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洋扰”是如何扰乱朝鲜与东亚的？

由导演李应福、 作家金恩淑联手打造的韩剧《阳光先生》已于近期开始播出。该剧男主人公是一名在“辛未洋扰”时期跟随美军船只去往美国的朝鲜少年，长大后成为美军军官，又重返朝鲜。

那么，作为促使剧中男主去往美国的这一契机，1871年的“辛未洋扰”到底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19世纪中后期的东亚与朝鲜

在工业革命与商品经济的刺激下，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纷纷来到东亚海域，开拓贸易市场，寻求商机，追逐财富。而彼时的东亚各国，仍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排斥自由贸易，甚至拒绝与这些西方国家有所往来。在这种对立之下，1840年和1856年先后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均以清朝战败告终。随后，纷至沓来的外交事务要求清政府拥有一个专门机构对其进行处理，于是，1861年，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外事机构。此后，随着洋务运动逐渐展开，清朝开始主动接受并学习西方的技术与外交模式，中西关系方才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阶段，清朝也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19世纪中期以前，日本同样长期保持闭锁状态，对外贸易的范围仅限于清朝、朝鲜及荷兰。但是，随着西方国家在东亚的扩张，日本的闭关政策也难以维持。1853年随着佩里舰队来航，日本国门被打开，逐步进入世界资本市场。而日本国内倒幕运动也逐渐兴起，并于1868年展开“明治维新”，开始近代化改革。同时，向隔海相望的朝鲜扩张势力的主张，即“征韩论”，也日渐甚嚣尘上。

当西方各国的势力纷纷侵入东亚诸国之时，惟有朝鲜仍然保持其封闭状态，被西方人视为无从窥探的“隐士之国”。但是，朝鲜并非与西方毫无接触。天主教在18世纪后期即已传入朝鲜，首先在上层中传播，并逐渐向下层社会渗透，这一过程中也带动了西学在朝鲜的传播。但朝鲜以儒教立国，对于天主教及西学思想一直以异端邪说视之，迫害天主教徒的“邪狱”时有发生。纯祖（1800—1834年在位）时曾爆发“辛酉邪狱”（1801年），宪宗（1834—1849年在位）时再兴“己亥邪狱”（1839年）。1864年高宗即位后，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主政。此时西方国家在东亚的活动日益频繁，与朝鲜的通商交涉要求也不断增加，而天主教徒更介入了朝鲜内部党争。高宗初年，俄国屡次跨过边境要求通商，遭到朝鲜的拒绝。朝鲜天主教徒试图引导西方国家势力介入这一交涉，通过天主教联络英、法，与之结盟，制约俄国。此举引起了大院君的不满，更成为政治斗争的借口，最终引发了1866年的“丙寅邪狱”，九名法国传教士及大量朝鲜天主教徒被杀害。此后，朝鲜的锁国政策更为鲜明，对待西方的态度也更趋于强硬，排外气氛达到顶峰。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的近代史逐渐拉开了帷幕。

作为序幕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

“辛未洋扰”的发生，还要从1866年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说起。当年7月，一艘名为“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的美国武装商船以通商为由闯入朝鲜大同江，并一路驶向平壤。该船是由一艘两桅帆船添加火炮改装而成的，船长及驾驶员为美国人，水手多为中国人，其背后则受英国商会支持，同行前往的还有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人员构成十分复杂。

“谢尔曼将军号”驶入大同江后，虽然收到朝鲜方面拒绝通商的答复，但仍不顾阻拦，溯江而上，抵达大同江口，直逼平壤府。且沿途行为多有不端，不仅扣留朝鲜军士作为人质，索要粮食、金银、人参，甚至还向沿岸和朝鲜船只开炮，造成人员伤亡，最终，于8月末在大同江口附近与朝鲜军队发生炮战。指挥这场反击的，正是朝鲜近代史上有名的开化思想家朴珪寿（1807年—1877年）。由于河口处江水较浅，“谢尔曼将军号”航行困难，以致搁浅。朴珪寿与其他将领则指挥朝鲜军民采取火攻，将燃烧的渔船放入江中，驶向“谢尔曼将军号”，致使其失火被焚，船毁人亡。在当时的朝鲜政府眼中，这一仗可谓赢得漂亮，大院君也因此对朴珪寿大加赞赏。

