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崩塌》｜在任何时候，危机和盛世只差一步而已

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17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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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是什么？

张明扬在《弃长安》一书中写道：

盛唐的名字就叫长安。

盛世戛然而止于安禄山起兵那天：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

但对于长安这座城市和生长于斯的上百万居民而言，盛世完结于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他们的皇帝在这一天弃城而去。

大唐王朝从盛世到没落，只有短短八年！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历史节点，不乏后世的关注与研究。

对于这段历史，如果说张明扬在《弃长安》中是从细节着手、以文学性风韵给历史以想象，从一个感性者的视角带读者入景入情、去身临其境感受安史之乱局中人的挣扎和困境，那么郭建龙在近期新书《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中的呈现，就更像一个理性主义者，带你埋头扎入这错综复杂的棋局中，揪着一个个线索去挖掘这盛世的前世今生，厘清它背后的顽疾如何把它推向毁灭，这盛世之下王侯将相、平民百姓又有着怎样沉浮不定的命运。

了解郭建龙的可能多少会知道，他在业界已然是出了名的双高作家——“高产且高质量”。已出版过多部大热作品，诸如在读书界持续引起关注的“帝国密码三部曲”以及《汴京之围》《穿越非洲两百年》等等。

内斗不断的王朝

文 | 郭建龙

选自 | 《盛世的崩塌》

在中国历史上几个疆域较大、时间持续较久的大一统王朝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唐，至于分裂、文弱的宋朝，一直是作为教训出现的。但这种史学观点往往忽略了下面的事实：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开国不久，秦王李世民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他的哥哥（当时的太子）和弟弟杀掉，换来了皇冠。这次兄弟之间的杀戮也造就了唐代的内斗精神。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是，唐代却并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国家，李世民兄弟三人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亲信体系，结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种赢者通吃的传统：只有残酷斗争中的胜利者才能获得政权，而其余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不会对胜利者产生威胁。

朝堂内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分野，存在着两大政治传统。其中一支是从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纯粹的汉族文化体系。

在秦和西汉时期，这个体系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有着激烈的内斗，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安全感。可是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之后，为了减少这种斗争对政权的消耗，提倡文治，政权内部的权力制衡也增加了。

东汉末年制衡第一次失调，随之而来的崩溃造成了三国时代的混乱。西晋初期，晋武帝试图恢复内部的制衡，进行文治。不幸的是，北方出现了另一政治传统：由游牧民族带来的更加有活力却更加血腥的政治。游牧民族起源于马背之上和战争之中，他们对政治的权力制衡和制度建设一窍不通，却个个能征善战，很快冲垮了西晋司马氏的重建工作，将秉持秦汉以来文雅平和的政治传统的人赶到了南方，在北方建立了以军事征服和强力为特征的政治体系。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弱的政治传统接近消亡，而北方缺乏制衡精神的武力统治传统却居于强势。这种北方政治传统由北魏传给了西魏，又由西魏传给了隋，最后被唐所继承。

隋代时，开国势力依然以武将集团为主。而在王朝内部，不管是皇子之间还是大臣之间，必须靠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决定胜负。这种野蛮性是作为隋代重臣的唐高祖父子所熟悉的。而唐代又偏偏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新建设的朝代，它基本上继承了隋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将北朝以来的杀伐气也继承下来

唐太宗像丨图源网络

唐高祖后期，三个儿子的势力范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唐高祖并没有能力控制三个儿子，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力，只能试图在其中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随着三个儿子斗争的显性化，一次血腥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了，没有人会遵循点到为止的方针，必然需要取得对方的性命，才能结束。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在他的儿子和大臣之间，还会分裂出许许多多的派系来，这些派系依然遵循“以杀掉对手为终结”的规则，而唐太宗在制止这些杀戮上依然无能为力。他本来想做一个仲裁者，却发现自己仍然是个参与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办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们，让他们忘记杀戮的本性。他的事迹后来经过史臣吴兢的记录，变成了一段千古佳话，以“唐太宗纳谏”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约束，而仅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我们可以将唐太宗时代和宋代最自由的宋仁宗时代做一个对比。宋仁宗时代，是一个大臣可以和皇帝激烈争吵的时代。如果宋仁宗实在忍受不了某个大臣，想杀了他，首先会意识到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老祖宗（宋太祖）时就已经禁止杀害文官。更重要的是大臣本人也知道皇帝无法杀他，因为皇帝没有这个权力。

可是如果皇帝一定要打破所有惯例杀了这个大臣会怎么样呢？

首先，皇帝会遭到谏官的反对。谏官由于知道皇帝无法下旨杀自己，一个个以和皇帝吵架为荣。在谏官的鼓噪下，从宰相到大臣也都知道杀死大臣是不妥当的，于是，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不会被执行。这种遵守传统又互相制约的体系，让皇帝根本不会动杀死大臣的念头，最多将其革职了事。只有到了北宋末年，随着新旧党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并已经到了亡国之际，才出现了少量杀大臣的例子。

