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青年如何代入路遥的《人生》

《人生之路》正在热播，片头“本剧部分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声明，也许可以对原著粉有所解释和交代。事实上，该剧播出后引起一些讨论乃至争议之后，很多没有读过原著，或者只知《平凡的世界》而不知《人生》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原著党”，这本身就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人生之路》片头

今天的青年，为什么仍然如此爱不释手地捧读路遥作品？

不是因为他写出了高考的内卷，恰恰相反，小说中对此只是一笔带过；也不是因为他写出了那个年代的农村文化人（有高中文凭的是极少数），可以自如地脱下象征身份的长衫、重归“面朝黄土背朝天”；更不是因为他写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路遥是尖锐深刻的，也是温情脉脉的，他笔下的高家村村民有精明、狡黠，但没有阴暗，甚至小说的结尾还会有反转。

我们今天更加怀念路遥，在于他的生花妙笔，不是简单粗糙地给人硬灌正能量的鸡汤，而是始终直面人生的曲折婉转、选择的纠结烦乱、世事的愁云惨淡，即便如此，仍能向往美好、奔赴梦想、处之泰然。他更关心的是社会怎样“破山中贼”、破除结构固化的藩篱，个体如何破心中贼、实现自我解放的梦想。这部中篇小说，是改革初期城乡关系的生动写照。

《人生之路》剧照

人生观：那个年代的“小题大做”

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关系的不断震荡、调整和重构，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普遍发生的一个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也并非中国所独有。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造就的就是英国的“农民工”现象和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类似的还有马克斯·韦伯观察到的波兰农民跨越国境到德国务农的现象。只不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更晚、路径依赖更复杂、“三农”问题持续的时间更长。这种复杂的城乡关系演变，在中国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反映这个变化过程，《人生》就是其中的典型。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浪潮扑面而来，这种冲撞，不仅直接撞击着传统模式下城乡关系的坚固堡垒，也直指人心，引发了多次“小题大做”的“人生观”大讨论。

1980年，《中国青年》发表“潘晓来信”，追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将自己内心的迷茫和幻灭和盘托出，剖白于他人面前。一种流俗的意见，是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归结到得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社会共识作为结论。其实哪里有这么简单，那背后是一整代人痛苦的反思和“三观”的重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从整体上面临“上帝死了”后的思想真空时期。填补这一段精神留白，万类霜天竞自由，推动人的思想在业已开启的世俗化祛魅过程中，软着陆到一个能够继续保有理想和重建新的合理化价值系统的地带，始终是这一时期的主题。对时代之变直觉最为敏锐的青年人，首先遭遇到这种精神和思想上的冲击和抉择。

1982年，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张华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件事在商品、货币开始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多作用的彼时，带给人们的震撼是不小的，一场“大学生救老农”值不值得的社会讨论随之而来。无需怀疑人们探讨这类价值问题的真诚。人们可以很精确地计算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所付出的成本和“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的大学生能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一个国家在一个农民身上所付出的成本和这个七旬老农未来屈指可数的人生“残值”，孰重孰轻，在功利主义“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框架下，似乎一目了然。可是，人的价值真的可以如此比较吗？

同样在1982年，青年作家路遥的《人生》正式出版。这本十万字出头的小书，是路遥另一部巨著《平凡的世界》的微缩版，但其影响丝毫不弱于后者。掏出任何智能手机、使用任意输入法，把《人生》中所有的人名打一遍，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角色都是默认输入，这些名字都是耳熟能详约定俗成的“熟人”。

陈晓 饰 高加林

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源于路遥年少时对于苏联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的敬仰。作家自身那种躺在黄土高原上仰望星空的心力，也就投射到高加林对于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中。和潘晓一样，高加林的人生同样是纠结的。脱离了前现代乡土的束缚，高加林一厢情愿地投入现代都市的怀抱，貌似更自由，却也更无助。进了城的高加林面对着远比今天更加森严壁垒的无形天花板，各种碰壁，最终只能回到农村。

我们今天大概很难理解路遥写作的那个时代背景，一群80年代的人竟然会把自己的生活，包括很多的个人选择纳入那么大的一个宏大叙事里面，失恋了、失业了，居然成了生死大事，要冠以“人生”这样的大题目！个人的恋爱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职业选择问题，变成了影响人的一生的关键。甚至于，就像路遥小说扉页引用作家柳青的那句话：“人生的关键处只有那么几步”。细节固然决定成败，但细节如此决定成败的背景，恰恰是那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注脚。

进城VS返乡：一个农村青年的理想与现实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1年无疑。有三个明显的例证：一是高加林在县城的图书馆“身子蜷曲在长椅子里，看起了韩念龙在联合国召开的柬埔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二是根据村支书高明楼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触，不难判断这肯定是在1982年第一个农业一号文件发出、1983年全国普遍推开包产到户之前，也就是在所谓“可以慢、允许看”的过渡时期；当然，路遥在小说最后也有“一九八一年夏天初稿于陕北甘泉”的交代。

