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城市噪声：它是失控、是伤害，也是归属感的来源

【编者按】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David George Haskell）是美国南方大学教授、古根海姆研究员（Guggenheim Fellow），一直致力于生物及环境方面的研究，从事自然、科学写作。喜爱自然作品的读者对他的《看不见的森林》和《树木之歌》一定不会陌生。细腻的观察、专业的科学背景和娓娓道来的文风，使他的作品广受大众好评，荣获多项自然和科学写作大奖。

《荒野之声：地球音乐的繁盛和寂灭》是他关于地球声音图景的新作。作者参与了为期数年的项目调查，带着仪器在森林、海洋和城市间穿行，纪录不同区域动物声音的丰富度，这使他注意到不同环境对声音的塑造。

与之前的作品相比，作者在本书中增加了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文摘自该书的第五部分“物种减少、危机和不公正”中的“城市”一节，描述和解释了城市噪声的社会影响。该书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荒野之声：地球音乐的繁盛和寂灭》书封

从哈莱姆区开往市中心的A线地铁上，4名青少年在地铁的咔嗒声和刺耳的噪声中高声交谈。其中有个孩子让其他人小声点，可是他们当面嘲笑她：“我们是纽约人，大声喧哗！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制造噪声。”周围的机器应和着他们。我在哥伦布圆环（Columbus Circle，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地标，以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命名，于1905年建成，坐落在百老汇、中央公园西大道、59 街和第八大道的交叉口，就在中央公园的西南侧）出站时，用声压计看了一下，列车通过时，是98分贝。这个强度足以损害内耳毛细胞。在这种环境逗留几小时以上，就会造成永久性听觉损伤。车轮、制动器和金属车厢在高低起伏的轨道上高速颠簸的力量，使那些青少年的喧哗相形见绌。

城市确实喧闹，但城市声景的特点不仅在于声音响亮。很多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里，环境噪声级别通常接近甚或超过70分贝。热带地区有些蝉跟地铁一样吵，音量高达100分贝。在田纳西州，夏末螽斯的合唱能数小时稳定持续在75分贝。城里人这时候去田纳西州的乡村，就会抱怨嘁喳的虫声吵得睡不着觉。通常说城市比乡村“闹腾”，实际情况却颠倒过来。即便在繁华都市，一般的公寓或办公室也比乡村静谧，噪声通常在55到65分贝。“自然”是安静的，这种观念只是出自对北方温带地区的期望和体验。在日本、西欧或新英格兰，森林确实比城市安静得多。尤其一年中更冷的几个月，昆虫、青蛙和鸟类的鸣声更轻柔，或干脆不出声。同样，极地地区和山区地带在被风暴间歇期的平静接管时，也会分外安宁。然而植物繁盛、动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方，通常都很喧闹。

城市噪声与其他声景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其节奏和变幻莫测的性质。我步行穿过曼哈顿中心区，手里拿着声压计。在哥伦布圆环的南边，工人们正在砸街道的混凝土路面。他们像外科医生一样，切开皮肤去触摸下方的动脉和神经。手提钻就是他们的手术刀。我站在4米外的路边，测量到噪声级别为94分贝。施工队伍5名成员只有2人佩戴了听力防护装置。一个小姑娘皱起眉头，双手捂住耳朵匆匆走过去。成年人一脸无畏地走过。往北一个街区，一辆公共汽车正好开到与我齐平的位置，气动刹车“嘁”的一声，吓得一只过马路的比熊犬拼命拽着牵狗绳往前冲。往前两个街区，建筑工人们扔下来一堆搭建脚手架的金属管。啪嗒声打破了一两位缓步行走的路人脸上的平静，他们身体一震，随后迅速扭头走开。一辆救护车朝并排停放的小汽车拉响警笛。有人在耳边叫喊，试图赶上已经穿过熙攘的车流走到大路对面的朋友。除了在街道封闭的车道上直接看到手提钻，我完全无法预料这些声音何时会出现。巨响给人造成压力，有时还很痛苦。然而当声景中的爆炸和撞击似乎是随机到来时，沉浸在其中同样痛苦无比。那让我感觉是在一片漆黑中穿行，不知何时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伸出来给我一巴掌，使劲摇撼我。

