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

原创 基兰·塞蒂亚 理想国imaginist

日剧《重启人生》在豆瓣收获了9.4的高分，只听剧名，可能会以为是重生爽剧。但看过之后不少观众都直呼被主角麻美一次又一次平实但又幸福的人生治愈了。

和大家预想的不同，这是一部温和又舒展的片子。在剧中，当人生被重新启动后，麻美并没有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顺遂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也没有拯救世界这些宏大的使命为她降临。她只是依然眷恋着从小长大的小镇，人生的终极理想就是活到八十岁和闺蜜们住进相同疗养院相邻的床位。帮曾经讨厌的老师解围，阻止幼年玩伴的父亲外遇，帮闺蜜摆脱渣男，这些已经是麻美在“拯救世界”方面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即便是剧末拯救空难的高光时刻，也依然处于麻美个人生活的日常叙事框架下。

恰恰是主角的“不思进取”，让我们暗暗松了一口气。真实的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活在当下。

不管你正处在20岁还是70岁，或多或少都会为一些无法修补的遗憾感到困苦：要是赶上火车就好了，要是没有报考这个专业就好了，要是再勇敢一些就好了......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注定无法体会人生的其他可能。那些可能性让人着迷，甚至勾引你放弃现有的生活重新来过。

无法倒带重来，我们该怎么面对人生的错失与懊悔？

哲学教授基兰·塞蒂亚的《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写给想要“重新来过”的人们。“即使我们犯了错误，历经挫折，目睹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们还能找到一片喘息之地，你需要做到诚实却不必悔恨，需要承认过去已经是那样了，但不必让时间滚回到事情变糟前的那一刻。”

哲学无法帮助你改变过去，却能让你面对过去，换种思路，继续生活。

本文摘编自《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

[美] 基兰·塞蒂亚 著

01

错失，多彩人生的无情副作用

假设你将得到一笔奖金：一张50美元，或者两张。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100美元。做这个决定你不会有任何心理斗争，你面临的选项的价值是可通约的。可通约价值通过单一标准衡量测得，因此较大值会抵偿包含较小值。

但如果你必须选择听去一场十分感兴趣的讲座，或者去参加一位认识不久并且希望深交的朋友的生日聚会。你左右为难，不过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朋友聚会更重要，所以你就去了。知识的价值和友谊的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可能你觉得选择后者有充分理由，但无论哪种选择价值更大，都不能包含价值较小的那一个。你想听那场讲座的渴望无法在生日聚会上得到满足，它产生的不满足感会一直萦绕在你心头。

这么说可能过于夸张，你不会被错过讲座的记忆持续折磨，但是不可通约性在一些场合会造成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威廉·斯泰隆1979年出版的小说《苏菲的选择》中，一位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母亲不得不决定自己的两个孩子孰生孰死，否则两个孩子都将被害。她最终选择牺牲女儿，并在痛苦的自责中度过了余生。

关于可通约性，最明晰的例证还是与手段（比如财富）有关，我们追求这些东西是为了更长远的目标。当然原则上，终极价值也可以有通约性。边沁就通过“幸福计算”来理解幸福，而幸福本身对边沁来说则是“衡量对错的尺度”。他将快乐视为一种同质的感受，就像不同的背景杂音，没有本质不同只有强弱之分，只不过快乐是越强烈越好。在边沁看来，在两件令人快乐的事之间做出选择，与在两沓钞票之间做出选择并无二致。

面对已经走过的人生路和错失的一切，上面这样的自我安慰会让你感觉好些吗？可能不会。我们无法拥有想要的一切，我们已拥有的无法抵偿和包含未曾拥有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种种选择是不可通约的。

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你免遭无可挽回的损失——当你面对两个不相容的选项，它们的价值要么可通约，要么其中之一必须对你毫无价值。

你可能想追随边沁，学好享乐主义方案，但是边沁的理论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不仅因为生命除了苦乐感受外尚存其他的价值，还因为快乐也常常是不可通约的。当你不得不在看日落和听音乐会之间做出抉择，你也许会决定去听音乐会。而做这一决定时如果你的内心产生了冲突也情有可原，壮美夕阳带来的视觉享受难以因音乐之声得到满足。我们想要的快乐是特定的，而非同质的享乐主义背景杂音。

