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分享与成长：第四届“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侧记

6月26日-7月7日，由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等承办的第四届“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在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举行。来自威斯康星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22所海内外高校的30名学员参加了本次研习营。

与往届研习营相同，本届研习营仍将中国当代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作为关注重点，录取了诸多热衷于冷战时期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研究和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员。研习营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高嘉懿老师、游览老师和广西师范学院李玉峰老师作为随营讲师全程参与活动，为学员们解答档案搜集、文献阅读、史料鉴别、论文写作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外交学院陈实老师和黄冈师范学院张威老师和随营讲师一起，参与了学员报告的整个环节，并对学员们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计划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本次研习营的主要安排分为主讲教授报告、专家座谈、学员报告三大板块。笔者从中选择部分内容详加介绍。

第四届当代史研习营师生合影

动机判断、学术争议与冷战史研究

冷战国际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美苏争霸”、“苏攻美守”和“美攻苏守”三个时期，其中的两次转折均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而探讨这些问题必须依靠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近年来，俄国档案开放呈现收缩的趋向，加之直接反映决策过程的历史档案数量较少，学界对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存在多处争议，其中之一便是对斯大林各项活动的动机判断。如何利用既有史料研究斯大林的活动动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和姚昱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6月26日上午，沈志华教授在开营讲座中提出，对于斯大林各项活动的动机研究应该根据其行事方式及时代背景，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将斯大林的言论作为其行动的主要目的。

沈志华展示了一封1948年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团结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电报。许多俄国学者据此认为，斯大林的这封电报说明毛泽东团结民主党派的政策是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执行的，而他却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并列举了几则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一，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发表的《论联合政府》阐释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任务；其二，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其三，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总部起草了政治宣言，八项政策中的第一条便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据此，沈志华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胜利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和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并非斯大林及苏共中央授意的结果。斯大林之所以赞同中共中央采取“统一战线”的方式成立新政府，更多考虑的是顺应中国革命形势。至少可以说明：中共中央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苏联因素，并不像以往学者所以为的那样重要。

沈志华强调，研究者不能因史料本身是真实的，就想当然地认为史料中所述内容也是真实的，档案本身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说明档案内容的真实存在。为了进一步阐释该说法，他还引用了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的话：“没有一个文件能告诉我们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东西。”

讲座最后，沈志华和各位学员分享了历史研究的几点经验：首先，研究者要寻找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史料，包括反映时代背景和历史细节的档案文献；其次，研究者要对搜集到的所有史料进行详细的梳理、对比、鉴别和考证；再次，研究者要根据考证后的史料还原历史发生的“现场”；最后，研究者要用史料检验自己的逻辑与结论。

6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姚昱教授做了题为《证伪法与多边史料利用：以1949年初国共内战调停问题为例》的报告。首先，他提出了对这一选题的研究缘起，并指出大问题意识、具体问题意识和“反事实假设”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接着，姚昱介绍了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一，向青、陈广相等人认为斯大林想要干涉中国革命；第二，列多夫斯基和齐赫文斯基认为，斯大林并未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第三，金东吉和沈志华等人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为了考证三种说法的准确性，姚昱详细分析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的电报及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FRUS）部分档案，并根据这些档案文献证伪了两位俄国学者的说法。最后，姚昱强调，美国档案的利用可以修正苏联档案的误记，以及多边档案的利用与证伪法的使用对冷战史、跨国史的重要性。

当代史研究的方向：新史料、新视角

随着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深入和高层历史研究的饱和，越来越多当代史研究者开始关注于社会底层的历史发展，因而，回忆录和民间史料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何运用好回忆录和民间史料？6月30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韩钢教授和中共中央党校王海光教授举行了“档案文献与研究方法”的专家座谈会，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档案文献研究与方法专家座谈（从左至右：王海光、沈志华、韩钢）

首先，韩钢介绍了当代史研究的现状及民间史料的重要性，并详细讲述了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的馆藏状况和《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的出版状况。接着，沈志华分享了自己研究“反右派”斗争史的心得体会，并希望当代史研究的学员们加强对史料的整合和考证，将档案文献语言转换为历史语言。最后，王海光以《论十大关系》版本发展过程为例，讲解了历史文献版本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下午，韩钢讲解了回忆录的价值、局限和利用，并以党史、国史中多位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为案例，分析了回忆录对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和局限。韩钢认为，回忆录对当代史研究具有三个价值：其一，回忆录可以填补档案文献之“失记”。由于档案文献的散落和遗失，很多历史细节和历史过程无从考证，而回忆录可以填补档案文献“失去”的“记忆”。比如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但是讲话文本的起草过程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阮铭提出自己起草了该讲话，而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则提出这篇讲话是由胡乔木起草的。最后，于光远在其回忆录中披露出他参与起草了这篇文稿并保存了该讲话文稿的提纲，回忆录及其讲话提纲的存在证实了于光远的说法。其二，回忆录能够修正档案文献之“误记”。档案文献数量大、种类多，难免出现记载错误的状况，而回忆录对于修正档案文献中的错误具有重要作用。其三，回忆录可以细化档案文献之“泛记”。虽然档案文献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但是档案文献无法还原历史现场、完善历史过程等，而回忆录可以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韩钢也指出了回忆录固有的三点局限：首先是“失忆”，即失去对历史过程的记忆；其次是“误忆”，即对历史过程的错误回忆；最后是“曲忆”，即蓄意曲解历史过程的回忆。由于回忆录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历史研究者在看到回忆录的价值时，也应该时刻注意回忆录具有的三点局限，通过档案文献与回忆录的对比和考证，从事历史研究。