在不以人类为主导的地方，很少出现突然的巨响，否则通常会让人大吃一惊。树木砰然倒下，潜行的捕食者陡然现身，同伴被蜜蜂蜇伤发出痛苦的喊叫，每种声音都让我们肾上腺素飙升。而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巨响，大多以更符合预期的方式到来，也不叫人痛苦。雨林中，犀鸟和金刚鹦鹉成双成对从开阔的领地上空飞过，随着它们靠近而后飞走，沙哑的叫声总是渐起渐落。蝉和青蛙合唱的旋律也是逐渐高涨，逐渐消退，虽然偶尔声势极其浩大，听着也不吃惊。巨浪的跌宕起伏富有规律，让人觉得安心。就连雷声的霹雳和轰鸣，通常也在预期之中。我们能看、听和感觉到风暴袭来。极少有突如其来的晴空霹雳。人类在森林和草原环境演化出来的神经系统，如今在城市里无所适从。我在曼哈顿周围漫步一日，耳边传来的突发声响，可能比我的祖先一辈子听到的还多。

城市噪声——人类活动引起的讨厌的、不受控制的声音——对我们的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广为人知。无论是手提钻等魔音贯耳的工具造成的直接损害，还是地铁站、建筑工地或交通繁忙地段年复一年对内耳毛细胞的磨损，噪声过大都会导致听力丧失。听力丧失进而导致其他问题，包括丧失社会联系，增大出事故和摔跤的概率。噪声攻击的不只是我们耳部的纤毛。无论飞机、卡车的声音，还是家里传来的咔嗒声，当讨厌的声音传入耳朵时，即使在熟睡中，我们也会血压飙升。噪声还会使睡眠破碎，加剧清醒时的压力、怒气和疲惫感。心脏和血管也备受煎熬。噪声环境下，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增高，可能是长期处在过高的应激激素水平和血压状态下所致。城市噪声也会扰乱血液中脂肪和糖分的含量水平。儿童尤其容易受到危害，因为噪声会干扰认知发育。学校里学生长期处在飞机、汽车或火车噪声中，会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出现记忆和阅读障碍，影响测验成绩。实验室用一批不幸的大鼠和小鼠做实验，证实噪声不仅会改变生理结构，还会损害大脑发育。声音的本质使其成为尤为棘手的痛苦之源。刺眼的光线，闭上眼或拉上帘子就能遮挡。难闻的气味，关好门窗通常就能隔绝。刺耳的声音却不然，它在固体中穿行，无孔不入地进入总是张开着、总在倾听的耳朵。

在西欧，这些影响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预计，噪声是造成疾病和新生儿死亡的第二大环境因素，每年造成1.2万新生儿死亡和4.8万起新增的心脏病病例，影响仅次于细颗粒物污染。据估计，西欧有650万人因噪声罹患慢性睡眠障碍，2200万人——10人中就有1人——长期处于烦恼焦虑之中。其他地方很少如此精确地估算噪声影响，但受噪声折磨可能比欧洲更严重。以非洲城市为例，噪声测量值通常超过欧洲城市的噪声水平。按欧洲的数据来推算，虽然只是粗略估算，但也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噪声很可能降低了数亿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每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总体上，噪声问题正在恶化，因为道路和天空日益繁忙，工业活动也扩大了规模。比如从1978年到2008年，航空运输就翻了两番，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新冠疫情暴发之前。

城市噪声的重担，并不是由所有人公平分摊的。城市噪声污染是不公正的形式之一。然而我们也是一种热爱家园声景的生物。我们适应、忍受城市噪声，有时候也将其作为文化和场所的标志、维系社区声音氛围的纽带。因此，城市噪声的悖论在于，它既使人疏远，又让人亲近；它是伤害之源，也是归属感的来源。

