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江村“朝圣”：喧嚣与困顿

来开弦弓村朝圣的人越来越多，老村干部姚富坤每月至少接待20批的拜访者。

苏州市吴江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因1939年《江村经济》的出版而闻名世界人类学界、社会学界。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在1990年代，费孝通三个字被贴得到处都是，甚至连盛泽镇商场厕所的墙上都有他的题词。而行走在江村的乡道上，低头时总会不经意地看到“费孝通足迹”五个字被刻在石板上。

当开弦弓村变成“江村”，意义便大为不同：江村是中国社会学的圣地；是20世纪初，世界看中国社会的窗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学在中国高校恢复后，田野调查成为显学。四十年来，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已成为江村寻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能企及《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下称“《江村经济》”）或《乡土中国》的学术作品，至今未问世。某种程度上，这折射出了一个村庄里的社会学困境。

被打扰的村庄

“江村很难拿下。”启程前，一支打算去江村拍纪录片的团队被一位熟识农村的学者这样叮嘱了一句。

在太湖东南岸，由庙震公路一路往北开，左手边竖着一块不起眼的村牌，打弯拐进小路，这里就是开弦弓村。开弦弓村，隶属于吴江区七都镇，距离苏州50公里，上海120公里，村内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清河将村子劈成两半，如一张拉开弦的弓，故而得名。

4月的江村，不见农民在田间耕作，乡道上人迹寥寥。在开弦弓村村口，几位农村老太坐在家门口聊天，她们碰见过太多问路的外来者，指不指路全看心情了，往往，她们的手指向的是自己耳朵，摆摆手，听不懂，把人打发走。

村前头开杂货铺的老人同样如此，不愿卖东西给陌生人。“支付宝？不懂。”其实二维码早被他打印成方方正正的小纸片贴在货柜的玻璃上。

相比之下，五年前来江村调查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莎莎幸运得多。

在北京冰窖户口胡同，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与女婿张荣华把父亲的晚年弟子，现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赵旭东请到家里，问能不能在父亲调研江村（1936年）八十年之际重访江村，延续费孝通江村重访的学术传统。

1986年，距离费孝通首次调研江村已过半个世纪，费孝通恢复社会学后的第一个博士生沈关宝接下重访任务，出版《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六十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召开一系列学术会议；七十年，费孝通的学生周拥平长住江村，写下《江村经济七十年》……八十年，导师赵旭东把这道命题作文交给了王莎莎。

2013年，王莎莎在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引荐下来到江村。

而在此之前，开弦弓村人也已习惯了陌生人的身影——在1981-2014年间，海外学者的来访超过一百批次，中国学者的造访则多到无法统计；1981年江村社会调研基地成立，近二十所高校以此为社会实践基地。每年暑假，学生风风火火登场，他们搭着各种交通工具来到这个江南村落展开社会调查，其中，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和中国青年干部管理学院访问次数超过10次；媒体也是常客，1989-2016年，以江村为主题的电视片有8部，纪录片4部，1场网络直播，以及数不清的新闻报道。

这是一个被不断打扰的村庄，社会学人、媒体、机构团队、学生组织前赴后继赶往在朝圣路上。因为当开弦弓村变为江村时，它实在太有名了。

姚富坤的抽屉里放着一本1986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中文译本第一版），这是费孝通在伦敦攻读人类学博士的毕业论文。早此之前，《江村经济》早在1939年伦敦出版，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连日本也有两个译本。

当历史学家Ｅ·丹尼森·罗斯爵士读完书手稿后，忍不住感慨：“据我所知，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的生活”；学者夏雪銮则将费孝通的江村与美国社会学家林德夫妇的“莫塞中镇”相比（现已发展为“莫塞学”），称其为中国的第一社区。

《江村经济》跳出当时人类学以少数民族、欧洲“野蛮人”、“土著”等为研究对象的框架，而是以本地人的视角观察一个高度文明的本地社会。导师马林诺斯基因此以“里程碑”三字给予高度赞扬。

而在1956年春，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和1981年美国人类学家南希·冈萨勒斯点名造访江村时，开弦弓村人甚至还不知道，他们早已成为20世纪世界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

但开弦弓村人对费孝通亲切无比。在村民眼里，除了人类学者，28次访问江村的费孝通更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首访江村时，他指出中国农村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1957年二访江村，费孝通每晚打着算盘算账，合作化后，农业增长，怎么农民收入反而下降了？他提出乡村工业和副业的问题，但这个与当时的政治风向不一致的看法令他被划为右派，至1980年代再未发表学术文章。开弦弓村人至今懊悔，早知道，就不与他说这些。

1980年代后，费孝通终于能再次提笔，以此启动他的“第二次学术革命”——开启了“由江村延伸出来的全国一盘棋的‘变’的调查研究”（乡村-小城镇-城乡关系-区域发展的研究）。

1981年，29岁的姚富坤接待三访江村的费孝通。那年，费孝通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国外的同行们对江村念念不忘，非常希望他讲讲1936年以来江村的变化。

