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一直“丧着”，得出门旅游

原创 奥兰多·费吉斯 理想国imaginist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1857年对于屠格涅夫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他失恋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歌剧演员保琳娜突然对他冷淡疏远，爱答不理。要知道屠格涅夫已经爱慕保琳娜很多年了。这次失恋让屠格涅夫变得消沉无比，他决定离开让他饱受心碎之苦的巴黎，给自己放个长假，来一次走遍欧洲的旅行。

1857年秋天，心碎的屠格涅夫坐上贯穿欧洲的火车。他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行李，除了两样——一位能玩到一起去的好朋友和一本“约翰·穆雷”旅行指南。

“约翰·穆雷”旅行指南堪称“十九世纪欧洲版小红书”，风靡整个欧洲，游客们几乎人手一本。是的，在那个年代“做攻略”就已经很流行了。这本手册不仅贴心地帮游客们安排好了性价比最高的旅行路线，还标记了每个地方的“必看网红打卡点”，甚至具体到博物馆里哪些画一定要看，哪些不值一提。

“约翰·穆雷”旅行指南中对景点的介绍和广告

“穆雷”手册的风行侧面反映出当时欧洲发达的旅游业。和“欧洲游客”这一群体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欧洲人”这个特殊的概念。或许在大众的印象里屠格涅夫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俄国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反映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但其实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欧，除了“俄国人”这一身份外，屠格涅夫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人”。他曾宣称“我是欧洲人，我爱这面旗帜，我把信仰寄托在我从小就带着的这面旗帜上。”

直到今天，“欧洲人”依然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概念存在于我们的普遍叙事中。欧洲各国民众被视为一个整体，并被认为共享着同一种文化。二十世纪中期，毛姆在写作《刀锋》时，也习惯性地使用“欧洲人”的概念与“美国人”相对应。但是这个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主义”身份认同阐释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时间观念的改变，传播技术的发展，国家方言的演变等多重因素构建而成。上文提到的“欧洲人”这一身份概念也是如此，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被“创造”出来。

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就在著作《创造欧洲人》中讨论了“欧洲人”这一身份标签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他聚焦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女高音保琳娜·维亚尔多和她的丈夫三人的故事，探讨了当时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如何成为跨国文化中介者，用蓬勃发展的文化圈，把欧洲各国连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王晨 译

本文内容摘选自《创造欧洲人》

01.

屠格涅夫的疗愈之旅

屠格涅夫在 1857 年到 1861 年间不断旅行。他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造访了赫尔岑，然后去了柏林和德累斯顿，接着在莱茵河畔的辛齐希（Sinzig）泡温泉，赶到巴登—巴登去营救在赌场输了钱的托尔斯泰，并在布洛涅的海边和他一起待了三个星期，随后回到巴黎和库尔塔维内尔，在那里度过了 9 月。接下去的六个月里，他在意大利旅行，然后又花了三个月回到俄国，途经维也纳、布拉格、德累斯顿、巴黎和伦敦。

从 1857 年春天起，去意大利旅行的想法就在屠格涅夫的头脑中牢牢扎根，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博特金，建议他和自己一起从巴黎乘火车去伦敦度假，然后去莱茵河、瑞士和意大利旅行：“你会在最好的时间到达最有趣的地方：5月的巴黎，6月的英国，7月的莱茵河和巴登—巴登，8 月的瑞士”——当时他计划秋天去意大利。

旅程开始时很轻松。巴黎——马赛铁路的最后一段已经于1856年开通，使乘客能够在短短 17 个小时内行进 862 公里。进入意大利则要慢得多。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沿海公路是出了名的难走。从 1857 年开始，沿着海岸进行的利古里亚铁路建设工程使情况雪上加霜。但是旅途很美好。

博特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过意大利，但都没有如此迷人的景色。淡蓝色的大海边有棕榈林、高大的夹竹桃和果木园。有些地方让你欣喜若狂。”在热那亚，他们因为丢失了一只行李箱而被耽搁了三天，于是带着旅行指南——约翰·穆雷（John Murray）的《意大利北部旅行者手册》（1854年）——参观了该市的宫殿，晚上还去看了歌剧。

