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姜建忠：图像泛滥的时代，具象油画仍在抒发内心

“‘象外’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具象实验工作室邀请展”（7月12日－19日）这些天正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行。这个以上海美术学院艺术家为主体的具象画展遴选和集结20位画家的90幅作品参展。展览试图以多样化的风格面貌呈现他们执着的学术坚持和深切的问题意识。在当代艺术强势合围和数字文化的语境下，具象绘画何为？

上海美院具象实验工作室的学术带头人、油画家姜建忠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专访时认为：“上海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轫地，也是油画艺术从样式移植到滥觞传播的重镇。我们今天谈的具象表现主义，并不旨在摩拟自然，而在抒发内心，这就与摄影拉开了距离。"

绘画未死：艺术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澎湃新闻：早在摄影术发明的时候，就有人宣称“绘画已死”，如今随着影像、3D、人工智能等的相继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是怎样的一批人在继续坚守油画的实践和实验？

姜建忠：其实西方在提出“绘画已死”理论的时候，也提出了“电影已死”、“诗歌、戏剧已死”，然而很明显这些领域至今都活得好好的，都有空间。因此，艺术的发展不完全是线性的，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潮美术把当代艺术的概念引进国内后，有关“绘画已死”的讨论实际上便出现了。

我以为，油画是西方的一种“语言”和文化，引入中国也就100多年，一切需要时间。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后来却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因此说，文化可以转移、流变，成为另外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补充。从总体讲，油画的形式也在慢慢的地融入国人的欣赏范畴和艺术竞争当中，也许绘画在中国还处在“青春期”。同时西方绘画也在不同程度“回归”，像培根、弗洛伊德，大卫·霍克尼，里希特，图依曼斯的作品在西方还是有很高学术地位的。这也正如小提琴和钢琴一样，如果演奏的内容和时代相关、和人的生存体验相关，那它的生命力会一直延续。现在国内还有一大批人依旧在坚守油画，这是与他们的生存经验和审美需求有关，尤其是学院出身的艺术家。其实，很大程度上“绘画已死”是针对当时西方照相技术的诞生而产生的，因为摄影术出来以后，很多人担心绘画的功能被照相机替代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印象派之后的大量绘画，包括我们今天谈的具象表现主义，并不旨在摩拟自然，而在抒发内心，这就与摄影拉开了距离。所以，至少在中国绘画远没到“更年期”。

澎湃新闻：具象油画和传统油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姜建忠：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神性的权威遭到质疑，人性得到肯定，尼采后来甚至宣布“上帝已死”。而在艺术上，从《蒙娜丽莎》开始“人”可以“微笑”、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所以绘画表现的都是人文主义精神。但是，自从早期现代主义拓宽并基本解决了画面形式问题以后，绘画开始走向观念，渐渐地脱离绘画本身。人类在当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已经“异化”。福柯提出，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人”已经死了。

所以“具象”的提出，一方面是针对出现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和非架上的观念艺术，如装置艺术；另一方面从社会学和哲学上反思，则是对“大叙事”的质疑。而本质上在于否定了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歌颂。因此，具象绘画，尤其是人物作品往往对社会充满着质疑、焦虑、不安。而具象绘画在绘画方法上也带有一种当代性——从表现手法、色彩、造型和透视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因为其同时受到了表现主义、后印象派和设计构成的影响，故相较于抽象而言，它画面中的“形象”还存在，所以就有“具象”这么一说。具象绘画区别于观念绘画，区别于描摹自然的绘画，也区别于复制传统的绘画。

澎湃新闻：具象油画在我国本土化的情况如何？

姜建忠：具象油画的提出和实践在国内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刘小东的题材画风趋向于具象表现和本土化。相较南方的画家，北方的画家可能更容易本土化、生活化；而南方的画家可能更理想化、寓意化，象征性更强，上海、南艺和中国美院都有这样的人才。南北方从题材上、表现上都有点不一样。这跟生活环境、人生经历都有关系。北方画家像忻东旺的作品无论从具象表现或本土化的角度讲，都是很成功的，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画面中的农村特别亲切、质朴、生动又有艺术性。而在他们这批艺术家之前，相关题材的绘画更多的属于写实主义。

每个艺术家的创作是根据个人的环境、气质、知识结构而定的，且本土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敦煌在当时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交汇地，然而现在却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今天我们谈起敦煌那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骄傲，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其实中国文化的形成从历史上来分析，是在融合中形成的。胡琴、胡笛、琵琶都是在外来文化和汉文化的大融合中成熟的。二胡始于唐代，它起源于古代北部的少数民族，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就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的诗句。以后这些民族乐器在宋元明清的不断改革融合中形成了今天我国的民族器乐。本土化不是通过一次或两次文化运动能完成的任务。一种文化的融入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文化不可能像微波炉加工食品那样，达到2分钟“即食”，而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打磨、搅拌、熏烤而成。对西方油画语言变化的研究同样需要有人去做，这也是本土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字正腔圆的美声，只能是自娱自乐，无法到国际上去竞争和交流，油画若缺乏了油画的质地，那就不是油画本身了。本土化的过程是千万个艺术家的努力汇合而成的，是经过历史与现实、形而上与生活的交融慢慢形成的。本土化是一个很好的愿望和目标，然而这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的。

