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文本的迷雾——“周秦汉唐的文本世界”会议散记

2023年3月16日，“周秦汉唐的文本世界”暨第十次周秦汉唐读书会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程苏东，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罗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林日波，以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金程宇、卞东波、童岭、黄若舜、刘雅萌、徐亦然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林晓光线上参与了会议。会议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主持，文学院董晓院长致辞。会议采用学术沙龙的形式，诸位学者就“文本”内涵和外延，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刘跃进：

大约是20年前，我参与了文学所部分青年科研人员自发组织的“东亚文化论坛”读书会，主要讨论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文化等综合问题，很受启发。后来，这个读书会讨论的话题又逐渐转向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工程启动后，我主动出任这个读书团队的首席专家。我很认可读书会的基本宗旨：研读原始资料，重回历史现场。他们认为，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要设法走近自己的研究对象。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具体生活实践是脱节的，这样的成果，常有隔靴搔痒之感。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存在于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很多年轻学者围绕着如何读经典等问题，多有困惑，多有思考，多有选择。这是比较重要的变化。

最近十余年，学术界呈现出两个发展趋势：一是重视社会史、政治史视野下的文学现象，二是重视传统经典的研究。很多年轻学者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组成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我向来比较关注一书一人。一书指《昭明文选》，一人指杜甫。因此，我积极推动成立了这两个读书会（《文选》与杜甫）。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宏观的、偏重于理论思考的“周秦汉唐读书会”。中国历史上的经典作品，主要出自这个历史时段。2015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黉门对话”，就如何阅读经典展开积极讨论，取得一些共识。共识之一就是积极引进文化记忆理论，重新梳理古代文献从口述到书写、传抄，再到刊刻、定型的复杂变化，拓展了思维的空间。

扬·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记忆》提出了历史上的普遍规律，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后，四十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很多亲历者会自述过往经历，留下历史的片段。八十年是个大限，历史的书写，主要由那些学者、神职人员来完成。随后，政治和权力必然要介入其中。这是因为，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空洞，实际上有着极为锐利的穿透力量。我们希望，通过理论思考和文献梳理，对周秦汉唐这个大的历史时段，多一种观察的视角，多一种不同的解释。历史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不断重构的过程。今天，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把握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来龙去脉，真要归功于司马迁。如果没有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等文人学者的构建，今天的中国历史不会这样完整清晰。关于文化记忆理论与上古史研究的实践，已经超出了上古史的范围，更是一种方法论问题。过去几次的读书会，我们曾就这些问题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也出版了若干论文集，形成了一些共识。受到年轻同事的启发，我也撰写了一篇《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对此有过思考。

最近看过一本《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感到很有趣。近代早期欧洲，主要指文艺复兴时期。这本书谈到在当时欧洲的文献学家们是如何地解读抄本，努力还原历史，乃至构造历史。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文明，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清晰，也是不断地构造而成。中国经学历史上的今古文之争，现代史上的古史辨与上古史之争，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还有一个更大的思想之争。周秦汉唐，跨越公元纪年，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后一千年。前后两千年，是写本时代。所有的文献都未经定本，流传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变异和可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文献都保留了原始的面貌。这是周秦汉唐读书会的共识之一。

周秦汉唐读书会的共识之二，是对于文字载体——写本和纸张的理解与以往有所不同。从青铜文字到金石文字，再到简帛文字、纸张文字，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纸张普及之后，今文经学家基本消失。回顾历史，雕版印刷深刻地改变了文化的走向，改变了社会的面貌。

周秦汉唐读书会的共识之三，是文献与文本的相互关系。过去讨论的文献，多围绕文本之外的内容，而对文本有所疏忽。从文献到文本，有一个由外而内的变化。文本研究，往往要从一字一音的研读开始。在这方面，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学术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这次，我们还要到高邮举办第十一届读书会，就是要深入探讨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及其方法论意义，从外在的文献回归到具体的文本解读，深入到最为细致的文本世界。这是我们组织这次研讨会的初衷和目的。