最后，韩钢还提出了利用回忆录的三个方法。第一，考察作者与事实的关联度，历史研究者应该慎重使用作者与历史事实具有间接关联的回忆录；第二，考察作者与当事人的关联度，作者与当事人的亲密程度和社会关系是使用回忆录中应注意的要点；第三，考察作者与叙事利益的相关度，历史研究者应该关注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好恶程度及主观态度，进而明晰回忆录的可信程度。韩钢希望各位学员能够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谨慎的使用回忆录，利用好回忆录的优点，也要看到回忆录的缺陷。

7月1日下午，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教授举办了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讲座。他以时间为线索将1949-1972年的中日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真空”期到“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阶段、“半民半官”与“渐进和积累的方式”的阶段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两步走”的阶段。随后，章百家分别就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针对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问题，章百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国领导人始终以长远眼光，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并以宽广的胸怀和向前看的眼光来处理，以极大的耐心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另外，章百家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即将实行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环境，也将中日关系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来之不易，并给予后人诸多启示。

多国多边档案的利用与冷战史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了跨国史的兴起，而多国多边档案的解密也让跨国性的冷战史学术研究课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梁志教授、云南大学戴超武教授分别以中缅关系和中印关系为例分享了多国多边档案利用的经验与方法。

7月1日上午，梁志以“1949-1955年中缅关系发展进程”为例，与学员们探讨了多国多边档案搜集、整理与运用的议题。他的中缅关系史研究关注三个问题：其一是缅甸承认新中国的原因；其二是中缅关系改善的起点与动因；其三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对中缅关系的影响。梁志展示了涉及上述问题的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文献、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文献、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馆藏文献、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英国外交文件和尼赫鲁文集等相关史料，并与学员们一同分析史料、讨论史料。

梁志认为，中缅英美四方档案的史料能够证明，以往的学术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很多学者认为1954年是中缅两国关系改善的起点，而现有档案文献及研究表明，冷战初期中缅两国改善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长时段过程，简单粗暴的将一个时间点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转折点是值得商榷的；以往的学术研究多强调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但梁志认为中缅两国关系的改善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这也说明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最后，梁志提出要时刻注意历史发展的长期性和关联性，运用多国多边档案互证法从事冷战史研究，不能人为割裂历史发展过程。

7月3日上午，戴超武为学员们开展了题为《多国解密档案与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中心》的讲座。戴超首先展示了多份各方研究档案，其中包括中国援助非洲的铁道部档案、中印边界冲突及谈判问题的双边档案、美国对远东政策的文件和尼赫鲁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印度档案。他还着重介绍了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各项状况，包括解密历史、解密原则、开放规模和查阅规则，并强调了该档案馆馆藏文献对冷战国际史、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性。为了清晰阐述多国多边档案利用方法，戴超以互证法和证伪法为主要方法详细讲解了1949-1962年中印关系的变迁历史和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并指出了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多重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论文写作、修改与发表

根据研习营学员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本届研习营共设立中国与冷战、冷战与东南亚、社会运动、美国与冷战、文学与社会、建政与改造、知识青年与地方社会、接管与建政、冷战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与生态等十个主题小组。每个主题小组为2位学员报告，4位学员评议，然后由随营讲师总结点评，最后安排报告人简短回应。为了切实加强学术论文和研究计划的修改与实施，评议学员和随营讲师从问题意识、学术规范、史料运用和写作方式等角度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而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方法交流也加强了学术论文的修改和研究视角的拓宽。

学员报告

同时，本届研习营还邀请到《外交评论》杂志主编陈志瑞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编辑吴志军，讲解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注意事项。他们从国际关系史、中国外交史和当代中国史三个领域分析了两份期刊在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和史料征引等方面的问题。陈志瑞希望学员们加强概念、理论和案例的结合，避免宏大叙事的政策化理解和微观叙事的理论贫困；吴志军则强调史料的系统性、多元性、全面性和批判性对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加强历史解释和理论思考。

7月6日上午，第四届“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顺利结营。在为期十一天的名家讲座、专家座谈与学员报告中，广大学员不仅仅从中学习了诸多搜集档案、考证文献和分析史料的方法，还收获了前辈学者们治史学史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各位与会老师与学员均希望“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中继续前行，努力为年轻研究者的培养多做贡献，一起推动中国的当代史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