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自主性与公共品的完善——读《市场失灵的神话》

中国企业这两年在社会事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方面的动作有点大，尤其是一些互联网公司，比如阿里巴巴曾引进世界级人才筹办研究教育机构，还把脱贫攻坚上升为战略业务，涉及电商、生态、健康、教育、生态等领域。很多人困惑，为什么大企业们要把这么多钱投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作为上市公司，难道不是更应专注主营业务成长、为股东创造价值吗？即便不是，也至少把钱投入其他更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或者给那些能够对冲风险的领域，但他们把精力分散在非盈利领域的扩张，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务正业？

有些人回答，这是马云们的情怀所致，“达则兼济天下”的做法。这种解释有道理，毕竟富人做慈善是一种可以追溯百年的传统，在中国古代，一个村的某个人富了，他就修路修桥，在西方，也有像洛克菲勒这样的大亨兴办医院、教育机构等案例。但是阿里巴巴搞的这些教育和脱贫基金都是以阿里巴巴名义而非马云名义发起，所以性质不一样。

也有人说，这是阿里巴巴们为了树立形象而搞的项目，长远来看，NGO项目有利于其公共关系的维持。话是没错，但这样的做法显得很不经济，按照官方的说法，教育和脱贫项目加起来的资金投入都要百亿千亿。提升一个官方形象哪用得了这么多钱，即便要维持形象，也可以直接投资给其余更有经验的团队或公共部门，有必要动用自己的企业资源来做这些吗？

文集《市场失灵的神话》的编者、经济学家史丹尼·史普博说：你们想得太多了，大企业事出有因，其所作所为都有市场参数作依据，花钱投放都很精准，你看不懂不是因为他做错了，而是你不懂他的算法。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算的？要解释这其中的算法，让我们从公共道路的私人修建开始谈起（参看篇章《公共产品的民间提供？——美国早期的收费公路公司》）。

私人资本修建公共道路

众所周知，人类早期都沿水域定居，文明起源也都与水有关，因为淡水是人类的重要需求，依水而居的生活成本较低，而且水路运输成本不高，方便迁移。也正因为此，人类早期的跨区域商业活动多围绕水路展开。当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分散定居点后，水路就不再能满足贸易需求了，于是开始修建道路。畅通的道路不仅能推翻区域间的壁垒，还能汇聚起分散的部落，当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以低成本方式交流时，相互间的交往频次就会以指数方式上升，届时，商业体量就会迸发。

从历史的角度看，发达的交通网络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这只是一种宏观算法。宏观上来说，道路的投入—产出比确实乐观，但从理论上来说，私人企业却鲜有进场砸钱，因为私人机构的算法都很微观。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投入时，才会有投资者入场。然而微观视角说，收费公路无法预估收入，一是因为修路者不可能在一条马路上从头到尾处都建上收费站，面对半路逃票者无能为力，二是因为在道路的具体使用过程中，有大量豁免权存在，比如当军队通过时，道路就会被征用。无法预估收入意味着风险不可控，所以长期以来，道路提供被认为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因为只有政府通过税收才能预支建造费用。有意思的是，现实恰恰相反，即便没有政府参与，道路依旧可以跑出来。

18世纪末，美国人的定居点已经散开，东部地区的大城市有拓宽贸易道路的强烈需求，但公共管理部门缺钱缺人缺精力，修路积极性极低，作为替代品的私人收费公路应运而生。在修路事项上，政府退居二线，其主要职责是鼓励投资和发放许可权——许可门槛很低，可以忽略不计。1792年，最早的收费公路——连接费城和兰开斯特的收费公路——获批开建，1976年，该公路正式上马投入运营，没过多久，他就在贸易竞争中立下功劳。截止1800年，各州有69家公路公司获得许可。

道路带来的效果很好，但产出的收益却很低，据统计，这些修路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只有百分之五上下，最高不过六，相比而言，银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在6.5%以上，保险行业的回报率更高，超过10%。经济学常识说，一个行业只有回报率高于其他行业时，才能从其他行业撬走资本。但常识似乎又错了，第一个十年后，各公司加钱加码继续投资，即便当时的投资者都已知晓公路投资回报率不高这一事实。为什么会这样？莫非不差钱？