要实现价值间的可通约性，你必须抛弃不同种幸福的多样性和有别性。你也必须仅关注你享有的数量，而非品质或对象。你的欲望必须极度简化，这要求你消灭掉大部分美好的事物，或者漠然地对待它们。

期望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失落，就是期望这个世界贫乏不堪，或期望自己极度地鼠目寸光，以至于对失落全无意识。错失可以说是多彩人生的无情副作用，这点倒给人一些安慰。因为它同时是美好事物存在的反映：它们如此之多，那么令人神往，一份人生不可能囊括所有。即使永生也不能做到：你会在特定的时间做出特定的选择，走出不可更改的人生轨迹，即使一切推倒重来，当时的其他选项也会变得不再一样，你过上的也是不同的永生。

结果是，错失依旧发生在你身上。失落感是真实的，必须接受它，而不是期望它远离自己。

02

人生充斥着错误、不幸、失败

上面的结论并没有帮助我们避免错失带来的困扰，而只是要我们接受错失。这实际是种认知疗法，旨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我们对某一具体境况的感受，但并不会对这一境况本身做任何改变。

此外，它也无法宽慰经历过那些不必要的错误、不幸或失败的人，毕竟要不是因为这些憾事他们本可过得更加称心如意。

人生充斥着错误、不幸、失败：不该做出的决定，不必遭遇的痛苦，不尽如人意的计划……没有任何人能安然度过中年而不被这些麻烦困扰。现在的问题是，当面临这些麻烦时，我们该怎么办。要如何看待无法达到期望的生活呢？

先处理一个预先的怀疑：如何看待错误、不幸和失败？一些人可能觉得答案显而易见，以致令人沮丧。除了自欺欺人和一厢情愿，或虔诚而笃信地希冀这些事情从未发生，我们还能报以什么态度呢？除了徒劳地想要历史被改写，我们不是没有别的什么能做了吗？要是我讲出真相就好了，要是检验结果是阴性就好了，要是我再多等一年就好了……仿佛一切都会不同，而且比现在还要好。可是执着于过去是没用的，时间会磨平一切愤怒或耻辱，自欺欺人也没有任何助益。

但此刻未必为时已晚。福克纳有句名言常常被误用：“过去从未消亡，甚至不曾过去。”错误、不幸和失败三者与悔恨毕竟不同。我们可以把你在那个时候本应该做的、想要做的或接纳的事，与你回望时觉得应该做的事区别开来。当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时，这一区别尤其明显。

哲学家杰伊·华莱士就提出了一个例子。他说，假设我答应开车送你去机场，但出发那天我却睡过头了，害你误了飞机。结果你后来发现那架飞机竟在海上机毁人亡。就违背承诺而言，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但回头一看，我绝不希望自己做了，而且你也不会的！

这里的区别算不上很微妙，却常常被忽略。在《悔恨：可能性一直还在》一书中，珍妮特·兰德曼引用了一项1949年盖洛普测评的数据。在测评中，69%的受访者承认至少犯过一桩“迄今为止人生中的最大错误”，比如没有继续深造、在婚姻上犯了错误、入错了行当等。1953年，盖洛普公司又进行了一项测评：“总体来看，如果你的生活可以重来，你是更倾向于重蹈覆辙，还是尝试迥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不到4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重来将会选择不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差距会这样大？这两项测评询问的问题出发点明显不同。第一项测评询问的对象是错误（mistake），它关乎那些你本不该做的事。第二项则关于悔恨（regret），关于那些只要有机会你就会挽回的事情。只是在挽回过程中，你将不仅抹去过去犯下的错误，因它们而起的全部生活也会一笔勾销。这会令人更加不安，为犯过的错感到悔恨可不只是承认自己搞砸了这么简单，你还希望一切都没发生，这样就能把这个错误连同它的后果一起从历史记录上删去。