《偷香》

在罗马，他们住在英国酒店（Hotel d’Inghilterra），这是一座16 世纪的贵族宅邸，最近被改建成了一家很受英国游客欢迎的酒店，部分原因是拜伦和约翰·济慈（John Keats）都曾在那里住过。博特金让屠格涅夫专心写作，但会与其共进晚餐，一起前往歌剧院，下国际象棋，或在西班牙台阶附近的希腊咖啡馆谈论艺术，一群俄国艺术家会在那里见面，包括当时正在绘制自己的伟大作品的亚历山大·伊凡诺夫（Alexander Ivanov），他已经为这幅《基督对百姓的显现》工作了 20 多年。

在罗马的那段时间使屠格涅夫精神振奋。“罗马太棒了，”他写信给朋友说，“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伟大、美丽和重要的人物总是近在咫尺，时刻围绕着你，你可以随时进入神明的世界。”屠格涅夫对另一位朋友坦言，这是一座“更容易独处的城市”——他在给乌克兰作家玛丽亚·马尔科维奇（Maria Markovich）的一封信中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写道：“罗马是一座令人惊讶的城市，它可以取代任何东西——社交，幸福，甚至爱情。”

《绝美之城》

意大利各地的旅行也带来了慰藉。在博特金的专业指导下，屠格涅夫游览了马达马别墅（Villa Madama）和潘菲里别墅（Villa Pamphili），风景如画的阿尔巴诺湖（Lake Albano），还有弗拉斯卡蒂（Frascati），可以从罗马经由一条新开通的铁路到达那里，这是意大利最早的铁路之一，将一日游的游客从罗马运送到这个美丽的山顶小镇只需要半个小时。他们去了更远的那不勒斯和庞贝。与博特金分开后，屠格涅夫独自前往佛罗伦萨，在那里他以穆雷的旅行手册作为指南参观了该市艺术珍宝；然后他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维也纳就医，途中去了比萨、米兰和威尼斯看医生，最后返回俄国。

3月28日，他写信给博特金，表示“佛罗伦萨太棒了”，并继续引用穆雷指南上的建议：“顺便说一句，请注意在皮蒂宫的一幅拉斐尔的画，编号245，藏在“朱庇特的教育厅”；这是他的圣母画的原型，特别是德累斯顿的那些。祝身体健康，让我们在俄国再见，你的屠格涅夫。又及：来佛罗伦萨时，给你自己买本穆雷指南。”

02.

铁路上的欧洲

铁路使这种旅行成为可能。屠格涅夫在欧洲旅行时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它们。他甚至学会了在火车上写作。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已经可以通过铁路前往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在所有的地方，铁路都被视为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国家团结的关键。

通过让出国旅行变得更加方便和负担得起，铁路鼓励人们比以前更多和更远地出行。英国人走在了前列。可以说是他们推动了欧洲旅游业的不断增长。从法国、莱茵兰、瑞士到意大利，沿途的每个大城市都拥有“英国酒店”或“伦敦酒店”之类名字的大酒店。英国中产阶级是欧洲最富有的。由于远离欧洲大陆，他们比其他欧洲人更有旅行的需要。壮游一直由英国贵族主导。他们为作为一种社会改良方式的欧洲旅行确立了模板。

旅游业是铁路时代的产物。甚至“游客”这个词也是相对较新的，它在 19 世纪的头十年里就进入了法语和英语，但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随着铁路、旅客酒店、餐馆、纪念品商店、旅游指南等进入欧洲大陆，这个词变得广泛流行起来。出国旅游曾经只是少数人的乐趣，而铁路使更多人有了这样做的可能。

1873 年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评价说：在秋天，整个欧洲似乎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状态。每一个地方都受到了冲击，无论多么难以到达。在巴伐利亚偏远的柯尼希湖，以前可能一个月里只有十几个外乡人能找对路，现在游客多到能坐满四艘船。里吉岛山顶的草都秃了，散落着碎瓶子和《每日电讯报》的碎片。

