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胡文怡：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

1928年10月13日，一群考古人在河南安阳的大地上，开启了一场对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发掘之旅。到今年，90年过去，不少人将这一次发掘开启的此后长达9年的殷墟考古历程，称颂为“中国考古的正式诞生”。

9年的殷墟考古成果卓著，晚商宫殿、作坊、陵墓、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共同坐实了文献所载的晚商确实存在。不仅如此，殷墟还成为了“考古”这一西方舶来的学科，在中国正式成熟的摇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在所长傅斯年的领导下，为殷墟考古倾尽全力，前后凡15季，直至1937年战争爆发；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夏鼐等名家，都先后于殷墟或主持或参与发掘，留下历史的背影。

从以安特生发掘新石器时代仰韶遗址、旧石器时代周口店遗址为代表的外国人来华考古发掘，到任教清华大学的李济为寻找夏墟而至西阴村遗址进行的中国人早期考古实践，再到殷墟考古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的大本营，可以说，即便殷墟考古未必是“最早的中国考古”，但其也绝对是编就中国考古绝大部分基础DNA的学术史高峰。于是，在这90周年的纪念时刻，我们不禁回眸，中国考古是如何为殷墟考古所形塑的？90年前的先人为今人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如果没有殷墟考古，中国考古会否还有其他可能？

殷墟第十五次发掘 ，拍摄殷墓YM331

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M020墓葬记载表

抚古观今，锵锵三人行。微信公众号“挖啥呢”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院长、胡文怡博士生，重温历史细节，品评学科历程，共话殷墟考古九十华诞。（本文原题《孙庆伟、胡文怡：中国考古正式诞生90年——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图片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资料数位典藏资料库。）

让“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挖啥呢：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为什么选择了殷墟？

孙庆伟：选择殷墟考古有它内在的学术逻辑。首先是傅斯年、顾颉刚那一代学者，对王国维崇拜，王国维是他们的偶像。他们虽然觉得王国维在政治上守旧，但对他的学问是没有异议的，所以愿意追随王国维通过甲骨研究商代的脚步。

其次是傅斯年说，“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扩充工具就是考古学的方法；扩充材料，殷墟考古机会就非常大。但其实傅斯年在决定发掘殷墟的时候，他可能对考古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还没有特别确切的认识，他都没见过李济这个人，是其他人（一说是李四光）向他推荐了李济。

胡文怡：当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实际上还是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目的，想着要证经补史，“二重证据法”的核心思想仍是以有字的出土遗物去补充文献古籍，同时亦有对抗古史辨派的目的存在。但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的研究，无疑给予了傅斯年他们底气，让他们能够确定安阳就是商代王都的所在，应当有着丰富的遗迹遗物。

傅斯年之所以坚定地要发掘殷墟，我认为和“救亡图存、为国争光”的信念有很大的关系，这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追求。当时，傅斯年清晰地认识到，以自然科学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去研究历史，才是先进的、未来的史学研究的趋势，经由这种新史学研究所得的历史，才能得到国际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承认，才能扼制并改变当时中国古史为西方学者所肆意推翻、歪曲的局面。所以，傅斯年希望能通过殷墟发掘的机会，使用科学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得到新材料，藉由此去开创一个中国新史学的新世界，把重建中国古史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他要让“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虽然一开始，傅斯年对于考古学也只有模糊的感觉，但他丰富而独特的留学经历使他对于考古学的感觉特别正确。1930年他就做了一些演讲，例如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他便试图将殷墟发掘所获得的初步成果与历史记载、古代社会情况相对应，有80%基本是对的，他已经有了如何将考古成果真正应用于古史重建、历史研究的思路。

孙庆伟：傅斯年与梁启超类似，也是要发展“新史学”。梁认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家谱”，主张要写民族的、民众的历史，但梁任公太忙了没有时间亲自写。傅斯年学生时代就对中国传统学术极不满意，写过文章严厉批判，所以才强调科学主义，他仰仗的人，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新派学者。

挖啥呢：但其实李济是在殷墟考古第二次发掘才加入的，之前董作宾主持的殷墟考古第一次发掘还是中国传统的古物学方法，目的主要是“找甲骨”。

孙庆伟：董作宾的方法确实不是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所以李济一看就说不行。傅斯年虽然自己没做过考古，但他知道要用李济的方法。