但在唐代，皇帝却没有这样的约束。即便史官再称赞唐太宗是明君，但事实上，太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第一，他是有权力杀死任何人的；第二，他之所以不杀，不是因为不能，只是因为不愿意；第三，他听别人的意见，也不是必须听，而是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得了；第四，他不愿意听的时候，甚至有权杀死任何给他提意见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对一位叫作穆裕的官员感到不满，立刻发怒，要在朝堂之上将他斩首，但被太子劝住了。于是大臣长孙无忌立刻抓住机会恭维皇帝有个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维下，捡了个台阶下的同时，对太子也夸赞一番。在这里，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而大臣们与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个易怒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既可以选择收敛自己的脾气，也可以选择不收敛。即便是善于直谏的魏徵（太宗自己树立的直臣的榜样），太宗也数次动过要杀死他的念头。

正是因为唐代缺乏对朝政中杀人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皇帝可以随便杀人，大臣和宗室之间胜者为王的风气，使得唐代的内斗愈演愈烈。

在这种风气之下，唐太宗的儿子们也继承了和父辈一样的传统，在父亲还活着时就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唐太宗作为一个仲裁者显得手忙脚乱，家庭事务又成了皇帝晚年的包袱。而在他死后，这种斗争更是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混乱一直持续到了高宗时代。在太宗的儿子中，太子李承乾因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谋反而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因为争夺皇位被贬，齐王李佑被赐死，蜀王李愔死于流放，蒋王李恽自杀，越王李贞因为反抗武则天被逼服毒自尽。

与皇帝的家庭悲剧相比，大臣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唐太宗本人由于想制止杀戮，还显得比较克制。为了表彰追随他打天下和夺权的功臣们，唐太宗在太极宫的凌烟阁中为二十四位功臣画了像，在这二十四人中，太宗只以谋反罪杀掉了两个——侯君集和张亮。侯君集是因参与了太子的谋反而被杀。至于张亮谋反，更像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事件。当人们告他谋反时，唐太宗面对无力的证据也选择相信，只是因为张亮的养子太多，太宗害怕他形成家族势力而无法制衡。

到了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和儿媳妇（也是太宗的嫔）武则天时代，皇帝的权力更加没有限制。两人执政时期，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唐太宗的亲信大臣上官仪、长孙无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宰相刘祎之等都死于非命。

武则天丨剧照

即便在整个唐代，由于皇帝的杀戮和内部斗争，高官也是个极其危险的群体。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人，在宰相职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罢相后惨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来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职也同样危险，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现代人将武则天定义成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历史上，武则天除了丰功伟绩外，还是一个会玩弄手腕的女强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时代，以及她单独统治的时代，从整个唐代来看都属于酷吏时代。

中国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特征，当朝代建立后，恢复了和平，政府对民间的干扰不多，于是就会产生一次超级繁荣。但在超级繁荣时，官僚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却在加速，这种破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税收的提高；二是官僚阶层的失控，即便中央政府也无法管理基层的官僚队伍。

到这时，皇帝就会采取措施，对官僚阶层进行约束，这就到了第一次酷吏时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酷吏的力量来重整官僚队伍，同时由于皇帝的集权动作，使得民间经济发展也放慢下来，产生朝代中期的第一次凋敝。

这个经济收缩和集权的时期在汉代对应汉武帝时期，在唐代就对应武则天时期，而在清代则对应雍正时期。但是一个王朝的第一次酷吏时代又总是会结束的，皇帝的集权举措也会暂时退缩，于是就有了经济的再一次发展，这在唐代就对应唐玄宗的开元时期。

武则天的酷吏时代是皇帝借助低层的酷吏，对官僚阶层进行的一次整肃行动。甚至到武则天死后，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都无力恢复正常的官僚秩序，唐代政权仍然在酷吏与宫斗的剧情中颠簸，直到玄宗利用两次血腥的政变上台。到这时，唐代已经在浴血的内斗中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在这样的斗争中，唐代的官僚制度遭遇了严重的破坏，而与内斗相伴的，还有更加复杂的外部局势。

内容简介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历史节点，作者从唐朝一系列制度设计的缺陷开始讲起，对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内部复杂的社会经济危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唐朝外部军事政权的变化进行了深入考察，试图追溯唐朝伟大的盛世如何一步步建立，又是如何迅速崩溃的，探究大厦将倾的历史背景下皇帝、贤相、武将、聚敛集团，以及于洪流中挣扎、沉浮不定的文人们的不同选择和结局。他们共同见证和造就了这一盛世，也在崩塌之时以己之力试图挽救，但都无力回天……

本书分为《盛世》和《崩塌》两大部分，立足两唐书、《资治通鉴》原典，结合相关历史笔记、诗文等资料，用通俗流畅的叙事笔法，细致还原安史之乱历史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探寻唐帝国盛衰之变背后的深层成因，以及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作者简介

郭建龙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数十个国家，用游走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

已出版历史畅销书《丝绸之路大历史》、《汴京之围》、“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历史游记《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等。译有甲骨文丛书《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