我在西哈莱姆一位朋友转租的房子里待了一个夏天，然后搬到东河对面布鲁克林公园坡地区（Park Slope，纽约最宜居的社区之一，被誉为“纽约的比弗利山庄”）另一间公寓住了几周。这间公寓窗外几米远处可没有高速路。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展望公园200多公顷的林地、草坪和湖泊。兜售冰激凌的小车也不会整个下午停在公寓楼窗下。新社区的公交汽车运行得安静而利落。过去20多年，我在纽约搭乘过数十条公交线，但在搬到公园坡之前，我从未见过一辆车停靠在路边时只发出轻微的声音，也不吐出黑烟，让乘客享受到开启Wi-Fi的轻快之旅。西哈莱姆社区以拉丁裔和有色人种为主，公园坡则大多为白人，家庭年收入中值比西哈莱姆多一倍。西哈莱姆80%以上房屋用于出租，相比之下，公园坡出租率刚过60%。城市噪声危害在不同区域的分布，不仅形象地展示出城市规划的历史，也体现着当前的政策。纽约的高速路贯穿很多社区，在铺设时夷平或瓦解了很多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居住区，让很多人流离失所。余下的居民则面临更多的噪声和空气污染。主持纽约大部分规划工作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认为，这项建设一举两得，一方面连接了多数郊区白人社区和城市，另一方面捣毁了他所说的“犹太区”（ghettoe）和“贫民窟”（slum）。城市成为边远地区私家车的中转中心。美国各地广泛复制摩西的改建模式，90%的费用由联邦政府城市高速公路项目承担。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大刀阔斧的高速路修建工程拆毁了大量的少数族裔社区，保护运动者发起了反击。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不要再让白人的道路穿过有色人种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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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污染与纽约城其他形式的环境不公正交织在一起。老旧的柴油公交车不仅噪声大，也向空气中排放颗粒污染物。纽约75%的公交汽车站分布在有色人种社区。同样，卡车和汽车交通、废物转运设施、工厂选址的绝大部分影响，也由这片区域承受。纽约的拉丁裔和非裔人口，平均吸入的交通工具颗粒污染物总量，近乎白人的两倍。2018年，布鲁克林区区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联合其他民选官员，指出大多数污染性强的老旧公交汽车在低收入社区使用，是“无法接受，也不可忍受的”。纽约大都会交通管理局（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MTA）做出回应，加紧步伐逐步淘汰一些更老旧的公共汽车，并建议在2040年之前实现整个车队的电气化。这将清除空气中的公交汽车噪声和柴油机废气，但还要视财政拨款而定。MTA经费预算的控制权并不在纽约市，而在纽约州。数十年来，纽约州抽走了纽约市用于公共交通建设的大量资金，包括用MTA的资金来救助陷入困境的滑雪胜地。纽约市低收入地区老旧公共汽车的咆哮和轰鸣，部分源于少数乡野度假者（多数是白人）在雪场度过的快乐时光。这是20世纪美国毁掉城市来造福郊区和远郊繁华地带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2020年对世界各地城市生态全面的科学回顾发现，城市生活的环境维度，如污染模式、树木稀疏区域形成的热岛、接近健康水道的机会等，“主要受社会不平等、结构性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管控”。西哈莱姆区噪声更多，而安静的绿地面积更少，这种与公园坡对比鲜明的声景，正是150多年来不公正的城市规划造成的。