胡文怡：董作宾还是有一点科学发掘的意识的，例如他关注遗物的出土地域、地层的研究及“以同出土之器物，互相参证”等，所以殷墟考古在他主持的时期就已经进行了分区发掘。但他毕竟是中国传统学者出身，没有受过科学的考古训练，仍然有所局限。而李济几乎是当时国内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懂一些西方考古学的科学理念及方法的人，但他学的是人类学，所以对于考古学也并不是完全懂。

挖啥呢：那么李济一开始对殷墟考古有明确的设想吗？

孙庆伟：李济1930年就说了，要根据“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因为在他看来，光有《殷本纪》是不够的，那里面只有商王的世系，没有多少历史，要通过发掘建筑、墓葬、艺术品、人骨……来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商代。

胡文怡：而且傅斯年在1928年左右就提出来了，要打倒“偶像”、反对“国故”这个观念，重建中国古史。

让考古学得以硬生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挖啥呢：有人说，殷墟奠定了中国考古的史学倾向（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国考古因此没有走向西方那种“最彻底”的科学主义的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如果中国考古正式诞生在一个史前遗址，那也许就会对理论问题有更多思考，比如如何以“假设-论证”式的考古研究历史。

孙庆伟：是的，这以张光直的意见最有代表性。张先生认为：如果中国考古最开始不是选择殷墟，一定会有不同的走向。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绝对。中国考古的史学倾向，不是学者有意为之的，是研究对象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张先生的那个假设未必可以成立。在殷墟之前已经有周口店、仰韶、西阴村等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并非一开始就是殷墟，但后来史语所还是选择了殷墟，说明这其中自有必然性。除非中国永远只做史前考古，那倒是很有可能走科学主义考古的道路，但中国的历史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做考古，一定会遇到大量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一定会和文献相结合。美国为什么会兴起过程主义考古学，那是因为它确实没有文献史料，没有历史包袱。

其实中国考古也没有排斥科学主义，而且我觉得科学主义与史学倾向是可以共存的。我发现现在有种倾向，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信古/疑古一定要非黑即白。某个时段可能会流行某个风潮，但不是说一个学科只能用一种方法，方法都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在一次采访中，我就表示，为什么现在中国考古不能对文献史学宽容一些？考古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融合地质学、生物学……为什么就要刻意跟文献史学划清界限呢？这个现象值得思考。

而且即便有殷墟考古，李济也不排斥科学主义，他做的陶片分析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了，他做人骨的鉴定和现在研究人骨DNA不是异曲同工吗？再说对于殷墟这样大的都邑遗址，我们才有多少研究人员在那开展工作啊，怎么可能要求人家一下子做好多学科呢？研究总是有个先后顺序的，不可能齐头并进，这些年殷墟工作站的同仁在多学科合作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了。

胡文怡：另外我从社会的角度考虑，如果傅斯年没有发掘殷墟，那么中国考古在1928-1937年根本发展不起来。在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考古学都知之甚少，李济说“‘考古’呢，普通人总觉得是谁都可以办得到的”，还举了董作宾的例子。董作宾的朋友大多是知识分子，得知他要去发掘殷墟，却对他说，你自己去挖干什么，让别人帮你挖出来，你去买来再看不就行了。为使考古学的启蒙发生在中国，扭转普遍的错误认知，就需要直接而强有力地展现出考古学是干什么的，又有什么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非立竿见影、卓然显著、大家又能很快理解的考古成果不可，那就只能是殷墟了。商代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历史时期，而殷墟又是王都，甲骨文、青铜器及建筑基址等遗迹遗物都非常丰富，是直接可视的，是比较容易与历史文献对应的，是能很快达到一定的复原商代社会生活情况的目的，如此，便能简明易懂、印象深刻地使大家明白考古学的学科内容与重大作用。当时殷墟的发掘是很受瞩目的，有很多报纸媒体在跟进，那么当时如果没有这些生动、可视又丰硕的考古成果去打动社会各阶层，考古学的启蒙和发端在中国就会非常困难，步履维艰，政府、军队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地与傅斯年合作了。

挖啥呢：这有点像西方考古最开始也是发掘《荷马史诗》提到的特洛伊，或者中国近代也是先有实业救国，而非去探寻宇宙的奥秘。

孙庆伟：有类似之处。包括现在公众对考古的了解，他们不会更关注考古构建了史前的文化谱系，他们一定更关注挖出了兵马俑、海昏侯这种可视性的东西。上个世纪20年代发掘仰韶、西阴村，现在从学术史的层面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当时的受关注度显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殷墟考古不一样，很引社会关注，考古成了老百姓可以接受和关注的事情了。有人关注这个学科，学科才有希望啊。建议你抽空查一下当时的报纸，对比一下当时报纸对于西阴村和殷墟的报道，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甚至怀疑，如果李济到了史语所之后，继续挖西阴村，中国考古可能就黄了。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应该感谢殷墟考古，而不是认为殷墟考古阻碍或误导了中国考古的走向。