姚富坤依旧能清晰地记得37年前见到费孝通的场景。“很早听大人说过，以为是个官，没想到说话那么随便，开口都是方言，普通话倒是不太好。”姚富坤还记得，“（这次）是为了领奖，他这次来最开心，像是重出江湖。”

此后，姚富坤负责接待费孝通每一次的江村来访。退休后，姚富坤在村委会独自拥有一间散发着旧书翻页气味的办公室，书架上摆放着《费孝通全集》，书柜上是古旧的毛笔撰写的户籍本。被称作“农民教授”的姚富坤初中毕业，但他对江村的变迁如数家珍，经常被邀请去高校演讲。

参与编写《开弦弓村志》和口述史的项目的姚富坤拥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既是村民，也是调研者。因此他理解调研者与村民双方的感受。

2001年，原本隶属于庙港镇西草田村划入开弦弓村。姚富坤等人前去做社会学调查，遭到拒绝。村民用警惕的目光问：“你们要搞什么？”最后突破的方法还是借助熟人介绍。

“比起一般的村落，江村的友好程度和接纳程度更高。”王莎莎从2013年秋天开始重访江村，在下一个春天结束时离开，她的研究还算顺利，即使没有姚富坤的帮助，她也能独立完成田野工作。2016年，王莎莎如期完成八十年的重访任务，并于后一年出版《江村八十年》一书。

其实，费孝通的首访也是如此。姐姐费达生在村里成立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是村民心中敬重的“费先生”，费先生的弟弟便是“小先生”。

而今，江村的村民也从开始时的热情——泡一碗熏豆茶欢迎来自远方的调研者——到现在的习惯与漠然。“来的人太多了，村民的休息肯定是被打扰了。”当姚富坤意识到问题时，他就用毛巾、肥皂、牙膏等日用品作为打扰村民的补偿。

纪录片团队是在2017年冬至来到江村的。他们的任务更为艰巨，对几个典型家庭，进行长达一年的深入拍摄。而江村的确难以攻克，村民早已养成抵御外来者打扰的智慧。幸运地是，他们还是摸到了突破之径——竟如此朴素——“他们看你过了那么久还在村子，就觉得你是真的在做研究，不是过过场而已，他们就愿意和你聊了。”

江村学，作为研究式范的学说愿望

在所有调研者里，复旦大学教授刘豪兴呆的时间最长，从1981年首次跟随费孝通来江村，他又断断续续呆了三十多年。如今，78岁的刘豪兴头发花白，微微驼背，但身体健朗，走路还带着风。村民见到这个辨识度极高的 “广东老头”时，都打声招呼，“刘老师”。

刘豪兴的留下，与37年前费孝通在伦敦的领奖演讲有关。

1981年11月18日，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会上，费孝通宣布了两件事，一是开弦弓村建立了社会调查基地，一个能进行持续不断观察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二是《江村五十年》的研究计划正在筹备之中。

“老先生自己讲的，五十年要出一本书，结果我们三个学生都没有空。让费老在世界学术界失信了。”1985年春，尽管调查组成立驻村，但刘豪兴忙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沈关宝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作博士后，李友梅则去了法国留学，《江村五十年》的写作耽搁了。

“因没有尽责而曾向费先生道歉，他确实很生气，但也没有过多的责怪。”后来，费孝通提出编《开弦弓村志》，刘豪兴一口应下来，“一开始我以为很简单，就说一年帮他完成，后来发现不可能。”

2005年，费孝通病逝。2009年，刘豪兴想起老师的心愿。五年后，90万字的村志出版。“后来觉得这也还不够，再做口述史。”计划采访一百多名村民的口述史正在进行中，又是一个浩大的大工程。姚富坤说，单人采访就得花上五六个小时，为了捕捉情绪，架起一台DV，上了年纪的村民说到动情处，眼泪哗哗地流。

“刘老师真心为老百姓做事，这点是受到费孝通真传了。”姚富坤说。2005年，村民与刘豪兴聊天时提起1976年，22名村民去小金圩种毛豆，因超载渗漏而沉船，导致9人溺亡。随后，刘豪兴就安全生产一事写信给江苏省省长和苏州市市长。第二年，开弦弓村批获600万元，在村区和小金圩间建桥筑路，村民称之“教授桥”。

对江村的研究“薪火相传”，在世界社会学界也属少见。2006年，刘豪兴提出了作为研究式范的“江村学”的概念，即对江村研究的研究。他认为，江村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代表，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又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许多共性。

不可忽视的还有调研江村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丰富的研究资料——近现代的多个时期的研究、如《开弦弓村志》般小百科全书式的档案资料、逐年增多的学术研讨会等等。

作为一片肥沃而已有硕果的土地，江村那么诱人。《江村经济》如此有名以至于“现在的江村”成为一个永不过时的命题。前辈在上个世纪的撒播与耕耘，如今的成果累积成一片森林，社科学子们前赴后继地赶来——在前人所开垦的土地上享受惠泽，也再为这座宝矿添砖加瓦。《开弦弓村志》显示，截至2016年，21人的硕士论文，4人的博士论文以江村为调研对象。