在纽约市，权力不平等在声学方面的体现，有时也会延伸到较富裕的社区。拆迁和建筑工业可以无视一切人群，只有最有权势的居民除外。按规定，建筑施工只能在早上7点到下午6点之间进行。然而2018年，纽约市批准了6.7万个不受时间限制的施工项目，比2012年的许可数量多出一倍还不止。如今每个放开限制的施工项目都完全不按章法行事，噪声干扰一直延续到黎明前和深夜几个小时。颁发许可证的收费，为纽约市的小金库增添了2000多万美元的收入。2019年纽约州花费在游说政府上的资金近3亿美元，其中在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花费位居第二，仅次于为争取预算拨款支付的游说费。2016年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报告提到，从2010年到2015年，城市施工噪声受到的投诉翻了一番还不止。然而，前去巡视建筑工地的检查人员并未携带噪声测量仪器，也几乎从未予以惩罚。负责施行噪声管理条例的市政府部门，未能从纷至沓来的投诉看出长期存在的问题。城里更高档的区域，可能比其他社区更安静，但就算这些地方，也无法避开噪声的攻击。人脉广大的开发商一手遮天，不平等无处不在。一个城市的运行固然离不开建筑和翻新，但是当手提钻和卡车毁掉了任何高效工作或休息睡眠的希望时，城市的最基本任务，即为人类提供宜居的栖居地，就宣告失败了。

个人、活动家团体和当地民选官员纷纷发起抵制。西哈莱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我们为环境正义而行动”（WE AC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数十年来一直在为居民权利和福利努力争取，要求妥善解决污水处理厂问题，要求将公交汽车站升级改造得更清洁、更安静，向诱发哮喘的空气污染的源头开战，并提出城镇地区热量分布不平等问题。纽约市议会成员最近也提出多项议案，反对在常规时间外施工。如果议案通过，将能更有力地管制噪声。个人亦可利用小额诉讼法庭来强制执行城市不会施行的法规。

这些行动，都是基于长久以来为减少有害噪声而做出的努力。1827年出生于纽约的发明家玛丽·沃尔顿（Mary Walton）居住在曼哈顿一条高架铁路线附近，由于不堪忍受噪声，她于1881年发明了减少噪声的铁轨支撑物专利技术。纽约等城市均采纳了这项发明。20世纪初，内科医生兼社会活动家朱莉娅·巴内特·赖斯（Julia Barnett Rice）以医院的名义请愿，成功限制了船舶和道路交通发出的噪声，并最终推动联邦通过第一条噪声管制法案。20世纪头几十年，为了减少噪声，马拉的送奶车配备了橡胶轮子，马蹄上也镶着橡胶马掌。现如今，城市上空充满直升机和飞机的噪声，四处传来建筑工地的敲打，在这种背景下，早期的行为显得古朴而典雅。1935年，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宣布11月要做到“夜间无噪声”，号召市民发扬“协作、礼貌和睦邻精神”，以减少喧嚣。次年，纽约市施行噪声法则。时隔85年，重读法则所禁止的内容，感觉正像是对当今街道的描述：音量过大的音乐、发动机、建筑施工、卡车卸货、夜间狂欢、车载扬声器，以及“（机动车）长时间按喇叭和无缘无故乱按喇叭”。

噪声是我们对感官、社会和物理世界缺乏控制的一种形式。对此体会最深的，往往是贫困和边缘人群。然而并非所有“噪声”都是坏的，也并非所有人对城市噪声的体验都一般无二。差异根植于为社区认同和中产阶级化（译注：gentrification，也译作绅士化、贵族化或缙绅化，指在社会发展中，一个旧区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吸引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而做出的艰苦斗争。家庭生活和商业生活往往溢出到街道上——在任何地方，只要家里地方小，夏天天气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候，说话声、震天响的音乐、来往车辆，就会变成一个地方的决定性特征，一种家的标志。