1866年对朝鲜而言可谓多事之秋。除去“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外，不能不提的，还有一次“丙寅洋扰”事件。年初“丙寅邪狱”时，有多名法国传教士被处死。此事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Henri de Bellonet）和亚洲舰队司令罗兹（Pierre-Gustave Roze）强烈主张对朝鲜实施武力报复，组织了7艘军舰、千余人兵力，于1866年10月——也就是“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左右——开赴朝鲜，展开进攻，并一度占领了江华岛。但由于朝鲜方面倾全力激烈抵抗，法军无法取得更大进展，故而在对江华府进行了一番洗劫后，带着金银财物及江华史库（即外奎章阁，是朝鲜时期王室藏书地奎章阁的分阁）的大量图书，撤出了朝鲜。

从结果上看，朝鲜成功驱逐了侵略者，是此次武装冲突的胜利方。加上“谢尔曼将军号”事件上的胜利，1866年朝鲜抵抗西方国家入侵的军事行动可谓大获全胜，这让当时执政的兴宣大院君十分高兴，不仅增强了面对西方国家时的自信感，同时也加剧了朝鲜国内的锁国主张。大院君曾在“丙寅洋扰”期间手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十二字，以表达其抵抗的决心，并曾作诗豪言：“西舶烟尘天下晦，东方日月万年明。”有了这两次胜利营造的气氛，再加上大院君的决心，1871年再次面对美国军舰的时候，朝鲜上下的同仇敌忾和抵抗气氛可以想见。

1871年的军事冲突

朝鲜军民对“谢尔曼将军号”放的火，同时也点燃了一场国际纠纷。

按照朝鲜方面的说法，当时船上人员无一幸存。但事发后月余，美国驻烟台领事就声称收到消息，确认“谢尔曼将军号”尚有幸存者滞留朝鲜，并正在遭受苛待，希望清政府能够在索还幸存者的过程中给予帮助。同时，美国政府也不断派遣船只，在探查朝鲜海域的同时，向朝鲜索还“谢尔曼将军号”的幸存人员。1867年1月下旬，美国第一次尝试直接向朝鲜索还羁留人口。其时，美国军舰“瓦秋塞特号”（Wachusett）在舰长薛斐尔（Robert W. Shufeldt）的率领下抵达黄海道月乃岛，向岛民投递书信，要求送还“谢尔曼将军号”的生还者。1868年4月，美国军舰“申南道阿号”（Shenandoah）来到朝鲜平安、黄海两道之间的海域，除勘查海岸、向沿岸居民“问情”外，舰长费米日（J. C. Febige）还与地方官员以照会形式进行交涉，并递交了给朝鲜高宗的照会。通过这次接触，美国方面亦了解到“谢尔曼将军号”事件的具体经过，但因未能与朝鲜中央取得联系，仍没能达到索还人口及签订条约的目的。在此期间，美国的驻华外交官也在不断与清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引渡被扣押人员、代为询问情由、沟通美朝双方等等，但这些要求均被清政府含混略过或直接拒绝了。

在搜寻无果、外交途径亦无成效的情况下，1870年，美国政府决定任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 Low）为全权大使，于1871年春率领亚洲舰队前赴朝鲜，索还羁留人口，同时交涉通商事宜。当然，经过几年的搜寻后，美国在索还羁留人口这一点上已经不抱太大期望，而以此为契机与朝鲜签订海难救助协定乃至促使朝鲜开港通商的意图则日渐明显。镂斐迪此次前往朝鲜，还特别强调其和平交涉的意图，在事前寄送给朝鲜的信函中解释称，带军舰前往只是为了增添气势，并无挑衅之心。但是在抵达朝鲜后，双方还是发生了武装冲突。

1871年5月中旬，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罗杰斯（J. Rodgers）奉命率领以“科罗拉多号”（Colorado）为首的5艘军舰、1200余名士兵由日本长崎开赴朝鲜，于5月下旬抵达朝鲜西海岸南阳郡附近，一面派出小船探测沿途水文状况，同时也向前来查探的朝鲜官员提出交涉和通商要求。美国派出的是赋予全权的外交使节，但朝鲜政府此时根本没有外交意识和丝毫的交涉意愿，派出的也不过是负责“问情”的通事，亦即译官而已。对于通商要求，也是毫不犹豫地按照惯例予以拒绝。美国则以前来接待的官员品级太低为由，拒绝继续在沿海地区与地方官交涉，因而不顾朝鲜方面的警告，一路沿江上溯，驶向朝鲜内港，终于在孙乭项与广城镇附近遭到朝鲜方面的鸣炮阻拦。

