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竞合｜文明竞争与中国对欧方略③：与各国合作的不同侧重

前面两篇文章论证了为何法国应该成为中国在欧盟（乃至欧洲）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国。本文论述中国如何与欧洲国家合作，包括主要大国以及次区域主要国家。

就战略而言，欧洲属于基督教文明圈，其中西欧与北欧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中东欧大部分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与东正教文明圈，小部分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文明圈。中国在欧洲实行普遍的合作，但合作重点是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若干国家，加上若干东正教文明圈国家（俄罗斯非本文论述对象）。就经济领域而言，欧洲是发达经济体聚集区，这些国家多数存在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服务业发达但制造业空心化、信息技术产业被美国主导、人口老龄化、缺乏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等状况，中国在资金、技术、基建能力、制造业等方面有比较优势，可以依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重点合作领域与合作项目。

一、中国与法国的合作

结盟外交主要存在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以及若干其他文明圈国家，其数量不到联合国会员国的三分之一。不结盟外交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承继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与外交理念，是推进中华文明复兴的外交抓手，在新时代表现为构建全球伙伴外交网络，而“构建不同类型的伙伴外交，确定重点战略合作伙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欧盟范围内，法国是合适的选项。有必要强调，中国不可能与法国结盟，也不应该结盟。法国也没有与中国结盟的意愿与条件。

前面两文已经论述了中法战略合作的必要性。中法战略合作操作需要进行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制定相应的规划，落实的过程中长期坚持、不受法国国内短期政治气候（典型如俄乌冲突）的影响。中法经济合作的重点前文已经论述，整体上应该是双方能实现优势互补且愿意展开合作的领域。目前形势下，人员交流是一大重点，包括旅游领域、年轻人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公共服务领域、双方有优势技术合作且能实现技术互补的领域。

先进技术领域是另外一个重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冷战时期，法国与西方其他大国不同，与中国在制造业、电信、核电等领域开展大量合作，是中国引进国外技术与设备的战略重点国家。现在，法国作为美国圈层外交中核心圈以外的伙伴，以及不时被美国打压与羞辱的西方大国，在美国不断设置中美技术领域合作新门槛的过程中，法国出于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可能乐意在其技术优势领域开展对华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方能否抓住机遇促成合作。现在中国对法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七八十年代，有理由比当时做得更好。

而在气候变化应对、清洁能源技术、水资源开发利用、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文化推广等功能领域，也有大量的空间。

欧洲以外，中国与法国战略合作的重点主要是法语国家，特别是西非地区。目前，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有若干协议，但落实情况不够理想。或许可以尝试“抓住重点国家与重点项目进行试点”的策略。

中法战略与经济合作不影响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包括与欧洲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瑞典等合作。但需要侧重不同的领域与地区（包括欧洲内与欧洲外）。

二、中国与德国的合作

国家间相处，受国家战略、经济利益、文化相似性、民间相互好感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德国民间对华好感度明显弱于法国。文化相似性与国家战略则决定了德国必然比法国奉行与美国更好的关系。在美国的德裔人口达到8000万，这些人通常支持强化与德国的关系，这是德国强化对美关系的文化基础。因此，中德关系主要体现在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

德国是西欧与北欧新教国家的代表，除了巴伐利亚州外，德国基督教徒多属于路德教派。德国也是欧盟内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凭借强化的经济实力与受俄乌冲突而迅速提升的国防力量，大幅度提升在欧盟内外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成为欧盟无可匹敌的领导国”是德国国家战略目标。与法国的紧密关系也难以阻止德国追求这一目标。强化对美关系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抓手。

经济上，作为莱茵模式的代表，德国在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实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政府-企业-工人三方协作程度高于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劳资关系相对稳定、和谐。在拥有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的同时，中小企业得到保护与发展，在特定领域与产品上形成了大量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注重制造业与技术工人职业培训为德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并保持全球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加上政府从政策、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德国长期保持了外贸盈余。2003-2008年德国是世界最大货物出口国，现在依然是欧洲最大贸易国，在全球仅次于中国与美国，就业岗位一半与出口相关，企业利润三分之一来自外贸。在贸易出口对象上，欧洲占一半以上，在对法国贸易中始终占大量盈余。

中东欧是德国传统影响力比较大的地区，特别是在巴尔干，冷战后也是德国制造业转移的重点地区。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欧洲比其他地区更早、更积极，但存在角色与功能差异。英国是最早推动气候变化应对的欧洲国家，从撒切尔夫人时期就关注这一问题。法国则在政治上积极主动，典型的如力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而德国则是务实推动的典型，其核电政策与英法迥异，在推动去核电过程中，大力推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已经形成技术优势并快速产业化。