巴登—巴登的“谈话厅” 图源：《创造欧洲人》

与那些能负担得起几个月甚至几年旅行的老精英们不同，新的铁路游客将所有的旅行都集中在暑假的几周里。游客们想要的是精简版的壮游。他们渴望很多东西：参观欧洲最著名的景点，具有文化价值和风景如画的地方；关注某个地方具有“真正”的民族性和独一无二的，在他们本国看不到的方面；带着自豪的心情回来，想着“他们看到的东西至少和他们的邻居一样多”——正如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他的《旅行杂记》（1866 年）中所说的那样。

03.

200年前出门玩也要做“攻略”

“文化”是最大的吸引力。游客们观赏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品，参观那里著名的历史名胜和建筑，试图通过出国旅行来陶冶自己；他们把文化当成可以在清单上勾选的购得物或商品，表示他们经历过了。国家美术馆和博物馆是游客计划行程的主要参照点，作家故乡和文学地标也是主要的旅游景点。

前往文学圣地的有组织的短途旅行在英国早期的旅游活动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奔宁山区的“勃朗特之乡”，华兹华斯的湖区，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出生地——19 世纪四五十年代，铁路让游客能够前往上述地方。在欧洲大陆，卢梭、伏尔泰、彼得拉克、席勒和歌德等作家的故乡也是如此，歌德在法兰克福的故居于 1863 年被买下，并向公众开放。

对于在欧洲大陆的英国游客来说，比起其他任何文学作品，拜伦的作品更能决定他们去哪里。前往莱茵河和意大利的旅行者受到他的诗歌的指引，这些诗歌告诉他们，身处他笔下描绘的那些地方应该感受些什么。穆雷的旅行指南为他们制定了行程，让他们尽可能多地造访拜伦提到的地方，确保一有机会就引用他的诗歌，甚至为旅行者推出了袖珍版的拜伦诗集。如果这位诗人喜欢过某一幅画或某栋建筑，指南中就会向读者指出。

意大利的旅游业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条穿越意大利的拜伦小径的商机。到处都是拜伦饭店和拜伦勋爵餐厅。在《意大利风光》（1846 年）中，狄更斯讲述了在博洛尼亚的一段插曲，当时那里的“游客非常多”，一家客栈的服务员认出他是英国人，一有机会就开始谈论“拜伦勋爵”：他说，他对此人了如指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每一个可能的话题都与那人联系起来，从晚餐时的蒙特普尔恰诺葡萄酒到大床本身，前者产自那人拥有的庄园，后者是以那人的床为模板造的。当我离开旅店时，他在院子里最后鞠躬，向我保证，我要走的那条路是比仑勋爵最喜欢的骑行路线。

穆雷的旅行指南对英国游客的去向，对他们认为“值得一看”的内容以及对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东西的影响要超过其他一切。它们成为所有现代旅行指南的典范，欧洲游客广泛使用的是它们，屠格涅夫就是其中之一。穆雷最重要的创新——在于他编排了行程。这使得他的指南比以前的手册更紧凑和更容易使用。穆雷的书将地点编排成了方便的行程，因此不需要查阅地图。路线是根据主要景点之间的旅行便利和速度来选择的，从而将游客人流引导到主要的铁路、公路和航线沿线。就这样，欧洲的文化地图被重新绘制了。

对于不熟悉出国旅行的公众来说，新的旅游手册是必不可少的读物。它们的大多数读者都是第一次出国旅行，来到语言不通的外国探索。这些人依靠手册来告诉自己去哪里和看什么，帮助规划自己的路线，这样他们就可以尽可能多地看到东西，避免在仅有的几个空闲的星期里浪费几天的时间。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英国贵族在意大利度假

正如拜德克在 1852 年写给穆雷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游客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不仅有钱人一等天气转好就出发，下层阶级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学生和后一类人希望事先或多或少地知道他们的旅行要花多少，在酒店要付多少钱，还有小费等等。

