Horse in West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Humphrey J. Fisher, “‘He swalloweth the ground with fierceness and rage’: The horse in the central Sudan, II: Its us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4(3), 1973. James Webb, “The horse and slave trade between the western Sahara and Senegambi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4(2), 1993. Martin Legassick, “Firearms, horses and Samorian army organization, 1870–1898”,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7(1), 1966）非洲环境史研究兴起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成为一个研究重点，但关注的是濒危的斑马而非广泛用于生产和表演的家马。（John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Jane Carruthers,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1995）斯沃特采用激进社会史的思路，开拓南非马的历史研究，构建人与马的社会环境史。正因为这是一项没有既定规范和研究框架的创新研究，因而她谦虚地说，这项成果没有定论，只是一个与档案、口述史料等的对话。

在斯沃特的心目中，社会环境史不是一个范式，因为范式是公认的理论体系或模型，有独特的方法、框架和基本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把社会史和环境史这两种新左派史学方法融合在一起的、从被压迫的人走向无声的环境研究的学术上的红绿联盟。作为方法的社会环境史就是把人与马通过权力在不同层面的形成和流动联系在一起。具体而言，入侵物种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和来自欧洲和荷属巴达维亚的马登陆开普之后，逐渐以他们代表文明而当地人代表野蛮落后且需要改造的对象来建立起统治地位，同时以白人男子骑马和非洲妇女骑驴来标识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又与英国殖民者在育马业中坚持的血统论以及雄马的决定性作用结合，强化了现实中为了保持白人纯洁性而实行的种族主义。与此同时，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马在南非迅速本土化，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开普马、布尔马等，成为南非白人建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然而，与种族主义和性别结合在一起的马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不受地缘和政治的约束，通过工资劳动、贸易和战争流向非洲人和女性，并随着经济的升级而逐渐冲破种族主义藩篱，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新社会分层。索托人逐渐拥有大量马匹，并利用马促成军事王国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布尔人和英国殖民者的兼并。战争结束后，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大量马匹流入布尔人的农场，但与此同时部分布尔人进城，于是马的功能和角色从生产转向表演，白人女性成为广受欢迎的骑手，阿非利卡育马者由于受到美国消费主义影响而逐渐分化，部分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追求金钱、成功和快乐的中产和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仍怀恋过去、坚守马在民族起源和男子汉气概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种族叙事。马的流动因此而超越经济、社会从而具有文化的意义。显然，用社会环境史的方法构建的南非人和马的历史既是复杂的、立体的，也是典型的、独特的。

作者在蒙古骑马考察
 

阅读《驾驭》，还有两点突出的感受。一是把南非社会环境史置于全球史中来认识；二是在丰富扎实的档案研究基础上加入了富有感情的实地考察获得的认知。1652年之后的南非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荷兰殖民帝国和英帝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1948年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制度后，因为受到大部分国家的制裁而在经济政治方面比较孤立但娱乐文化的交流反而变得异常活跃。马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因为生产性功能而需要不断改良品种，需要从世界各地进口具有高贵血统的种马，杂交成功后也向世界出口优质马。南非是世界马市场网络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节点。此后，南非以其独特的马文化而成为国际赛马和马术表演市场中的重要一环，美丽、精致、彬彬有礼的南非马成为国际赛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因此，南非马的历史必须从帝国史和全球史的角度来认识，《驾驭》不但全方位展现了马这个入侵物种在南非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在更大时空范围内关照体现了南非马的世界历史意义，突破了克罗斯比关于生态帝国主义的经典论述。克罗斯比那个遥远而温和的新欧洲并不包含南非，另外，欧洲殖民者带着自己的生态旅行箱进行单向输出，造成生态替代，其动物在殖民地大都野化，殖民之恶几乎被简化为生态传播。南希·雅各布斯首先挑战了新欧洲不包括南非的片面之论。（Nancy Jacobs, “Latitudes and longitud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a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Kronos: Journal of Cape History, 29(2003).）《驾驭》以马为例继续充实和修正克罗斯比的观点，把马的输入与输出变成了双向互动的过程，同时凸显出马和马文化的本地化以及非洲人对马的利用，但并未把南非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极端不平等简单地归咎于马。可以说，作为新欧洲的南非呈现出比克罗斯比笔下的新欧洲更为复杂的历史样貌。

