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从费孝通看社会学中国化

进入社会学

费孝通的名字源于父亲费璞安的经历，留学日本后，费璞安应张謇邀请任教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于是在清王朝最后一年（1910年），第五个孩子出生时，授以“孝”（世交张謇的孩子“孝”字辈）和“通”（通州）字作纪念。

但费孝通对自己为何姓“费”更感兴趣。

为了不受欺负，从小体弱多病的费孝通被母亲送到苏州女校中学读书。在女校，女同学们只叫他“小废物”。下学了，费孝通拉着母亲不依不饶地问，为什么自己姓费（废）。

1930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费孝通被勒令从东吴大学转学，而后他北上来到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招生纳新时，社会学系主任杨开道对他说：“社会学能解决你为什么姓费的问题。”16年后，已是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的费孝通写出《生育制度》，说起原因，还是想知道自己为何姓费，而不姓宝，这样就能“变废为宝”。

进入燕大社会学系后，费孝通在他那往后可观的学谱上写下第一笔。展开这张学谱，纵向看，串联起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变迁史；横里看，共事者是成就他学术生涯中绕不开的名字。

如果没有吴文藻，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是另一番模样。1929年，吴文藻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在一片移植西学的教育环境下，提出“社会学中国化”。

1933年，吴文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来燕京讲学。在比较研究了西方各类社会学、人类学派后，吴文藻最终选择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框架。

帕克交给了中国学子一把钥匙——“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y）。借鉴了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帕克提倡社会学应理论联系实际。推开门，象牙塔里的人总算见到了活生生的北平市井生活。在天桥的贫民窟，八大胡同的红灯区，北平的监狱里……年轻的中国社会学者们踏出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前奏来，“社区研究”的研究方法如曲谱在中国逐渐被奏响。

一同名声渐起的还有这批年轻的社会学者们，这是吴文藻另外一个伟大的贡献，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学科人才。夫人冰心戏称他们“吴门四犬”--林耀华、瞿同祖、黄迪、费孝通--1910年出生，属狗，是吴文藻最有名的四个学生。

最初，抱着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踏入燕大的费孝通时常迷茫，因为课堂上接触不到与中国有关的的理论案例，直至遇到吴文藻，两人一见如故。燕京三年，费孝通读完了吴文藻书架上的书。最后，费孝通的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的指导老师包括吴文藻、顾颉刚、潘光旦、王佩铮、帕克和史禄国，师资阵营何等豪华。

1933年，费孝通燕大毕业，在吴文藻的推荐下，他来到隔壁的清华园，成为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清华唯一的研究生。

是十月革命令23岁的费孝通遇见流亡中国的46岁的史禄国--26岁获院士头衔，名字却被写在“反动学术权威”一类——回不了家乡的学者对自己的身世始终守口如瓶，却也不可避免地给学生留下了一张如临大敌的紧张表情--在史禄国清华家中，门口突然就出现了几名外国人。后来朋友告诉费孝通，“苏联的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无孔不入的”。

史禄国不曾系统讲课，示范了怎么操作人体测量的仪器，丢下几本书给学生自读，便自己埋头于书斋工作。不过，他也给了费孝通一把钥匙--碧瓦红墙里足供20余人使用的实验室，费孝通独自享用了两年。

在费孝通埋头苦学的座位旁边，还站着一个人体骷髅。但令费孝通害怕的是，见到史禄国在自己统计纸上写下“重做”两个字。费孝通没听懂“胚胎学”和“发生学”这两门课，“现在看来是生物工程”。

1935年，史禄国离开清华，费孝通硕士毕业后用了庚子赔款的钱公派留英。费孝通说：“史禄国在国际上有地位的，他的学生出去，不能给他出洋相的。” 那一年，史禄国递给费孝通两双防蚊虫的美国大皮靴，要求费孝通在国内将论文的资料收集好。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费孝通燕大的师妹，吴文藻评价“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特的天才”）来到了蚊虫猖狂的广西瑶山。

在瑶山，费孝通第一次经历死亡。他不幸落入当地土著为防御野兽的老虎陷阱。王同惠救不出他，跑去找当地人求助。幸而穿着史禄国送的皮靴，费孝通挣扎出来，浑身是血地爬了一夜获救。但王同惠不见了。瑶族的巫师说，在水里。七天后，尸体在山涧找到。

学者谢志浩评价这段悲剧，认为这暗示着中国人类学上著名的出师未捷身先死。

同年，吴文藻邀请人类学结构-功能派代表人物德克里夫·布朗到燕京演讲，布朗把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带向了农村——“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

而在广西的费孝通扶棺离开了伤心之地，回到苏州养病。去英国前，他拄着拐杖在姐姐费达生办缫丝厂的开弦弓村进行调查。传统的祖母塞他一包乡土，叮嘱他要是想家了，就冲着喝。

在潮湿的伦敦，导师马林诺斯基每周五下午的Seminar是学界有名的沙龙活动。马氏体弱，怕感冒不许开窗，又是个大烟斗，讨论在烟雾缭绕、口音各异的你来我往中进行。起初，费孝通什么也听不懂，躲在角落和同学一起“喷烟”，但时间久了，倒也被马氏的烟斗“熏陶”出一些观点，带着苏州口音加入了研讨。

马氏与费孝通关系亲密，是费孝通“热爱你的叔叔”，他安排费孝通住在一位“一战”的军官寡妇家，与寡妇一道喝茶，一道吃饭，要他闻一闻英国上层的味道。在伦敦，费孝通对人类学和殖民地问题颇感兴趣，除了马氏，他同时吸收了弗思（Raymond Firth）、理查兹（Audrey Rids）、托尼（R.H. Tawney）、拉斯基（Laski·Harold Joseph）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的学术思想。