然而“家”的声学意义是有争议的。当不同的期望碰撞时，冲突随之而来。有时候，紧张关系源于紧凑的住宅区邻里间不可避免的摩擦。声音在木头、玻璃和砖石中传播，无孔不入地挤进窗户的缝隙，声波裹住了屋顶和每个角落。因此，邻居家说话的声音，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像在我们自己家一样，搅动着我们内耳的液体。这种亲密关系干扰睡眠，白天也让我们心烦意乱。声音将我们拖进了其他人的生活，对此我们只能屈服，放弃对感官体验的部分控制。固然，就算在林中抑或海岸，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些地方，我们内心的焦虑消融了，也许是因为那些声音来自我们所不熟悉的树木、昆虫、鸟类和沙滩上海水的语言。如果我们从中听出咝咝作响的松针备受干旱煎熬的痛苦、蝉不可一世的狂妄自大、乌鸦抱团排外的咒骂，抑或海滩波浪酝酿着风暴的怒火，我们会不会在心里做多重分析和判断，将这种抚慰人心的声音复杂化呢？在城市中，我们对一切声音的来源和意义了如指掌，邻居能戳到我们的痛点，点燃我们的情绪。当我们认为这是邻人不顾及我们感受的表现时，情绪就更甚了。比如，深夜播放低沉和擂鼓一般沉重的音乐：你把手贴在墙壁上感受一下那种震颤吧。天还没亮，楼上公寓没铺地毯的木地板上，鞋底踩得啪嗒作响。楼道又传来一声戏剧化的喊声。小孩们半夜在街角放烟花，接连10个晚上夜夜如此。一只耐力超凡的小狗，整个下午冲着邻里街坊汪汪叫个不停。

邻里关系正常的社区，声音跨越家庭界限通常无伤大雅。我们能容忍，通常还会享受社区的声音。我们发一条短信，或是次日去跟邻居聊两句，问题就解决了。但要是社区邻里关系不和谐，声音就有可能使对抗升级。在一个人看来是本地文化中表达喜悦的方式，在其他人看来却是讨厌的噪声。当这种分裂上升到种族、阶级和贫富的层次时，对社区应有的声音所持的不同期望，就会变成中产阶级化的表征，同时也是促成中产阶级化的原因。

我在西哈莱姆住的那间公寓，所在社区人口如今以拉丁裔为主。一到晚上，尤其周末，整个街道的生活就围绕着小型手推车上的音响，或是手机扬声器传来的音乐。此起彼伏的节奏和旋律，是城市交通噪声主要的伴奏。7月14日前后，街道中心燃起烟花，为音乐增添了爆炸性的装饰效果。噼噼啪啪的回声在高楼间逼仄的“峡谷”里回荡，给烟花表演带来萦绕不去的力量感。作为本社区的白人游客，我也是中产阶级化进程的一部分，推高了房价，并鼓动人们将房产卖给白人。如果我拨打“311”，向市政府清算所投诉“噪声”问题，就会直接叫来警察执法队，让当地社区承受不恰当的文化偏见。我喜欢音乐，也并不想打电话投诉，但如果我确实那样做了，即便作为一个客人和文化中的外来者，那种行为也是错误的。

社区其他白人住户不会有我这样的想法。随着房价上升，白人搬迁进来。尤其在2015年之后，噪声投诉数量猛增。老社区数十年如一日的活动，比如开着收音机，在人行道上拉开折叠桌玩多米诺骨牌，或是小孩们燃放烟花，对新搬来的白人住户来说都不合时宜。因此很多白人宁可花高昂的租金去住翻新或重建的公寓楼。