挖啥呢：说到社会环境，这也一直影响着殷墟考古，比如土匪与盗墓贼的破坏与古董商在背后的收购，1937年的战争甚至让发掘中止，以及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反对史语所将考古成果运回北京的争端，这中间有偶然也有必然，你们怎么看？

孙庆伟：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吧。学理上，考古学在当时就是不被理解的新学科。另一方面，当然也有史语所和地方研究机构的利益纠纷。后来史语所和山东、河南分别成立“古迹研究会”一类的合作机构，地方力量也得以加入，这个事就可以做了，所以说到底是文化资源不想被史语所独占，这也可以理解吧。

胡文怡：我看史料的感觉就是，史语所众人在一座孤岛上，除他们以外就没几个真正理解考古学的人。比如何日章就觉得东西出在河南，自然就要留在河南，但他未必清楚到底该怎么用考古成果研究历史。何日章是知识分子尚且这样想，更别说当时安阳的土匪和村民了，土匪抢劫文物与盗墓无异，当地村民哪怕受到史语所雇佣，参与发掘，真正清楚史语所到底要干什么的人恐怕也是寥寥，尽管很可惜，目前似乎没有对受雇佣而参与发掘的安阳村民的详细记录。所以我觉得殷墟考古就是中国考古的那第一只螃蟹，它让考古学、新史学得以硬生生地被移植到了中国，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中国考古是幸运的，开始就有一流人才

挖啥呢：1928年之后，殷墟考古就成为了中国考古的主战场，史语所将其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其中。这会不会也有些遗憾，史语所没有更多顾及其他呢？

孙庆伟：其实史语所也调查过豫东等地的其他遗址。但是殷墟考古工作量太大了，当时中国能做考古的人又少，摊子一打开就不可能轻易结束了。而且这也和当时的国家形势有关，战争频繁。傅斯年1928年的构想是先沿着平汉铁路做工作，以后条件成熟了再沿着陇海线做到中亚，在几个关键点设几个工作站，肯定不止于殷墟考古。后来夏鼐也如法炮制。所以我觉得面对民国时代的学者，我们应该想，如果他们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能做成多少事情啊，奈何生不逢时，国家不行，否则一定更为轰轰烈烈。

胡文怡：而且傅斯年勉力安排了对城子崖的发掘，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他构建中国古代文化序列的重要一步。当然，发掘城子崖也和傅斯年是山东人有关，他有便利。总之，傅斯年已经在全力实现他脑中的构想了，只可惜当时条件还是达不到。考古不仅需要时间和金钱，更需要和平的盛世。李济最早去西阴村发掘，也是出于安全的考量。殷墟考古稍微安稳地发掘两个月，就能有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靠驻军把守、打点好各级政府关系换来的。

孙庆伟：为了维持殷墟考古，傅斯年已经竭尽全力，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影响力，殷墟考古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换李济做这些事，情况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傅斯年一直没有放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抗战时期史语所还在西南、西北做调查。所以我觉得中国考古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傅斯年，他是搭台子的人，没有史语所这个平台，李济们如何唱戏？他对史语所同事说：你们就安心做学问，乱七八糟的杂事我来做。他能构想又能实践，还没有私心，完全是出于学术、民族大义，这样的人实在太难得了，做任何事都会是第一流的，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应该要有客观评价。

所以说中国考古是幸运的，因为它一开始就有第一流的人才，他们不仅有强大的学识，还有强大的社会背景，否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中国考古是发展不起来的。

挖啥呢：所以说殷墟考古奠定的国家级学术机构统领中国考古的模式，是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的。

胡文怡：中国自有国情在，中国考古在解放前后和国家合作，我觉得都是很正确的事。其实一开始在傅斯年的规划中，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就是归中央所有的，这样才能更纯粹地为学术服务。而且经费、时间与和平，哪一样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保障。

挖啥呢：我们现在都说殷墟考古让中国考古在解放前实现了“成熟”，那么这个“成熟”具体是多高的水平呢？相较之前和之后？

胡文怡：我觉得从董作宾到李济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根本不会发掘到有一点会发掘。梁思永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为了国家大局去美国学习了最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他学得很好，还获得过“金钥匙”奖。所以梁思永归来参与殷墟发掘后，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距离建国后所达到的非常成熟的国际高水平，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1928至1937年间，殷墟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和理念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当然，这也与它的进步空间比较大有关。

