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演唱会“七杀”逃犯，但我们就剩下抖机灵了？

近日，张学友演唱会“七杀”逃犯的消息引爆网络，顿时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七次在演唱会上抓到逃犯的张学友顿时成为了大众娱乐消费的对象。全网分布各地的“段子手”闻风而动，在网上发布自己想的关于张学友和罪犯的笑话，引来点赞无数。

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其乐融融，全民都在这个事件中得到了消费，而“段子手”们也在展示自己的才华与获得称赞中得到了快乐。但这样的快乐是大家所需要的吗？

我们反观这一系列公共事件，可能带来的是大家想象之外的娱乐的飘荡幽灵，在“抖机灵”这样全民娱乐模式的华丽的外衣之下，隐藏着的是来自于娱乐的可怕侵蚀——娱乐至死。

最近几十年的娱乐模式可以说是一天一个变样，在网络时代更是各种有趣到令人成瘾的APP层出不穷。可以说，娱乐业发展日新月异，甚至渐渐成为了衣食住行以外的人类第五根支柱，而且还是更高一级的精神支柱。

而花样繁多的娱乐产品带来的后果，就是民众对于娱乐的追求越来越高，这就是人的适应性。人类在不断的适应更多元的娱乐的过程中，对于娱乐期待的阈值必然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这就让生产娱乐内容的人——同时也是娱乐内容的受众，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言论的娱乐性，挖空心思、抓耳挠腮也只为了博人一笑。

更多人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时候，也对自己有要拥有更高的娱乐精神的要求，在发布社交消息之前都会拿着手机苦思冥想，没有好笑的想法宁可不发言。

而张学友一事更是让素爱“抖机灵”的网友激动不已，本身就有戏剧性的事件在“段子手”的加工下更显得引人发笑。类似于“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赢得手铐一对”之类的戏仿之作层出不穷，最终才成就了媒体业，乃至于泛舆论圈子的狂欢。

而在普通的娱乐事件狂欢之后，这样“强制性娱乐”的精神也蔓延到了其他本来应该与娱乐隔绝的领域。甚至一些媒体发布严肃的时政消息时，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娱乐化的语句，或者是抖个机灵、写个段子来吸引受众，这也正是之前的人民网连发多篇文章批的“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文风。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在电视时代就提出了对这样的“娱乐至死”的批评，他认为电视将一切内容用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所有的行业都变成了娱乐业，民众除了娱乐，再也没有所谓政治、经济、文学，正所谓娱乐之外，皆尽虚无。

这是他对于电视媒介的批评，但是互联网很明显比电视的威力还要大，更加深刻的增强了娱乐对于人类精神的“倾销”。似乎在媒介进步的潮流下，人类就像大河暗流中的小木板一样，只能跟着打旋儿，再也没有自己思维的立足点。只能走向变本加厉的挖掘娱乐，走向更加深不见底的娱乐之莫比乌斯环。

波兹曼认为这一切都是媒介所导向的，从这些传播方式诞生的那一天起，人就只能被技术带着走，媒介是人类的认识论，是凌驾于话语之上的意识形态。

娱乐仍然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娱乐至死并不是人类的终点命运，永远有人在思考，永远有人在警醒，娱乐至死的危险风暴反而会提醒了人们：勤于思考永远是免于被淘汰的良方。当张学友演唱会成为逃犯的“捕鼠夹”，除了没有营养的编派段子之外，严肃的议题不能被隔绝，比如，公共场所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边界在哪里？如何避免与公民的隐私权的冲突？高科技的刑侦手段能否彻底杜绝犯罪，改变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