同样的动态流动也在其他城市上演，显示出各地特有的阶级和种族关系。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白人住户报警投诉非裔美国人的“二线大游行”（second line parades，新奥尔良举办的传统铜管乐队大游行仪式。各俱乐部的正式 乐队走在前面，通常叫“主线”或“一线大游行”，业余乐队的演出走在后面，叫作 “二线大游行”）和街头派对。澳大利亚墨尔本新开发的住宅项目，引发了富裕住户对长久以来现场音乐场地噪声的不满。这种分裂源于社会阶层的划分，而非种族对立。在伦敦的教堂街市场（Chapel Market），附近翻修过的公寓里新来的住户抱怨市场上的买卖声：“三个苹果！”还有清晨手推车轮子的轱辘声。在这些地方，社区的声音并不曾改变，只是听众的愿望和要求改变了。“噪声”感知拿起向政府投诉的武器，起到了让原住户屈从于新来者的作用。在纽约市，当某个白人拨打“311”投诉有色人种制造的噪声时，拨号者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公共记录不会提到来电者的姓名），而被投诉者却要面对一个通常充满暴力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执法机构。因此，我们判断噪声水平是否合适，以及在相应的判断下，选择如何去行动，都取决于我们是宽容还是不公正。房价驱动了中产阶级化，而感官表达和期望方面的文化差异，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城市生活也教会我们，噪声带有性别色彩。将交通和工业噪声引向有色人种社区的城市规划，是由男性制定的。将噪声延长到清晨和深夜的建筑公司，也由男性运营。经过改造后在大街上像枪声一般爆响的烟花和汽车消声器，大多也由小伙子们引爆。坐在车里开着高音喇叭停在几十户公寓窗下，或是用噪声最大的改造摩托车和汽车“轰炸”狭窄街巷的，也多是男性。城市噪声通常充满男性气概。我们的文化鼓励并容忍男性侵犯他人的感官边界，却积极地制止女性发声。在这座城市的喧嚣中，我们听到的仍然是父权制的那一套，就像当年起草《圣经》的人命令“女人默默学习服从一切”一样。正是这种父权制，让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不得不化名男性（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出版她的作品，让当代的“直男癌”患者勇气十足，让一名有“厌女症”的总统告诉女记者“嗓门压低点”，让女性远离管弦乐队和指挥台，并让“摇滚名人堂”90%以上是男性的声音，甚而直到今天，仍然在教育女孩子们缄默，相反却夸赞饶舌的小伙儿们。每个生态系统中，声音都揭示出基本的能量和关系。在城市，我们听出人类种族、阶层和性别的不平等。

对噪声的反应也有性别色彩。数千年来，女性一直在引领城市减噪行动。尤其是在纽约城，从19世纪玛丽·沃尔顿的工程设计，到20世纪早期朱莉亚·巴内特·赖斯的成就，再到当代组织的运动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女性显著改善了城市的声景。例如，“我们为环境正义而行动”组织由佩吉·谢泼德（Peggy Shepard）协同创立和领导，市议会法案则由市议会成员海伦·罗森塔尔（Helen Rosenthal）和卡莉娜·里维拉（Carlina Rivera）制定，这几位都是女性。她们延续了自古以来女性力量塑造世间声音的作用。从螽斯到青蛙，再到鸟类，很多物种的声音在演化中变得繁复多样，正是由雌性的审美选择推动的。也正是母亲的乳汁给了我们灵巧的喉部肌肉，进而让人类开口说话，放声歌唱。我们这个世界的声音虽然是所有性别共同的产物，但是声景中我们所赞叹和所需要的东西，绝大多数归功于雌性。动物声音的多样性，美妙的声音表达，以及城市的声学宜居性，大多要感谢雌性在生物演化和人类文化中的作用。

城市噪声也会使环境对那些感觉和神经系统略有偏差的人很不友好。如今有很多餐厅极其喧闹，哪怕轻度听力损失的人，在一片混乱中也会分辨不清语音模式，无法正常交谈。这些地方的噪声，就好比大门口让轮椅无法顺利通行的高台阶。只不过在这里，“台阶”拦住的是那些耳朵异于常人的人。这些餐厅不仅将很多人拒之门外，餐厅工作人员也要每日承受足以损伤耳朵的噪声水平。

一般精神状态（Neurotypical，常称为神经典型者、神经标准人、非自闭症的人）、没有焦虑紊乱症的人，通常能在噪声能量中应付裕如。而对自闭症群体或长期与焦虑相伴的人而言，喧闹声通常带来难以忍受的刺激。噪声让很多人无法参与城市生活，这种真实存在的障碍，并不比视觉障碍更隐蔽。一些人忍受不了城市噪声，还有特权逃离城市。然而每一个在这种声景下出生的小孩，每一个因工作和家庭原因与城市捆绑在一起的成年人，都只能被封锁在这种痛苦——有时甚至是恐怖——之中。在城市的某些区域，噪声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