据记载，修路公司都是股份公司，而且股权分散，有些公司参股人数超过一百，大部分在五十人以上，股份最多者也不超过15%。其次，这些公司的投资回报率都很低，但即便这样，投资依然呈上升趋势。综合两点信息，可以推断，发起人、参与者在新路开建前就已预估到，公路项目难以赚钱，但依旧想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他们在乎的是公路带来的间接收益或远期收益。

间接收益的获得需要更漫长的算法，这体现了强大的延迟满足能力，部分美国民众愿为获得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不计眼前得失。丹尼尔·克莱恩解释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全赖美国强大的公民社会。

在当时的美国民间，以城镇为单位的美国人民时常自发组织有关收费公路的讨论，一会儿在报纸上刊文辩论说投资能带来好处云云，一会儿又以面对面的方式到处游说邻里。在一封1808年关于设立York与Conewago运河收费公路的信中记载到：“那些富有相当责任感，为该收费公路慷慨解囊的人，利用各种方式影响这个地方的人来推动该项目”。在这种社群内部的“言论压力”下，美国人民纷纷合作，修建道路的资金总是能被很快筹集完毕。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言语压力之下的美国人民没有四散躲避，反而发挥合作精神，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和当时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会自主性和公共品的完善

19世纪早期的城镇独立而强大，在殖民期间，城镇就已经形成了组织化的社会原则。共和国建立的前三十年，城镇几乎具有所有的政府管理能力——后来开始衰退。商业和社会与外界相对隔离，直到19世纪，人们都很少外出旅行，自给自足的环境造就了城镇的团结、社群的凝聚力以及人们之间多样化的联系。外加教会和宗教团体的作用，人们之间非常具有分享精神，不仅分享物资，还分享观念与思想。

简言之，独立与互助的环境激活了人们的合作精神，并进而促成了一批像收费公路这样的企业。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地方自由……使很多公民重视对他们邻居和亲戚的影响，永久地使人们结合在一起并迫使他们相互帮助，尽管存在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倾向”。

据达伦帕杰的统计，在1794年至1840年间，新英格兰的私人收费公路公司修筑和经营了大约3750英里公路。纽约在收费公路里程方面领先于其他各州，1821年超过4000英里。宾夕法尼亚州居第二，1832年到达顶峰，约2400英里。新泽西州公司1821年前经营550英里；马里兰州1830年经营的私人公路为300英里。

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社会区分成两个分离的部门，一个是公共部门（public），另一个是私人部门（private）。公共部门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国防等，其运营主要依赖财政；私人部门则由市场驱动，根据市场需求，制造产品、销售产品，主要以盈利为目的。这样的区分和责任划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当社会有某种需求但市场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时，政府就应当介入并提供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这种产品叫作公共品。

但史普博提醒我们，这样的区分是建立在错误的“市场失灵的神话”之上的，如果决策基于这些神话，不仅低效，甚至还会让那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变得不可解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政府不允许收费公路、执意要自己建，会有什么结果？

首先，政府需要做财政预算，计算投入和产出比，为了增加预算，必须要走一定的法律程序；其次，因为要加大投入，可能会要另立税目，但每个人的使用频率不一，怎么说服让使用少的人和使用多的人预支同样的钱是一个问题，怎么区分用得少的人和用得多的人又是一个问题；再来，道路是连接城镇与镇城、市与市的，怎么样让不同地方的人承担相应份额、谁多点谁少点，同样是问题，不同镇城间的人可不见得愿意为对方多牺牲一点。

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会无限拖延修路这件事，再一想因走法律程序和游说程序而增加的时间成本，可谓半生耗尽。不少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企业会不愿意投资公共品，主要是因为搭便车效应的存在。然而，这里有两个错误的预设：

第一，高估了搭便车效应带来的阻力。实际操作中，搭便车效应带来的损失可能远比想象的小，不同场景不同情况，在十九世纪的修路公司发起者眼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当事人而言，修路有修路的风险，不修路也有不修路的风险，一想到贸易竞争会因道路问题而丧失先机时，即便在预估收益率明显不高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咬咬牙争着建公司；

其次，经济学家假定所有企业、所有人在所有情景下都在做同一道数学题，但现实却相反，面对同一场景时，一些人算在碗里的，一些人算在锅里的，还有一些人算在店里的，不一样的动机不一样的算法，结果导致不一样的决策，有些企业不愿意投入，但另一些企业可能愿意投入，不同个体拥有不同自主性，不存在统一、步调一致的企业。