程苏东：

去年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了一个跨学科的讨论会，主题为“如何呈现文学的过去”，邀请各个学科老师共同反思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联系到最近张伯伟教授出版的新著《回向文学研究》，其实也有同样的关怀。如何重建“文学的过去”？我想有两种最重要的方法，一种是文学史，一种是文献学，也可以说是语文学。文学史最终呈现为一种有始有终的历史叙述，无论是文体史、文学思潮史，还是风格史，都有一个开端、高潮、转型和衰落的基本过程。这一传统在20世纪一度非常兴盛，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韦勒克、姚斯等对其都有批评，也提出新批评、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路径。不过，就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而言，最近二十年最重要的转向，显然是文献学方法的运用，这方面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如何将这些成果落实到文学史研究中，弥补其方法上的不足？我想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周秦汉唐文学的研究而言，有两大难点，第一是由于文本物质形态、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造成的文学观念的历时性演变，第二是近代以来“文学”（Literature）学科化过程中对西方学术概念的译介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简言之，无论是唐宋以后流行的各种诗学、文章学概念，还是近代以来从西方译介的各种新概念，都无法简单对应到早期文学研究的实际语境中，回到周秦汉唐的文本世界，就是要在当下学术论题的关照下，真正回到早期中国文献的自身传统，关注这些观念、思潮最初的自觉化与概念化过程，在这个基础上梳理出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脉络，并以此丰富世界文学发展的整体图景。

林晓光：

自从读书会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强调文本的研究。面对一些朋友的意见，印象较深的是作品和文本的关系问题。我想谈谈为何不用作品而用文本这样的提法。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等领域，文本也经常出现，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个人以为，作品之所以被文本替代，在于文本打碎了一种链条式的模式，替换为一种辐射性的图式。所谓链条式模式，一是默认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联系，二是作品是有意识被创作出来的成品。如果提及文本，文本会是一切的中心，一切外部因素都会围绕文本构成辐射性的关系，可以转换为文本与世界的关系。当文本被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唯一的东西，它的所有方面都是我们所要关心的，其定型、构造、与外部世界的联动，都会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过去的研究好比将一朵盛开的花拍照，进行观赏，现在的文本学则讲究要将这朵花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枯萎凋零的整个动态过程纳入考虑范围。之所以强调文本，其一在于早期作者的不确定性，其二在于存在状态，如汉魏六朝作品大量以残片形式存在，用文本表述，能够更便捷理解周秦汉唐文学的面貌，其三是文化机制的陌生化，越是古老遥远的时代，我们对文化生产活动的理解越受古今差异的影响。

罗剑波：

我主要谈一下自己参加读书会后的感受。自己读书时，老师们强调重视原始文献、原始材料，引用最早的文献，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并严格执行。另外，读书方面，就我硕士阶段而言，研究《文心雕龙》，范文澜先生的注本逐页阅读，试图找到力透纸背的感觉。发现一些问题，并试图解决。曾经有三个月，在图书馆资料室翻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因为没有检索，只能从一页一页地翻，从中寻找资料。参加了读书会后，打开了自己的视野，之前遵守的理念，还要继续遵守，但是有所变化，例如文本是流动的、不可靠的。这些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我教育学生一方面要尊重文献、敬畏文本，同时让他们辩证思考，要有质疑意识。刘老师讲回到文学现场，个人以为，对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一定要回到现场。如何回到现场，多数是借助文献，去爬梳、体悟。童岭兄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上课，一方面实地考察，这种模式非常好。在给研究生上《文心雕龙》课时，我一直在思考刘勰的知识谱系，能否去还原？他在定林寺大量地阅读，非常好地处理了同异和古今的问题。在知识储备之上，他又有卓绝的实践。我试图还原刘勰的折衷方法，但学界关注较少。总之，读书会的教益惠我良多。

孙少华：

今天看到澎湃新闻推送的历史学者李硕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颇受启发。这些历史、考古学者的新书，我一直在关注。我也一直在思考，在进入文本世界的方式和程度上，历史、考古学者和我们文学研究者存在很大差异。李硕的这本书，其实是在试图还原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和一段历史，也是在还原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同时又创作了一种新的文本世界。还原文本世界，第一个是还原文本世界中的人与文，第二个是还原文本世界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们关注文献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其中的文字和材料，对于人的关注，尚需努力。例如，我们在研究一个文本世界的时候，对于“人”进入这一时代的角度、方式，以及文本产生的原因，还关注较少。尤其是文本背后呈现的个人在他所处时代中的遭际，尚需开拓。再如，西汉文人制作文本以及他们进入文学史的过程，和政治的关系极其接近。从研究方法说，研究者进入文本的角度和方式，对理解文本的生成至关重要，例如屈原进入汉代作家视野的问题。有人认为屈原是汉人制造出来的一个历史人物，但我认为是汉人发现了屈原，并将屈原引介入汉代文化，其最重要的发现者和推荐者就是贾谊。另外还有理论概念的提出和建构过程的问题，以及总结和反思以往研究方法和观念的问题，都是研究文本世界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真伪问题，《三国志》裴松之注曾大量引用了《神仙传》之类的材料，而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对此类文本是抛弃不用的，但是结合《三国志》注引《神仙传》的做法，现在这种看法要改变。再如对同一作品，史书著录和文学作品的著录，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最后，还有文本细读和实地考察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2016年我考察了甘肃礼县秦文化博物馆后撰写的《韩非、李斯之死与周秦之际文学思想的变化》，以及2019年我参加了“大夏与北魏文化史暨统万城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实地考察了统万城之后重新修改胡义周《统万城铭》，完全是另一种感觉。“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必须紧密结合。