美军随即以此为由，向沿岸的朝鲜守军展开了进攻，“辛未洋扰”期间的武装冲突就这样爆发了。美军水陆并进，6月10日，首先在草芝镇登陆，经过激烈战斗后完成占领，然后继续向位于上游的德津镇进发并占领之，最后达到江华府的关隘要地广城镇。镇守广城堡的是镇抚中军鱼在渊及其布防于此的600名守军，尽管他们在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广城堡炮台最终还是为美军所占领。在广城堡一役中，美军战死3人，10人负伤；而关于朝鲜方面的伤亡情况，据美方记载，死350人，伤20人，但在朝鲜方面的记录中，牺牲者仅有57名。

将领鱼在渊亦战死，而他的“帅字旗”则被美军作为战利品带回美国，长期放置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军官学校（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缩写USNA）博物馆，2007年方才以长期租赁（10年）的形式归还韩国。

由于美国军事行动的用意仅是希望以此逼迫朝鲜同意缔约通商等要求，而并不在于占领朝鲜的领土，因此在攻掠广城堡后便未再继续前进，而是撤回海上，等待朝鲜方面的答复。与此同时，与江华镇抚使、富平都护府使等地方官员进行了二十余日的照会往来。但是，双方的这场“书翰外交”除了相互指责对方制造冲突、无理取闹以外，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在此期间，美军逗留内洋使得沿江各处延误农时，并影响了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导致粮价上涨，但朝鲜并未出现人心浮动、政局不稳的现象，反而刺激了其“斥洋斥和”的决心。6月12日主政的大院君下令将其在“丙寅洋扰”期间所写的“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十二字刻于石碑上，树立于汉城（今首尔）钟路及全国各地，以表达其反抗决心。

美军方面，镂斐迪认识到即便再对峙下去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最终于7月3日撤出朝鲜，“辛未洋扰”至此结束。

“辛未洋扰”与中国

“辛未洋扰”不仅是美朝间的一次冲突，也在许多方面牵连中国。朝鲜之于清朝，是朝贡—册封体系下的属国，虽然有定期朝贡等方面的义务，但在受到外来入侵的时候，“上国”也同样有保护属国的义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知中，清朝之于朝鲜，类似于宗主国之于其附庸国，有权掌控当地的内政外交。因此，美国自“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发生后，就不断要求清政府协助其搜寻幸存者、调解美朝冲突。具体而言，即要求在朝鲜拒绝与美国产生任何联系时，由清政府从中传递消息，代寄信函、照会等文书。但是，对当时的清朝而言，与西方国家交涉是一种需要尽量避免的负担，介入朝鲜与西方的争端更被认为是不明智的做法。因此，在朝鲜与法国之间爆发“丙寅洋扰”时，清政府就以“属国自主”的说辞——即朝鲜虽然是清朝的属国，但清朝向来不干涉其内政外交——来回避法国的种种要求。“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后，清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以“属国自主”为由，拒绝出面要求朝鲜释放美国幸存者。但是，当镂斐迪率亚洲舰队开往朝鲜前请清政府向朝鲜转交信函时，这种政策没能继续坚持下去。因为信中说明了美国的来意和要求，如果不代其转交，那么朝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极易与美军发生冲突，而朝鲜作为东北方的屏藩，其安定与否对清朝意义重大。此后，清朝逐渐被拖入朝美冲突之中。美国结束军事行动后，其驻华使节更是特别要求清朝说明其与朝鲜的关系。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势力逐渐侵入朝鲜，并不断质疑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这些都给清朝带来不小的压力，促使清政府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地向西方解释中朝关系。在西方占优势、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有效的解释方法自然是向西方国际法体系中较为相似、可资类比的“宗主国—藩属国”关系模式靠拢。清政府逐渐改变“属国自主”的政策，转而强化在朝鲜的话语权并开始介入朝鲜事务，以对抗日本及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势力扩张。在观念上的潜移默化和现实需求的引导下，清朝与朝鲜的关系，逐渐从传统的“朝贡—册封”关系转向带有西方条约体系特征的“宗主国—藩属国”关系。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逐渐瓦解、西方式条约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因此，如果将视角放在整个东亚范围内，“辛未洋扰”这一朝美间的军事冲突，是可以被赋予更大意义的重要事件。

参考文献

伊原泽周：《近代朝鲜的开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命运》，黄荣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权赫秀：《近代韩中关系史的再照明》，首尔：慧眼，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