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但要意识到，每个人的理性能力并不相同，对于那些有延迟满足能力的人来说，算得通常远一点，注意力会从直接收益转向间接收益。就这点而言，私人部门投资公共品完全有可能获利丰厚，只要能挺过前期较为漫长的酝酿阶段。不少案例都可证明，当私人机构投资公共品时，效果会比公共部门操作时来得好。就拿教育来说，教育被认为是应该由政府全权负责提供的公共品，但根据U.S. News的统计，全美排名前三十名的大学中，除了UC Berkreley和UM AnnArbor以外，其余都是私立高校。

由于经费来源固定（自有基金、捐助等），私立高校更愿意投资成本巨大、风险高的基础性研究，由于独立性强，所以总能灵活应对市场作调整，时刻保持前沿姿态，带来的长期结果显而易见，不仅吸引全世界最好学者加盟，也招来全世界最好学生，外加其出色的管理能力，诺贝尔奖产出效率上，是最高效的。事实上，在公立高校还没有成为公共品标配的年代，在教育尚未被政府当作绩效指标的殖民地时期，美国民间就已经有了能满足高等教育需求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建校于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他们都是民间自主性的产物。

结论：第三部门的兴起

传统的社会区分已经过时，在专注于盈利的私人部门和专注于公共服务的公共部门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部门，这一部门既有盈利的可能性，又专注于解决社会问题，由于不以眼前利益为目标，更在乎间接的、可累积性的回报，所以他们又被称作社会部门（social sector）。无论是大企业投资的各种非盈利基金，还是美国十八世纪末兴起的修路公司，抑或者是那些在全世界招生的著名私立高校，都可算作第三部门的行动者，即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他们的潜力在于，能以更高效、更低成本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品。

但是，社会部门的发展有它固有规律，两个基本前提必须满足：第一，政府要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允许并且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公共领域投资；其次，社会内部需要有凝聚力和信任，这样才能为个体间正式和非正式合作创造软环境，从而促进自发性组织的形成以及行动。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把大企业在第三部门的投资行为放入中国社会变迁这样的坐标下看，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大企业的若干动作，而是民间自主性的成长以及第三部门的兴起。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社会自主性的意义，将会收益无穷。

正如中国领导者所说，中国改革开放到了新的阶段，过去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骨头。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要迈开更大的步子搞开放、去行政化、激活民间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相信中国的第三部门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成功的案例以及兴起的迹象，比如各地的希望小学、邓飞的免费午餐，以及大公司参与的各种公益项目等。只要给予更大的空间，相信他们会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公共品。

所谓的市场，不是计划出来的结果，但是他运行起来的样子就好像是按剧本计划出来的一样，根据康德的说法，这叫“无目的合目的性”。重新回到开头的讨论，为什么阿里巴巴愿意投资教育研究事业和搞脱贫？具体原因当然不得而知，这是人家企业内部决策，但是我们可以结合组织行为学和市场运作原理推测出两个可能的答案：

第一，他认为自己投资更有效率。公立高校因为其公立性的色彩，在研究经费的筹措和投放以及招生选择上，缺乏相应自主性，即便要调整也不得不因制度性的约束而妥协，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使其展不开手脚，但企业发起独立研究基金和项目的做法可以避免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有助于展开更有深远意义的研究，即便那些研究风险高、投入大。在这方面，美国私立高校已经给出了样本。

第二，他认为脱贫有助于他卖货。中国近年来已经陷入了产能过剩，消费增长疲乏的阶段，这里面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同样是收入增长，富人的收入增长对于消费的影响不如穷人这么大，因为前者的大多数收入最后都会转化为资本，但穷人本来就消费不足，一旦富起来，就会花更多钱消费，所以越多的人脱贫，对百货公司来说，显然是利好。

总结一下，大企业做社会企业，依旧在市场中游走，一点没有盲目撒钱的意思，他们做的是长期利益或间接利益的计算。当然，这是大企业理论的算法，实际操作怎么样不得而知，因为现实情况复杂得多，毕竟世界上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但作为有兴趣的旁观者，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市场从不失灵，企业永远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