徐建委：

我们在2014年成立周秦汉唐读书会，初衷是解决如何认识和处理唐以前原始资料的问题，本质上是文献学的关怀。当然，历代学者都在处理这一问题。我因为研究刘向，着意于刘向校书和整个先秦两汉文献流变问题，所以对此有特别的关注。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早期文本的流动性（或开放性）这一判断，并非当代中国学者或海外汉学家的创制，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诗教》篇已有古书单篇别行论的发明，余嘉锡《古书通例》在章学诚启发下做出了系统的分析，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联系出土文献，有了更加清晰的表述。这一问题到了今天，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基本常识和背景，而不能再视之为新的学说或尚需讨论的问题。近来，我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汉代学术发展史，探索学术的动态展开过程，及其深层的驱动力。传统的学术史比较注重现象的描述，缺少对历史变化的深层解释。比如东汉时代兴起的所谓“古文经学”，如果纯粹从学术的层面解释，往往只能以常理判断，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射到具体的行政运作中，就会发现汉章帝、汉和帝时代官员铨选考察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经典学习的新要求，准确的句读、经文记诵和简洁并有内在统一性的解释，成为铨选考察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小章句形式的注释开始出现并流行，汉安帝永初四年也有了历史上第一次由王朝统一组织的文字统一，马融、许慎都是参加者。《说文解字》极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关注学术发展的深层趋动力，能够更好地理解学术史上的诸多现象和变化。同时，我也较为关注文本物质性问题，在《牍与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质背景》一文中，讨论先秦时期文献大多数是短章，很可能是因为文献在最初的写作阶段，用的是牍版。文本物质性问题在全世界都是热门的话题，现在也有很多利用现代技术研究文本物质性的研究计划，如埃及纸草虚拟展开计划，西奈二次写本研究计划等。此前在与柯马丁的深入交谈中，他指出汉学是相对保守的领域，汉学家很少发明新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海外大学的独特设置，使得汉学可以从其他古文明研究中的理论里面汲取营养，这一点恰是国内研究所缺乏的。所以我非常期待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掌握多种语言，了解全球人文学术动态，成为能够进行国际对话、提出中国原创性理论的人文学者。

童岭：

我结合一下新版《中古文学文献学》谈几点我的感想。第一点想讲的是，立足文本与文献，曹道衡先生曾经引用到黄侃先生告诫学生勿犯“辽东白豕病”这一事例，令我极为感动。第二点是国际视野，刘老师在近二十年前提到8世纪日本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中所收刘宋时期僧人僧亮的《归去来》和陶渊明《归去来》之间的关系，当下仍极具启发意义。还有有关汉唐地理志的研究，刘老师很早提及《翰苑》，我博士论文《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中的一章也是《翰苑》研究。第三点是注重细节考据，细节一方面是国际学术，另一方面扎根于中国的传统，如刘老师书中对《说文通训定声》作者朱骏声的著述考，学风接近章黄学派。第四点我回应一下今天海报中的“文本世界”，换言之现在所讲的“文史”，晓光兄之前提过，中古史学界研究以森林为主（制度、阶层、现象等），中古文学则以树木为主（人物个案、年谱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文系的唐研究成果，历史学系基本上都要参考，如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史通笺记》、周勋初先生《唐人轶事汇编》《唐语林校证》、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能够被中文系之外的学科参考，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类似的话语，王利器先生之子王贞平先生也和我聊过，其师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曾言，普林斯顿大学衡量学科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于其多大程度被旁级学科参考。我认为我们周秦汉唐读书会的一些研究成果做到了这一点，今后还需要继续坚持下去。

张伯伟：

先师程千帆先生曾说，知识有更新的问题，劳动有效率的问题。年纪老了，知识不更新，劳动就没效率了。今天各位所讲的，涉及到了很多的问题，也很复杂，会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世说新语》记载陈太丘访荀朗陵，可与今日况之。我们如果要与西方的汉学家对话，要非常关注美国学者研究美国的问题，欧洲学者研究欧洲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他们没有太多的了解，对话无从谈起。文本也好、作品也好，与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文学观念的扩大有关，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一致。所谓抒情、叙事的理念，或纯文学概念的流行，不超过百年，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依然如此，其实是有问题的。怎么样来处理这一问题，今天的学者都给出了很多富有刺激性的解答，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