回访当然是重要的。如果不是196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利克·费里曼再次踏上萨摩亚岛后，也许萨摩亚人还被贴着 “纵欲”的标签——根据1928年，美国人类学玛格丽特·米德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而弗里曼的回访了解到的则是完全相反的一面：萨摩亚人在性上受到公共道德的约束，费里曼甚至说认为对性行为会有惩罚的萨摩亚人可能具有人类学记录中最偏激的贞操观。

而在马林诺斯基离开特罗布里恩德岛的60年后，韦娜（Annette B .Weiner）先后五次又来到这片田野，这位女性人类学家发现，妇女在岛上的较高社会地位的原因, 并非马氏认为的母系继嗣社会的谱系作用，而是妇女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与经济交换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基于不同性别视角下得到不同结论的经典回访案例。

曾系统思考“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的人类学者庄孔韶认为：“问题不在于谁是谁非, 而是人类学者如何不断改善观察、撰写的整个认识流程, 建立和把握田野民族志撰写的新方向”。多年后，追寻着老师林耀华的足迹，庄来到《金翼》所在村落福建古田，并写下经历了动荡年代后的《银翅》。

庄孔韶曾指出，就人类学关心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来说, 在时空上经历过巨大社会变故的社区的回访, 似乎比类同的相对平静的社区更值得……但如果接续者的研究不求甚解，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事。

近些年，在公开发表多篇文章中，刘豪兴都反复提及要把江村提升到“学说”的高度，将分散式的学术成果能提高至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他认为这有助于费孝通所开创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实现，“进而扩大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和话语权”。

但一些不成熟的问题仍然需要被提出——那么多年过去了，江村是否还能代表中国农村？这些未曾间断的社会调查是否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新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个村庄里的社会学困境

马林诺斯基曾表示，江村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刘豪兴说，编写村志时，这句话把县官员吓了一跳，他们问：“开弦弓村怎么好代表中国呢？”

这个问题也是费孝通的老同学英国人类学家E·利奇的质疑，像《江村经济》这样的微型社区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的回答是，“用一个农村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是错误的，虽然江村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但也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是同一的大趋势中推进的。它所取得的经验会影响其他村子，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从其他村子的实践中获得启发和解决。”

对江村历史已了然于心的刘豪兴认为，近百年的江村变迁可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文革”时期，和城市不同，农村的生产不得停，所以村干部晚上接受批斗，白天还要继续领导生产。而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变迁，现在的江村更能代表的是乡村工业比较发达、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

但在江村学的建设中，也并不那么顺利，多如牛毛的江村研究，因没有建立资料库而使得成果分散。 刘豪兴忍不住对来朝圣的学生导师说：“你们这个不够啊，起码要一个月以上的调查，深入一点，不然都是表面的数据。”但很多硕士论文的田野时间仍只限于一个星期，或“两个礼拜了不起”。 刘豪兴在《“江村学”研究存在哪些问题与困难？ 》一文中提到，一些论文因为缺乏协调，选题常常雷同，有的问卷调查缺乏科学性和真实性，使学位论文质量堪忧。

王莎莎认为，做“重访研究”或者“再研究”，需要克服前人的影响，也要对前人的研究保持反思精神。“不然就容易被牵着鼻子走。觉得前人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我只需要发现它的一些变化就好了，这样就会限制你的视角和思维，反而容易丧失了自己的田野敏感度。”

刘豪兴期待研究不要停留在一般的记录上面，而是能提升出一些规律性的观点、概念。最典型的例子还是费孝通，在调研了江村和云南三村之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乡村社会网络，如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一圈比一圈远和薄的扩散关系的“差序格局”。但在江村学中，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

刘豪兴突然想起3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费孝通和他们几个学生在太湖边上遇见的一个小男孩。费孝通问他，多大了呀？在读书吗？男孩说，早不读了，和父母一起打渔。

“当时我们觉得很自然。男孩子么，要继承父母的工作，不读书很正常。”直到在《小城镇 大问题》中，刘豪兴看到老师提出如何改变渔民的孩子不读书的观念，比如把捕捞改成养殖就需要孩子学习掌握科学技术。

刘豪兴说：“他从生产方式的高度去看孩子为什么不读书。这是我们一般人想不到的。”

费孝通在1996年《爱我家乡》一文中写：“初访江村是我这一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界碑。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

“费老已经走出江村了，我们还在江村里钻。钻可以啊。但是要钻出名堂来。”刘豪兴那个“能对研究成果做出一番中国的分析探讨”的期待，似乎至今还没到来，但他承认这个期待的难度，“现在还看不到对整个江村的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这个任务太艰难了。”

2018年4月17日，上海曹杨二中的一批中学生来到江村，在下午两点的烈日下，进入午休的村庄安静而空荡。好不容易碰见屋前有人的，最为勇敢的那个学生会带头上前，他带着尊敬而稚嫩地口吻问：“我们在做社会调查，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