为了帮助游客克服不安全感，指南向他们提供了公认的意见，让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回应在旅行中遇到的文化名胜和器物。认真的游客会虔诚地听从旅游指南的建议，有时不吃不睡，以确保他们看了一切。海涅抱怨说，他在意大利寸步难行，因为到处都是英国游客；每棵柠檬树旁都有英国女士在闻它的芳香；每家美术馆里都有至少 60 名左右的英国人，人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旅游指南，检查每一样东西是否都在应该在的地方。

通过引导游客走上同样的路线，穆雷指南在让国外旅行体验变得标准化方面的贡献无与伦比。游客希望能找到指南中提到的那些东西，它们变成了商品——游客通过观看它们而获得了“有文化价值的对象”。

04.

“欧洲人”的概念如何被形塑

铁路让欧洲变得开放，通过旅行开阔视野这种旧有的想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人们在谈论铁路如何通过清除障碍来结束仇恨和分裂。马克·吐温的《傻子出国记》（1869 年）描绘了穿越欧洲前往圣地的铁路之旅，他在书中写道：“旅行是对偏见、偏执和狭隘的致命一击。”这种想法在 19 世纪文学中变得司空见惯。

不过，铁路所做的不仅是克服思想的狭隘。身为“欧洲人”的意识本身就与国际旅行带来的开放态度息息相关。铁路使欧洲各地的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自己视为“欧洲人”——根据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有些人更像，有些人不那么像。但成为“欧洲”的一部分的想法与坐火车旅行到欧洲每一处的可能性密不可分。任何有车站的小城都可以认为自己处于横跨欧洲大陆的铁路网的中心。

莫奈《圣拉扎尔车站》部分 图源：《创造欧洲人》

欧洲的文化精英对这种新出现的欧洲人的情感感受得最为强烈。对他们来说，这种情感是国际旅行、语言学习和对外国文化的开放组成的世界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会削弱他们的民族身份。屠格涅夫就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不断地旅行。在柏林、巴黎、巴登—巴登、伦敦或圣彼得堡都能适应生活的能力是他的欧洲人身份的关键。

他生活的“欧洲”是一个国际文明，是以理性、进步和民主的启蒙理想为基础的文学共和国。当他宣称“我是欧洲人，我爱这面旗帜，我把信仰寄托在我从小就带着的那面旗帜上”时，他就是这样想的。在接触到果戈理之前，他的文学人格是歌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塑造的。他在斯帕斯科耶的图书馆藏有九种欧洲语言的书籍。虽然他认同自己是俄国人，有时在像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也会是激烈的爱国者，但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拒绝相信任何国家的要求都应该先于人性的要求。

民族感情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张力不仅塑造了屠格涅夫这样的欧洲人的身份，也塑造了欧洲政治。虽然可以认为 19 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时代，但同时也有一股强烈的国际主义情绪的逆流，它植根于康德启蒙运动的世界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引发了人们对欧洲统一的乐观希望。

“欧洲将不多不少地成为同一个民族，对所有人来说，无论他们何时何地［在欧洲］旅行，都会发现自己身处同一个祖国。”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欧洲的革命者和民族解放运动从雅各宾派发展起来的欧洲统一思想中寻找灵感。

国际友谊是他们对抗保守现状的最好手段。这种国际主义是 1848年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最具影响力的声音属于意大利青年党领导人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在马志尼主义者看来，民主国家的建立将加强国际友谊，催生推动和平的欧洲民主联盟。只要国际主义的道德力量足够强大，防止爱国情绪变得具有侵略性，民族情绪和世界主义就是相辅相成的。

费吉斯通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女高音保琳娜·维亚尔多和艺术评论家路易·维亚尔多三人的故事，展现19世纪灿烂辉煌的国际主义文化，以及当时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如何成为跨国的文化中介者，通过蓬勃发展的文化圈将欧洲各国联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使欧洲各国人民接受共同的身份标签——“欧洲人”，进而树立欧洲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在世界文明的经典地位。

原标题：《我不能一直“丧着”，得出门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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