接下来就是那一线希望。即使我们犯了错误，历经挫折，目睹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们还能找到一片喘息之地，你需要做到诚实却不必悔恨，需要承认过去已经是那样了，但不必让时间滚回到事情变糟前的那一刻。至少，原则上我们不需要一台时光机来慰藉中年充斥着的悔恨情感。我们需要做的，是遵循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调节我们看待过去的角度。

03

悔恨不是必须的

想要不后悔自己犯下的错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让事情的走向比你的期望更好。我当时不可能提前知道会有这样的景象出现，但是现在我看到了，并且为曾经的错误感到高兴，没有它们我看不到这番变化。

只要你细想一番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在按照这个模式运转。失误本就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你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但结果却比预料的发展顺利，或者你当时做的决定是正确的，谁料事情却往糟糕的方向去了。

另一方面，让事情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计划不来。它由不得你，非你所能操纵。成功与否不关乎远见，而关乎运气。所以尽管道理很简单，但结果不确定这一漏洞，很难帮到正努力接受过去的中年人。

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你曾期望某件事不要发生，可它们像你理性估计的那样发生了，该怎样缓和悔恨呢？要是并没有惊喜你该怎么办？还能从写满“不满”的账目上销去点什么吗？

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猜想是这样的：假设你身体状况特殊，将给接下来3个月内怀上的孩子带来负面影响，受影响的孩子会先天患上一种无法治愈的功能紊乱，这一紊乱会损害Ta的生活质量。既然没有紧迫原因要求你立即要孩子，帕菲特认为你应该等待。但这时你怀孕了，孩子一天天长大，也日复一日地挣扎。尽管被预见到的病痛折磨着，Ta的生活总的来说很幸福。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你应该等待。但是现在你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吗？你该期望获得改写过去的能力，抹去你儿子存在的痕迹，从头再来吗？恐怕不会。你本该等待，但现在你很开心自己没有那样做。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和辩护这一态度变化？这不是难解之谜。因为你孩子的存在，就足以让一切都不同。你爱你的孩子，而Ta因自己拥有生命而感到幸福；如果你选择等待，那Ta就不会出生。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它发出了一声寻求确信的啼哭，让悔恨的牢骚都归于沉寂。

不为错误、不幸和失败而悔恨的一个途径是事情的后续发展得比预想的好，但是就算后续发展没有更好，悔恨也不是必须的。

1979年，哲学家罗伯特·亚当斯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论文，题目为《存在、自我利益与关于恶的问题》。其中说到，当我们回望过去，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可以因为随之而来的各种活动、物品和亲密关系得到辩护。他没有把对这些活动的投入与为人父母相提并论，而是与另一类事物对比，我们依靠这类事物肯定自身的存在。

我们出于为自身的合理考虑，会把一些事物与自己联系起来，不只是空洞的形而上学同一性，还有计划、友谊和我们个人履历、性格中最重要的特质，至少是特质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生活很美好，我们就有同样的理由为拥有这样的生活、而非其他截然不同但更好的生活而感到高兴。就像我们应当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为取代我们的别人的存在而喜悦，就算他过得比我们更好、更幸福。

当我们得知自己能够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肯定它，我们当下拥有的活动、人造物和亲密关系有着治愈我们的过去、平复悔恨的力量。

错误、不幸、失败：没有人能不经受它们的考验而安度人生。其中有些得以通过风险厌恶、子女或者运气挽回，其他的恐怕没办法了。你可能会被引诱着与过去的时光做个清算或最后角力，这样做没有错。但是不要错上加错：不要退回原地、抽离生活的细节去问你应该选择哪个。在抽离细节的时候，你抛弃了可以合理地肯定现有生活的资源：不只是活动、物品和亲密关系的存在，还有它们郁郁葱葱的内容。

不要在理论上去权衡各种选择，而要进入其中：让现有生活的殊异性抵消你对未曾经历过的生活的异想天开。这样一来，你也许将发现自己不会再为曾经应该抗拒的东西而悔恨。

配图来源《重启人生》《一一》

原标题：《说真的，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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