中国对德合作的重点是经济，包括汽车及零配件、机械设备制造、化工、电子电气。文化与教育领域，职业技术教育是一大重点。第三方市场合作上，首推中东欧国家，其次是德国影响力比较大的国家，如非洲的安哥拉、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与乌拉圭，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气候变化方面也是中德合作的一大重点，其潜力与效果可能不亚于甚至优于中美合作。

关于中德在中东欧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必要给予特别重视。目前这方面双方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抛开德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不论，冷战后德国在这一地区的综合影响力急剧上升，有能力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以“不符合欧盟标准”干扰一些项目就是一种表现。与德国的合作是中国可持续推进中国-中东欧合作的重要条件，有助于减少与排除中国-中东欧合作中的一些障碍。

欧洲以外，中德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是上述非洲、拉美地区与德国关系密切的那些国家。

三、中国与英国的合作

现在被认为属于新教的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又叫安立甘宗，Anglicanism，中文译为圣公会），严格来说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一个中庸教派，其与天主教之间的距离要近于清教。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同于欧洲大陆，整体上是在国王（女王）的指导下进行的，它始于1536年制订“十条信纲”，经过1543年亨利八世的《国王之书》，成型于1571年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定稿的“三十九条信纲”。英国国教会不强制信徒接受这些信纲，但从1865年起，圣公会教牧人员必须确认这些原则。

圣公会吸收了新教的一些教义与做法，如弱化教会的等级，牧师（长老）可以结婚，也被罗马教廷认定属于新教，但与清教徒信奉的加尔文教派仍有明显区别。宗教差异是圣公会与清教徒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国则是比较典型的新教国家，路德宗（信义宗）、加尔文宗（归正宗、长老会），清教（如浸信会）等，整体影响要大于圣公会（美国不用Anglicanism，而称Episcopal Church即主教制教会），但人种与语言上的相似性使得美英都乐于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是英美建立“特殊关系”的文化与人种学基础。

英国的经济总量从1971年起，绝大多数年份高于法国。随着欧盟（当时叫欧共体）一体化效果凸显，英国脱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加入欧共体，希望加入后与法国、德国共同构成领导欧洲的“三驾马车”，但这并未实现，外交与内政许多方面受制于欧盟，经济上也“得不偿失”，这是英国“脱欧”的一大原因。

脱离欧盟后，英国立志成为“全球不列颠”（Global Britain）。但在文明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强调“英美特殊关系”、越来越重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纽带、越来越强调英联邦的重要性，其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已经无法与法德相比，仅在欧洲局部区域有相对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北欧的丹麦、挪威、冰岛，东欧的波兰。

在中英合作上，英国固然强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英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老欧洲的文化自信，在对华外交上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脱欧后英国确定的国家战略是成为“全球不列颠”，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伙伴外交等有许多契合之处，典型如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与英联邦国家。英国坚信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可以发挥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交易所所不能或者不愿意发挥的作用，譬如接受中国企业在伦敦交易所上市，英国成熟的法律制度可以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而英国全球金融与服务中心地位的保持也需要中国的支持。

英国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包括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经贸关系、法律制度等众多领域，中英之间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发挥彼此的优势，以推进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构建全球伙伴网络、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与先进技术等领域，英国受美国的牵制比较明显，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畜牧业、文化与教育交流等领域，依然有大量空间。英国在外交上依然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在文明竞争时代，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四、中国与意大利、西班牙的合作

这两个国家分别是欧盟第三大与第四大经济体，都是天主教国家，但其经济总量、发展水平，都与法国存在明显差距，军事实力、在欧盟内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如此。但意大利与西班牙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热心程度不如西欧与中东欧国家，甚至希望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来提升自己在欧盟内的地位，并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等的兴起、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等就是其表现。如何推进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合作的深化，有赖于中国研究这两个国家的学者的努力。依据作者的观察，除了旅游业、服装业、皮革业外，文化与教育合作、制造业的合作（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定位与市场拓展上）等方面，依然有大量的潜力可挖。

就全球而言，西班牙的影响力主要在西班牙语国家，特别是拉美与非洲。意大利的影响力主要在北非地区。因此，中国与西班牙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是一些西班牙语国家。西班牙语国家数量甚多，建立中国与全部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比较困难，主要可先着重与单个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下一步或许可以尝试在双边机制的基础上，与若干西班牙语国家之间建立小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意大利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在北非地区。类似地，中国与葡萄牙的合作主要是在葡语国家。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已经运转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提升空间，特别是与最大的葡语国家巴西之间。