澎湃新闻：在图像泛滥的时代，如何把一些平庸的图像处理成一幅有深度的绘画作品？

姜建忠：每个画家对素材的运用、创作方式都不同。弗洛伊德的写生就是创作，而杜马斯的创作就是把大量的资料和照片都汇总起来。在图像泛滥的今天，信息与资源是共享的，我们更多地是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仅仅站在中国看世界。处理纷繁的、碎片似的、瞬间的信息也许是当代具象实验艺术家的工作立场。杜马斯认为创作的灵感就是间接生活提供了远远不断的资源。处理图像，并且把它处理得有一定深度和高度，这是她的工作方式。

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定位，更多的是寻找与自己内心相遇的东西，这样才能有火花，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视野，我们需要用艺术的手段去过滤，整合和删除，最终整合成一幅有当代意义的有绘画性的作品。

澎湃新闻：在当下写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姜建忠：写生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意义就是他在学生时代必须要写生，完全从照片入手打基础是不行的。第二点，就是弗洛伊德式的写生。他就是在主客观之间去把握一个度。而很多人在写生时把握不了度，直接被对象牵着鼻子走。我以为弗洛伊德可能有空就会思考怎么去处理模特的造型和内心感受协调的问题，从而有所突破。离开写生弗洛伊德的画就会乏力，就会不生猛，他要的就是血性和生猛！而有些画家却喜欢遥远与朦胧，所以写生是因人而异的，不需要统一思想和步伐。

我比较反对的是直接拉一队人马到外面写生，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仿佛高考标准大比拼，走回头路，像优秀学生作品一样，没有个人特点。画得很快却又很粗糙，拷贝自然。二是：还有一部分人去写生根本不看对象，胡编乱造，这种写生我觉得没必要去现场，在宾馆就行。

我觉得国内有不少优秀的风景写生画家，他们能很好地处理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些作品大都属于写意绘画。而有些画家则喜欢间接创作，喜欢想象和综合，这类画家更多的是通过处理图像的方式回忆自己，避开司空见惯的写生。

具象实验工作室，重构学院教育传统

澎湃新闻：具象实验工作室既依托又独立于上海美院油画系，具象绘画如何生发于美术学院？又如何对学院油画教育产生思考和改造的？

姜建忠：1985年，我从北京回到上海，当时油画的现状是比较保守的。其实1985年美术有两部分人，一拨在“85新潮”中搞当代艺术去了，他们很成功。还有一拨就是在学院里面完全是保守的，坚决反对当代艺术。

我属于折中。既不愿意跑去做当代，但又不愿意复制传统。当时我在思考该走什么路。最后我决定一手牵着当代、一手伸向古典。不管抽象的、表现的、具象的，只要是好作品我都看，且批判性的吸收。

1985年以来，我一直在坚持探索，我认为学院艺术需要改造、修正，而不是简单地被否定和抛弃。离开学院艺术到广阔天地去干革命很好，“潜伏”在学院悄悄改造学院艺术也是革命，同样需要勇气、智慧和才华。我给学生上课时总是强调：学院艺术需要建设和重构。30多年弹指一挥间，我跟着时代慢慢成长，形成自己现在的画风，并且把这种学术主张慢慢地传授给我的学生，引导他们以个人的方式切入。改造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对传统的完全复制，让学院艺术在当下依然有生命力。

澎湃新闻： 参展的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是一支带有上海地域特色的年轻艺术家队伍，上海这座城市和日常题材如何为艺术家所用，此次在上海办展希望引发生活在都市内的观众何种思考？

姜建忠：每个人的题材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各有所好。但是我们画面气质上都很像上海人。上海人画画的气质，我觉得更像欧洲，有点像法国或者意大利，这和上海的殖民历史和文化有关，直接从西方学过来的东西多一点。而北方画家的作品则比较有力度、表现的东西更生活化。关于上海的题材，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上海人的知识结构相关。

具象实验工作室和此次展览都是学院出资的，作为学院来讲，希望是对教学产生新的实验拓展。工作室性质的这种教学模式仅仅是开始，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真正的学分制。现在跟着工作室的大多数是研究生和博士生。具象实验工作室成立至今我们办了两次展览，希望在开放的心态下，慢慢形成工作室绘画的风格，建立起一个基本队伍。今后上海美院的新校舍会扩大，工作室的面积也会增长。也希望通过几次展览，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上海美术学院，并打造我们学校的油画品牌。

参展艺术家中有部分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已经非常成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了；也有一些是刚刚毕业的，甚至在读的。工作室让他们有了锻炼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平台。作为老师，我觉得能够在学生艺术成长的道路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必须的。

澎湃新闻：具象工作实验室是如何在本土／世界（东方／西方）这样冲突的文化语境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姜建忠：我两方面都观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家教委必须考虑的战略性问题，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本文图片均为“象外”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具象实验工作室邀请展展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