改革由农村发端，且连续六七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收窄。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县域经济也异军突起，农村出现蓬勃发展的迹象，农民收入提高，善于经商的农民很快发达起来。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从（计划经济）体制外的农村和农业转向（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堡垒——城市和工业。经过几轮国民经济调整，城市对农村的就业和经济的带动力下降，实际上开始进入城乡分别发展的阶段。在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公社制还未瓦解的当时，农村的教师岗变得更加金贵起来，那是一个“吃商品粮”的世界。因此，高考落榜的高加林能否获得一个乡村教师的身份，其实是很要命的。

高加林面对的乡村政治，是作为乡村政治强人的高明楼和通过经商先富起来的本村能人刘立本之间的政商联盟，二者是联姻的关系。这也是改革之后逐渐出现的强人治村和能人治村。大能人是官，二能人是商。新旧两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碰撞之中，催生出高明楼这样的霸气村官。高加林要活给别人看，必然忘却初心，无比拧巴。知识青年想回城，可能只是一种不适应，即便说嫌弃，那也是外来的嫌弃。而高加林则是土生土长的嫌弃，抑或是，他只是更向往城市。只不过，这种嫌恶，让他嫌屋及乌，为了彻底跳出农门，他选择拒绝巧珍。

《人生之路》剧照

《人生》中的爱情故事，更像是今天的所谓“凤凰男”模式的80年代版本。门当户对被计划经济加持后的恶果是，阶层固化更加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的那个判断是深刻的：货币是第一个平等主义者。它以涤荡一切的气势呼啸而来，也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在一个转型年代，两种价值的冲突弥漫方方面面，正因如此，会有激烈的纠结和冲突对抗；也正因如此，才有真情良知在。

巧珍没有念过书，但喜欢有文化的人，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追求？她不是没有生活哲学的，她是个豁达的、大写的人。每读到她，你总是先充满同情，但最后你会发现她远比你想象的强大得多。路遥在文中多处采用欲扬先抑的方式，对巧玲、高明楼等，这些角色埋伏得更深，包括刘立本这个父亲，都比黄亚萍的父亲胸怀宽阔。人生是什么？这些碎片看似很小，却能小中见大、见精神、见人生，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看上去写爱情的小说却这样打动人。失恋的人动辄言死，巧珍和张贺南都动过死的念头。乍一看很难理解，爱情怎么等同于人生呢？其实是爱情的过程和牵扯到的各种坚硬的社会关系和固化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因而是一种浓缩化了的人生。

城市套路深，高加林想回农村。城市折叠，空间区隔。农村仍然是那个淳朴和关系简单到透明的共同体。小说的最后，高加林的城市户口被撤销，他万念俱灰，再次回到农村，看到的却是依然热情待他的所有人。小说的收尾一句是：“最后，他扑倒在土地上”。作者把希望投射到乡土田园，让高加林扑倒在地，正如巨人安泰必须“接地气”一样。

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读这个小说，看到这段画面感极强的文字时，想到的是郭沫若上世纪20年代的《雷峰塔下》。他在雷峰塔下看到一个老农，在诗文中有如下文字：“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尽管与那个年代“劳工神圣”的思潮是吻合的，但文字表达上是带有夸张的。比较而言，路遥处理得似更好。高加林这个动作自然而真诚。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那么多人，没有人对不起他。在得罪了那么多人之后再次回到农村，包括高明楼、刘立本在内也没有一个人对他排挤，反而都小心翼翼生怕他误会，都在维护他，为他创造一个接纳性的环境，让他重新融入这个熟人社会。高加林的这一“扑”而不是“跪”，恰恰“扑”出了对乡土的真实情感。

路遥通过高加林的这种变化，对乡土的歌颂也比较自然，没有一种悬空感。而且这种歌颂，跟高加林之前对城市的歌颂也不矛盾。如前所述，高加林源自“加加林”，人类对浩渺星空的向往，和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一样的。中世纪有句名言，城市的空气都是自由的。问题只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进了城的高加林仍然面对着层层森严壁垒的无形天花板，各种碰壁。他到城市转了一圈，确实呆不下去了，只能回到农村。路遥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好的台阶，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退场方式。

进城失败再返乡的农村青年，与下乡失败又返城的城市知青，恰恰形成了矩阵中的两极对偶。把希望寄托于农村的田野，这种乐观主义田园诗般的想象图景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的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礼失求诸野同样是简单的方案，把历史转折与社会变革掀起的巨浪导入农村，把农村作为危机的缓冲地和过滤阀，未必现实，也未必人道。这是农村不可承受之重压，它担当不了这样沉重的责任。

《人生之路》剧照

城乡区隔：一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恶”