原创性的历史研究一定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档案资料毫无疑问是第一选择，但这对研究马的历史是不够的，因为马不会说话，没有直接的史料传世。然而，马是活生生的有机体，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社会。这要求研究马的历史学家必须与马亲密接触，在追寻马的足迹中理解马。从《驾驭》中可见，斯沃特在自己养马的过程中，在南部非洲、美国、蒙古、东南亚等地的田野调查中加深了对马的理解和感情。这使她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像马一样思考”的通感，在身临其境中对不同马种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形成具有现场感的恰当认识，进而对相关档案做出切实而非字面的、望文生义的理解。当然，这样的田野调查因为要骑马深入崇山峻岭、穿越不同海拔而惊险刺激，充满危险并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应该说，没有对马和环境史的热爱，就无法完成这样的田野考察，也就不会产生这本开创性著作。她也因此自称自己是一只自由放养的灵长类动物，而最令她兴奋的是骑马驰骋田野进行考察。（张瑾，《专访非洲环境史学家桑德拉．斯沃特：把动物放在叙事的核心位置》，《信睿周报》第59期，2021年10月1日）换言之，她是用脚步丈量人和马生活的环境、用自己的真情和生命体验去构建南非人与马的社会环境史。

作为一部探索性著作，还有一些内容需要进行深入讨论。第一，社会史讲求“自下而上”观察历史，然而，斯沃特的著作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非洲人、奴隶和无产者以及非洲女性上，这当然与非洲人男女被禁止用马有很大关系。但是，社会是一个完整结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作用，共同维持和推动这个结构前行。所以，尽管只有少量被统治者被雇佣为白人主人照顾马，但他们与马的关系、驾驭马的实践以及在马的扩散中的媒介作用等都是值得深入挖掘和分析的。另外，由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张力，对统治者文献中的盗马贼等记述进行“逆其纹理”的解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建构没有文字资料留存的被统治者的历史。

第二，与第一点相关，如何写出真正的马的环境史？斯沃特在第八章总结全书时对自己企图写出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写出马的环境史直言不讳，不过，她提出了建构马的环境史的思路，那就是重新认识能动性，使马成为历史的主角。在人类历史中，能动性指人的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这是在旧的权力结构中认识能动性。但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人只是以外力的形式介入马的生活。因此，对马的能动性的认识不能沿用人的思路，而是从马的生理和社会性出发，在马与人的互动中来理解。马用自己的感官感知世界，按自己的伦理安排饮食和行动，以自己的方式抵御人的驾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马的独特能动性，以此为基础写出来的是马作为主体、与人相互作用的马的环境史。显然，这个思路纠正了以人为中心的能动性认识，但并没有完全倒向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在这两者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换言之，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但不易实践的新思路，值得在探索可行性的基础上付诸实践。

第三，马与种族主义的关系是《驾驭》着力建构的，但种族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它的崩溃与和平过渡，马在南非和平过渡中的作用、和平过渡后马的角色发生了什么新变化，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在种族隔离制度崩溃中，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的更新为基础的，这种更新不能说与马所代表的消费文化的盛行无关。另外，在转型和新南非建立后，非洲人在赛马和马术表演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展演者和广大观众中是否出现格尔茨在印尼斗鸡中观察到的、具有深描意义的现象呢？对这一部分的补充不仅让南非人与马的社会环境史成为一个整体，更能凸显非洲人在人马关系史中地位的变化，进而彰显南非和平过渡的环境史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马的环境史来重新认识南非历史上这场革命性变化，进而有利于南非环境史研究的主流化。

总之，《驾驭》是一部探索性的原创著作，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继续推进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