殷墟考古使中国考古的地层学有了显著的进展。史语所一直在摸索，包括如何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和中国土遗址的复杂情况结合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最早董作宾发掘的时候，还只懂关注简单的出土位置关系，例如哪块甲骨出在哪块甲骨的下面。而到李济，已经会区分，例如第一层是带沙的土，第二层是石子，第三层是淤土，第四层是棕色灰土等，已经会辨别土质土色了。到梁思永发现“后岗三叠层”，中国考古的地层学真正成熟，能划分出与文化年代相对应的正确地层。再到夏鼐，他是不仅自己要掌握后岗三叠层式的地层学，还要教会别人。而至于类型学，李济他们其实也是有意识的，只是还比较朴素；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苏秉琦使中国考古的类型学真正成熟。

挖啥呢：其实夏鼐参与到殷墟考古，已经是1935年，比较晚了，他是怎么接下殷墟考古的衣钵的呢？

胡文怡：首先，梁思永在解放前后一直在指导夏鼐。因为梁思永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在解放前后才得以连贯。另外就是夏鼐超级聪明，学得超级快，而且用心、努力。他去殷墟一趟学会的东西，可能比其他人十年学到的都多。例如他第一次提取非常复杂的、未经扰动的“满坑”车马器，完全没有经验，发掘现场的其他人也不怎么会，但他经过之前的发掘训练，并加以思考后，自学成才，提取得非常棒。石璋如回忆他绘制车坑平剖面草图时说，虽然夏鼐是首度参与，但是很会画图，由于车零件叠压得厉害，一天只能作一部分，“他就把各天进度以分层、分色的方式标示以资区别”。就这样，他很快就成了当时工地上最会提取车马器的人。

没有殷墟考古，就没有中国考古

挖啥呢：1949年史语所的人分成了两部分，傅斯年、李济等人去了台湾，后来李济还写出了总括性的研究著作《安阳》；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了大陆，殷墟考古现在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海峡两岸1949年后的殷墟考古，该分别怎么评价呢？

孙庆伟：史语所去了台湾的人，后来就以整理为主了，每人一摊，李济负责陶器、青铜器，董作宾负责甲骨，石璋如负责基址，高去寻负责西北岗王陵大墓，殷墟考古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而对于留在大陆的人来说，殷墟考古则成为了若干项工作中的一项，甚至还未必是最重点的一项工作。建国之初郭宝钧去殷墟发掘过，而夏鼐的主要精力则不在殷墟，他的视野已经转向全国，放在人才培养上了。这就注定了大陆的考古会繁荣发展，去了台湾的史语所的考古工作则因为缺少新材料而逐渐萎缩。

挖啥呢：我常想象李济到了台湾之后的心情，别人可能是“河山只在我梦里”，他就是“殷墟只在我梦里”了。

孙庆伟：肯定的。尤其是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岸区隔严密，李济要看大陆的考古材料，都要拜托在美国的张光直，张光直再从日本寻找，倒了好几手。我相信对于李济他们来说，内心是很煎熬的。

胡文怡：我现在在《夏鼐日记》和台湾正式出版的殷墟发掘报告里，已经发现了一处有出入的地方，1935年3月19日，夏鼐记载众人讨论1004墓的翻葬坑与灰土坑的情况，最终结论是灰土坑晚于翻葬坑。但正式发掘报告中，仍以翻葬坑晚于灰土坑。不知道是最开始讨论错了还是后来自圆其说了。但我想，在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李济他们手上的殷墟材料肯定会有缺憾，但那也是他们的全部了，他们肯定已经竭尽全力了。

挖啥呢：1949年后，殷墟考古新成果辈出，比如妇好墓、洹北商城，当然其背后的方法理论、组织模式也都相应有了变化。您觉得现在的殷墟考古还在传承当年史语所的精神遗产么？

孙庆伟：传承是必然的，不管过了多少年，史语所发掘的成果，依然是现在殷墟考古最核心的内容，比如西北岗王陵、小屯宫殿区、甲骨等。史语所的工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且李济写《安阳》那本书的时候，已经把殷墟置于整个殷商历史的大框架下了，我们现在也依然是在做殷商历史，虽然材料更丰富，技术有更新，但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似乎都还没有走出李济的时代，我们的目标还延续着李济当年的目标。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殷墟是中国国家集众式考古的诞生地，几乎可以说，没有殷墟考古，就没有中国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