整部书里面，真正承担了“我”的人性之光、担当了人生导师角色的，只有德顺爷爷。在前面他们一起进城的时候，德顺老汉回顾自己的爱情时，讲到了令我们所有人都动容的一句话：“我死不了，她就活着！她一辈子揣在我心里”。德顺老汉现身说法的目的是告诉高加林，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召，把握机会，做出选择。这可真是“贫贱者最高贵”的代表。这也与最后的结局遥相呼应，高加林回来后失魂落魄之际，前来“叫魂”点拨、给他醍醐灌顶和人生动力的，又是德顺老汉。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反而给一个“文化人”上了这么精彩的一堂人生课。德顺老汉可以说是见证、目睹了高加林从相恋（他是第一个发现他们恋情的人）到分手的全过程，是真诚地想要促成他们。

李光复 饰 德顺爷爷

巧珍的父亲刘立本说过“高中生顶个屁用，文不成武不下”的气话，高加林的父亲高明德也怀疑过知识究竟能否改变命运。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化？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人，似乎都是要识字，有一定的学历。而小说中前后两段信天游，是路遥有意在颠覆这样的常识。巧珍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德顺爷爷唱了一段，体现了一种纯良之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德顺老汉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并不代表他没有精神追求。而高加林再度被“打回原形”返乡，朴实的小孩子唱了一段信天游教训他：“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更是带有反讽的意味。正如《道德经》中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是说你学问越大，你对道德的感悟反而愈发倒退，还不如一个小孩子。当然学问和道德并不一定真的是一个反比例的关系，这个话的意思只是一种警醒：在你提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同时，不要泯灭自己的初心。

刘威 饰 刘立本

这本书虽然篇幅短小，但却在主线的爱情故事里，浓缩了人的一生会涉及的各种元素，在很短的时间内聚焦、灼热，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如今我们读这本书，会有很大的感触，但小说中的场景却很难在当代再现了。今天我们失业了、分手了，不至于让人生受挫、要死要活，痛感人生的希望破灭，没有那么严重。今天的城乡流动也要比那时更为自由，没有改革初期那么多的束缚（什么叫吃商品粮的？就是你脱离土地你得有粮票啊！否则寸步难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另外一些无形的压力，那是和小说的主旨一脉相承的，即阶层固化。

上世纪80年代，人们抱有一种期望和愿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学习知识，改变命运。高加林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农民子弟，却拥有十足的底气，觉得自己一个高中毕业生有资格在城市里生活。这是很可嘉的一种勇气，也是今天很稀缺的一种自信。很少有哪个大学毕业生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凭着一张大学文凭就可以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这个年代更稀缺的是高加林当时那种“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语）、凭借知识带给他的底蕴，敢于追求幸福生活，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勇气。

高加林不是巴尔扎克式地在追求上流社会，他只是在一个长期被压抑着的环境中向往一种更加多样的生活方式、更加自由的选择。今天的青年遭遇的则是新的“折叠”“鄙视链”“内卷”。这种人为区隔造成的压抑感，未见得比高加林时代的城乡区隔更弱。这是我们今天读《人生》所产生的穿越感、代入感的重要原因。寒门出贵子，解决的也只能是一代人，而“角斗场上的厮杀”并未完结。一个高加林般的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城市中人，但他的下一代仍面临激烈的、“武装到牙齿”的“教育军备竞赛”，进城仅仅是稍稍缓减他的压力。寒门问题背后的关键，是它的不可持续，肉身进城，灵魂出窍，还会持续面对“围城”式的悖论。

路遥的文字确实非常干净。一是得益于时代原因：那个时候少有乱糟糟的事儿，这不是替某个年代背书，只是一种客观陈述，那本就是一个人相对比较羞涩、当然也就比较纯粹的阶段；另一方面，路遥的文笔着实干净，含而不露，怨而不怒：你看他描写恋爱的场景，像高加林和巧珍单独相处那一段，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那就是小男生小女生纯粹恋爱的画面感；同时，路遥的文字很适合读出来，语感自然，像在和你面对面拉家常，他对对话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把握细腻，代入感很强。

《人生》书影

《人生》的故事在今天仍能够引起共鸣，说明它确实击中了要害。路遥写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要进城，梁晓声写的是从城里来的知青要返城。那也是一种人生选择：在北大荒干了多少年之后，突然离开了，那也很艰难。如何去评价这种选择？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种选择？康德关于历史哲学有一段名句：“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这个恶，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恶，不能被简单地指斥为“始乱终弃”。它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外在环境的制约，很难在纯粹个人道德层面去追责。城乡区隔时代的下乡知青，无法料到“十月里响春雷”，无法料到恢复高考、大规模返城，事后诸葛亮式的苛责“孽债”，要求一个完满的人生规划，就过于“外宾”了。因此，我们对《人生》中处处纠结的高加林也当作如是观，把讨论的焦点放到所谓“渣男”人品上，恰恰放过了历史转折中的城乡关系及其制度困境这一更重要的问题。

《人生》永不过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人生在继续，人生的困惑也将不断浮现。但只要保持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就总能创造出对自己而言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