五、中国与瑞典、芬兰的合作

在北欧诸国中，瑞典人口最多，其中路德教徒占人口80%左右；战略上长期奉行中立政策，俄乌冲突后才申请加入北约；是北欧最大经济体，1995年才加入欧盟但没有加入欧元区；服务业发达，从业者占总人口70%；科技与教育发达，在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上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制造业发达，并在新兴产业上形成了全球竞争力。但瑞典近些年强化文化认同与西方政治价值，安全上强化与北约的关系；对华关系上强化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的协同，趋于强硬。因此，中国与瑞典的合作应侧重中低敏感领域，如机械、化工、矿业、汽车、生物、医药、环保、信息、食品加工等

从对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看，芬兰在北欧国家中名列前茅。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国家外交定位上注重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芬兰始终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其经济发达、科学研究与教育水平高，拥有许多先进技术。中国也重视与芬兰的关系。在文明竞争时代，芬兰应成为中国北欧外交中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国。如何进一步深化中芬关系，需要中国通盘考虑，仔细谋划，持久推进。

六、中国与波兰等国的合作

双边合作除了波兰本土外，还包括中东欧地区。波兰是美国眼中“新欧洲”的代表。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甚于法国，更甚于德国。但是，波兰对德国的新旧疑虑与恐惧，使它冷战后在安全上完全倒向美国，并且表现得比德国还亲美。

俄乌冲突提升了波兰在北约与欧盟内的地位，有助于波兰限制德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东欧地区。但波兰依然需要更多的战略支持力量以平衡德国在中东欧日益提升的影响力，进而发挥其“中东欧第一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力。波兰是比较成功的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轨道。但在波兰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美国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欧盟的市场、资金与技术不能完全满足波兰的需求。

在对华合作中，波兰希望成为中国企业与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户，加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对华出口，吸引更多的中国资金、技术，为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助力，并参与其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这些都为中国与波兰的合作提供了战略、政治、经济、文化空间。

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看，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中位居前列，两国均属于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国家。而希腊则是中国与南欧国家合作的范例。这三个国家典型展示了在中东欧、南欧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伙伴外交关系网络的成果。随着中国进一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如何构建新的合作框架、深化与三个典型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官方、企业界与学术界需要合力应对的一个课题。

七、总结

世界正进入文明竞争的长周期。“各个文明圈对内强化认同、对外构筑圈层外交，文明体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以和平方式实现文明复兴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无惧竞争但致力于合作。不公平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日益不自信的美国。欧洲与美国同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又是全球三大经济体之一，中国对欧外交方略因此需要反复斟酌、从容实施。

美国把中国列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打压长期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争取与利用欧洲市场，是中国对欧洲外交的一大重心。解决经济问题不能仅依靠经济手段。欧洲的对华政策主要由欧洲自己决定，但中国的态度与做法也会影响欧洲的政策选择。因而，中国对欧洲要有整体的外交谋划，通过与欧洲国家构建比较稳定的政治关系，来促成与欧洲经济关系的稳定。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对欧洲伙伴国进行分类，确定首要伙伴国与重要伙伴国，并长期施策，与这些国家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与战略关系，从而为经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文化特色、法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战略需要等共同决定了，法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应该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其他欧洲大国如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波兰等，中国也应该与之保持并深化合作关系，但主要限于某些领域与某些次区域，包括这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希望得到强化的领域。次区域指欧洲的某一部分地区，以及第三方市场国家。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与法国主要是在法语国家特别是西非地区，与德国主要是中东欧地区，与英国主要是在英联邦国家，与西班牙主要是西班牙语国家，与意大利主要是北非地区。中国与瑞典、波兰的合作主要是在其本土，但就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芬兰在北欧名列前茅，塞尔维亚、匈牙利、希腊在中东欧与南欧国家中位居前列。

“欧洲的一体化仍然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虽然要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但也不能把欧洲可能实现的未来当作当前的现实”，“迄今为止欧盟没有建立有效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机制，更无从谈起欧洲的全球战略”，这是丁一凡研究员2019年的判断。作者认为目前仍然适用，也与作者写作这三篇文章的动机暗合。

“文明竞合”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员的专栏。在“各个文明趋向内卷，不同文明又竞争又合作”的时代，本专栏将以此为基调，探讨“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两个方面的不同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