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浙江与东亚

3月31日至4月1日，由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承办的“浙江与东亚”学术论坛及第二届“浙江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顺天乡大学等国内外一流高校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三百多位国内外师生以线下、线上方式参加会议。

与会学者

本文整理部分学者发言，从不同角度呈现浙江与日本的历史文化关系。

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发表了题为《东亚纠葛的内在结构》的演讲，韩教授首先梳理出历史上两国关系的总体状态——友好和交恶反复不定。韩教授的演讲从“东亚切割与东亚一体的奇异组合”“千年回溯看百年争点”以及“对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三个维度展开，指出日本在模仿东亚“封贡体系”的原理建构出以武力为后盾的“武威华夷秩序”。近代以来日本扮演了使西方以国际法为基础建立东亚区域国际关系的急先锋角色，日本肢解掉了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后，利用“封贡体系”、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且承载了近代价值的“国际法”原理建构出东西混搭、古今杂糅的日本中心主义式的华夷秩序。韩教授通过勾勒出日本在东亚关系发展史上的从“请封到自封”的自中心化过程，指出仅仅在近现代的意义上、局限于两个国家之间把握和理解中日关系，会因前近代及其曾有圈域的不在场，使问题本身变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韩教授强调若要相对准确地检视形成于跨时空维度下的中日关系，便必须通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去尝试某种结构性的分析。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吴疆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从区域历史周期看浙江与日本九州的互动关系》。吴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区域周期理论，指出区域周期存在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其次介绍了明末清初日本九州与浙江佛教的交流交往，不仅涉及僧人，而且梳理了商人、士大夫、官员和各种身份文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区域视角，吴教授重点探讨了中国浙江杭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同时论述了日本九州所承担的“文化中转站”的媒介作用。吴教授强调，施坚雅的历史周期理论为考察近世日本九州与中国浙江佛教的区域互动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区文化圈的形成空间及其演变过程。

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阿育王寺

日本早稻田大学吉原浩人教授演讲的题目是《阿育王塔传承在中国和日本的展开》。阿育王（Ashoka）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他铸造了八万四千座塔为前半生所犯恶行赎罪。“阿育王起塔八万四千座”的传说广泛流传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地区。吉原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会稽鄮县阿育王塔信仰的传承、金陵长干寺阿育王塔的传承以及日本古代阿育王塔的传承，指出吴越王钱俶造塔八万四千座传入日本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佳话。“阿育王造塔”传说超出了佛教的范畴，成为东亚地区各国共通、共享的文化母题，具有区域文化符号的意义。

北京大学王新生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日本近代化挫折的制度性因素》。王教授首先介绍了比较政治学中“新制度论”的概念，认为有必要从过程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结构。他指出，相比结构性的政治制度，非正式惯例有时发挥着更大的政治作用。以伊藤博文为核心的近代日本政治制度设计者组建了诸多明治宪法规定以外的组织和机构，如元老、内大臣、枢密院等。伊藤博文等政治设计者还根据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了国家政治的框架，最为典型的就是从“超然主义”政治形态向组建政党的转化。

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明州与宋丽海上丝绸之路》。魏教授指出，明州（浙江宁波）是宋元时期中国对东亚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港。今年，恰值北宋徐兢出使高丽900周年，徐兢撰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不仅是研究12世纪高丽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历史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而且其有关宋代明州与高丽海上航路的记载更是研究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文本。魏教授通过梳理徐兢生平及《高丽图经》的内容和史学价值，着重分析了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和两国海洋文化的交流。

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万历朝鲜之役时期浙江的地位：以刘元霖〈抚浙奏疏〉为中心》。孙教授指出，刘元霖为浙江巡抚八年（1594-1602），他的《抚浙奏疏》是考察浙江巡抚职责与万历朝鲜之役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既是浙江地方军政长官，又是丁酉东征最重要的后方应援官员。当时，明廷在浙江五次征兵，三次水兵、两次陆兵，几乎为水兵的一半、总体兵力的七分之一。同时，浙江为东征造船、征饷、派出商船等，浙江田税增加了百分之七十，每年税额白银几近百万两。对于选将、征兵、训练士卒、筹饷、清理冗费、顾恤将士等等，每项他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既满足了朝鲜前线的需要，又顾恤了浙江地方的安宁。孙教授认为，透过《抚浙奏疏》的研究，既真切地把握了浙江在朝鲜之役中的重要地位，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

《钱塘观潮图》

浙江大学杨雨蕾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明清朝鲜文人的浙江潮认知》。浙江潮是钱塘江注入东海，在杭州湾入海口形成的海潮。杨教授指出，钱江大潮的汹涌和壮丽早在唐宋时已经闻名，成为当时杭州人中秋节前后的一大乐事。宋代苏轼《八月十五看潮》有“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之句，元代叶颙《浙江潮》有“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诗句，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将“浙江秋涛”纳入在“钱塘十景”中。明清朝鲜文人虽然没有机会亲眼观览到浙江潮的壮丽景象，但是得益于传入朝鲜半岛的唐宋以来作品，他们的诗文不乏浙江潮的身影。从恢弘壮阔、气势磅礴的代名词，到伍子胥敢于直谏、忍辱含冤、忠孝双全的精神象征，在朝鲜文人的笔下，浙江潮不仅是自然景观，而且是声音景观、文化景观，更是怒、怨之情绪的表达，充满着对忠义气节的推崇和敬仰。这种推崇和敬仰在明清交替之后，带上了朝鲜文人特有的尊明、思明的色彩，朝鲜社会传统“尊王攘夷”的华夏文化中心观念由此彰显，浙江潮于是成为一种文化力量深入到朝鲜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无论是壮阔的景观，还是忠烈的意象，浙江潮都已经融入明清朝鲜的儒家精神之中，超越明清地域文化的色彩，成为东亚海域世界的一种文化象征。

清华大学教授刘晓峰演讲的题目是《古代东亚的赤山信仰》。刘教授指出，中国山东半岛最东边成山头的赤山大明神体量巨大，却很少有当地的香客和香社支持。这意味着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他们熟悉和信仰的本地神灵。刘教授认为在唐代中国与新罗之间活跃一时的张保皋、曾经在中国巡礼学佛留下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还有当地方志文献中有关赤山法华院的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与这些纪念物直接联系的，不仅有日本京都的赤山禅院、与圆仁关系密切的比叡山法华总持院、前唐院、清海镇大使张保皋碑等一系列遗迹，还有与朝鲜半岛张保皋的海上活动相关联的莞岛（清海镇）法华寺遗址、济州岛法华寺遗址等等。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我们能够窥见日本僧侣圆仁和新罗僧侣、在唐移民以及当时海上非常有实力的张保皋势力之间复杂的联系，可以发现与法华经的传播密切相关的佛教交流，而赤山法华院则是所有这一切最核心的结点。

本次研讨会对“浙江与东亚”的研究对象、理论范式和实践意义进行了深刻交流研讨，对如何把握历史文化交流和区域间文明互鉴提供了更清晰的路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