此时的人类学也正发生着变化，从研究原始民族到发达民族--这和费孝通来英之前的两次田野调查正好吻合。临近毕业，费孝通拿出瑶山的研究，马林诺斯基摇头，拿出开弦弓村的调查，马氏点了头。

《江村经济》如此诞生。马林诺斯基盛赞：在熟人社会，看出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格局和生态，是非常了不起的。此书在欧美国家多次再版，至今是伦敦政经的必读书目。

其传记作者戴维·阿古什在《费孝通传》中曾指出年轻时的费孝通：“概括的缺点产生于他致力于实地调查而轻视图书馆工作，他不使用像地方志等历史材料……总的看来，他几乎完全以他的实地调查和观察为基础，而以他在云南时的学生们的研究作为补充。”

但必须承认的是，费孝通在把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技术应用到研究复杂的社会方面是先驱者。二战前，用人类学研究复杂社会的社区几乎没有，费孝通1939年的《江村经济》则是比较早的一本书，更早的一本是1925年，美国社会家库尔普写的《华南农村生活》。

魁阁时代

云南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上的魁星阁旧得摇摇欲坠。风一吹，松动的木板晃动撞击，挤在一起睡觉的研究员被惊醒，油灯已经灭了，三个书架和装资料的箱子矗立在黑暗中。而摆放在顶楼的魁星老爷永远目光如炬，一脚向后翘起一脚独立，一手捧斗一手纸笔，挨着这神像的是费孝通的书桌，这个三丈大的斗室，来三个客人就转不过身。

伦敦归来后，费孝通跟随吴文藻来到在昆明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昆明遭到频繁轰炸，吴文藻去了重庆，工作站迁至魁阁，由费孝通接管，主要成员包括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胡庆钧、瞿同祖、张宗颖、王康等。

相比破旧的魁星阁，研究员们的研究活力显得过于旺盛。张之毅的夫人刘碧莹看到，“那时候,他们这帮人干事业不要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题，分头去选定社区实地调查，回来后就开始争论，谁也不让着谁，尽力地引申发挥观点。陶云逵曾说：“我们不是没有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

魁星点状元，是中国旧日科场士子获取功名的寄托和理想。而在中国社会学，魁阁采取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磁场型”学术小群体，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被后人称为“魁阁时代”。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曾说：“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地方，至少从这些知识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其中，费孝通功不可没。

费正清说费孝通: “他似乎有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围的天才能力。”1943年，费孝通将自己与张之毅合著的《云南三村》译成 英文Earthbound China,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译成英文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在美国出版。“对于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费孝通来说,没有很高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魁阁成员。”学者谢泳曾评价。

魁阁也正好形成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的梯队——以吴文藻（还有潘光旦、杨开道、陈达、李景汉）等为代表的五十岁左右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以费孝通、许火良光等为代表的三十岁左右的第二代学者;第三代学者张子毅、胡庆钧则在二十多岁。

抗战胜利后，魁阁解体。

重建社会学

时间来到1980年。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和副所长王康在宣讲社会学的途中，一出场，就举起邓小平的“补课”和“乔木同志讲话”的本子，来消除听众对原本被批臭了的社会学的恐惧--1952年，以苏联模式的大学院系调整开始，社会学被划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灭门之灾”。

费孝通曾当面向毛泽东苦苦哀求保留社会学，也写过多篇为社会学正名的文章，没能奏效，反而成为“反右”运动中复辟资本主义学科的证据。1952年后，费孝通中断学术研究，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文革”时期遭受轮番批判与劳作，直至改革开放得以正名。

1980年代，70多岁的费孝通主持恢复社会学工作，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社会学系得以复活。此外，费孝通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培养出了一批社会学的教育人才和研究骨干。

从1980年开始，费孝通开设暑期讲习班。拿著名的南开班举例，第一届班里产出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王思斌、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教授兼西安交大文学院院长边燕杰……

而今，费孝通仍然是中国最有名的社会学家。2005年，95岁的费孝通因病离世。但关于费孝通的各种形式的生辰逝世纪念活动，作品纪念活动，学术研讨只增不减，也许存在费孝通门下弟子的一再构建的成分，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学界的作用。

匆匆略过费孝通学术的一生：青年时的费孝通“创造性头脑、热情、好激动”（费正清语）。甚至聪明到自负，1944年，在给费正清夫人的信中，费孝通说，林耀华已经没有资格和他竞争，甚至前辈里的陈达，“我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对手”。

直到晚年，当费孝通读起钱穆等史学家的书，才遗憾地意识到自己在国学、史学上的缺课，开始向现代的学子一遍遍喊话，要看到历史的重要性。但早在40年代，他的良师益友潘光旦就为他做出了榜样。费孝通与潘光旦私交很好，做了近20年的邻居，费孝通常常懒于查书，就跑去隔壁找潘光旦。潘光旦去世后，费孝通“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地寸步难行”。

这时的费孝通是无比谦逊的，反思又自我批评：“史禄国的思想，含义很深，我没有搞清楚；潘光旦的新儒学见解，我也没有好好学会。其他如帕克和马林诺斯基，我只是掠了皮毛。不求甚解是我的大毛病。”

在今天，费孝通仍然在哺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社会学人，甚至更多人。

1998级北京大学法学系的第一本读物是《乡土中国》，2018年6月，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发激动地说：“我学哲学出身，但我悄悄地把费孝通当做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