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当AI发展不再依靠人类；印度阿达尼集团腐败

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能否摆脱人类的影响？

随着ChatGPT以及GPT-4的面世，众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这些由人类设计的人工智能程序是否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智力？它们和人类的思考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两者究竟孰优孰劣？

以乔姆斯基为首的哲学家与语言学教授指出了现阶段人工智能程序的诸多不足。当地时间3月8日，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与语言学教授伊恩·罗伯茨（Ian Roberts）、科技公司人工智能主管杰弗里·瓦图穆尔（Jeffrey Watmull）共同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ChatGPT的虚假承诺》的文章。在乔姆斯基看来，人工智能在学习语言、生成解释、做出道德判断等方面和人类有着较大差别，并警告人们如果ChatGPT式机器学习程序继续主导人工智能领域，那么人类的科学水平以及道德标准都可能因此降低。

人们访问和试用OpenAi最新推出的GPT-4

与乔姆斯基的观点不同，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强化学习先驱理查德·萨顿（Richard S. Sutton）曾在2019年的文章《苦涩的教训》中总结了过去 70 年来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苦涩教训，并强调“我们过于依靠人类知识了”。萨顿认为，在过去 70 年，人工智能研究过于重视人类既有经验和知识。研究人员在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往往试图将人类知识灌输给智能体，而不是让智能体自行探索。这实际上只是个记录的过程，并未实现真正的学习。

萨顿指出，在未来，算力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于人类知识的、“以人为本” 的人工智能发展方法，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在可用计算力迅猛增长的大背景下，在国际象棋、围棋、计算机视觉等热门领域，人工智能程序已经可以独立完成 “规模化搜索和学习”，取得的效果要远好于传统方法。

来自CambrianAI的分析师阿尔贝托·罗梅罗（Alberto Romero）在《The Algorithmic Bridge》杂志撰文，以人工智能程序自2019年以来的发展，重新审视萨顿的观点。罗梅罗表示，GPT-4的发布完全符合萨顿的论点，即虽然人类不是可有可无的，但算力才是人工智能的关键。以事实为例，罗梅罗本以为在创造GPT-4的过程中需要雇佣大量的工程师，但实际上OpenAI仅用375名员工就建立了它，而谷歌有超过15万名员工，到目前为止，谷歌还无法与之抗衡。这种巨大的员工数量差别，已经无法用员工的个人能力差别来解释。但如果从萨顿的结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解释：有了足够的计算能力，人类的知识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虽然这些谷歌的员工可能不会失业，但如果以“解决智能和语言谜团的能力和知识”来衡量他们的价值，那么他们的价值将会被强大的算力以及OpenAI的375名员工，通过GPT-4“黑匣子”瞬间消解。这可能是比萨顿的思考更为苦涩的教训。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MOSS团队负责人邱锡鹏在《潘多拉魔盒还是文明利器？——大文明视野中的ChatGPT反思》会议中同样强调了人工智能程序进步的关键是算力的增强：最近，算力的大幅增强使得模型的参数规模可以做到千亿级，使得模型能力实现了“涌现”。ChatGPT的三个关键技术是情景学习、思维链和指令学习。情景学习让ChatGPT能够通过提示和例子来学习特定情境下的语言表达；思维链使ChatGPT能够像人类一样推理和解决问题，分解复杂问题为简单问题；指令学习则使ChatGPT能够理解并执行各种自然语言指令，将任务指令化以便机器理解。

那么，对于人类而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梅罗借用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两千年前，柏拉图让我们人类离开了洞穴，而在几个世纪后，我们花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来挖掘新的洞穴。一开始，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很多。然后，我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无知(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无知)，但我们从不否认我们比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更为优越，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即使在经历了巨大的技术冲击后，我们依旧设法保持着我们的尊严——我们也许不再是电影里的明星，但我们仍然是唯一能赋予它意义的人。我们正是通过对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独特认识，才找到正当的理由去创造它。简而言之，计算机现在可能是更好的马，但我们仍然是骑着马的人。

但这一切正在飞速地变化着。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定人工智能是否已经（甚至是否可能）变得比人类更聪明，但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正在构建的这些东西正在变得如此复杂，甚至连我们“拥有特权的大脑”都无法理解它们，这已经发生了。问题是：没有人，甚至创造者都不知道GPT-4是怎么回事。它如同一个黑盒子一般，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解释参数跟参数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人工智能这匹“快马”也不会停下它的脚步。

在文章结尾，罗梅罗以悲观的口吻写道：我们曾经是主人、统治者。我们现在（仍然）是思想者，尽管已经不是主要的建设者。很快，我们就会成为旁观者，仅仅是一个既不由我们建造也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的观察者。这个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世界——快到无法跟上，复杂到无法理解。我们深深的恐惧甚至都无关紧要。

接受这样的事实是痛苦的。毕竟，人类可能不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最终意识到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资格，作为理智的创造者参与到人类这段旅程中，是更加令人痛苦的。而在这段旅程的另一端，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引用文章：

https://thealgorithmicbridge.substack.com/p/gpt-4-the-bitterer-lesson

http://incompleteideas.net/IncIdeas/BitterLesson.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290111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8/opinion/noam-chomsky-chatgpt-ai.html

阿达尼政商丑闻：莫迪执政的印度在变成一个寡头国家吗

过去的几个月，印度的商业巨头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和莫迪政府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前者被美国商业调查做空机构兴登堡研究公司（Hindenburg Research）发难后，成为南亚媒体和公众讨论的热点。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和莫迪同为古吉拉特人的商人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生意不断扩张。阿达尼的生意涉及港口开发运营、机场管理、金融、资源、物流、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2022年他更是成为印度首富，净资产1120亿美元，排名亚洲第一。

当地时间2月3日，印度孟买，一栋建筑上的阿达尼集团标志。

今年1月，兴登堡研究公司发布报告，指出阿达尼集团的业务涉及账目作假、洗钱和权钱交易，并指其业务估值虚高。报告发布后引起轩然大波，阿达尼集团的股价在一月底二月初几乎腰斩，之后的一个月内集团至少损失了1000亿美元的估值。阿达尼也因此失去了“亚洲首富”的位置。

印度此前刚刚超过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针对兴登堡研究公司的指控，阿达尼集团发表声明反驳，称这是一场瞄准了印度经济和国家的阴谋。这家公司将公司和国家捆绑的公关策略随后引发了诸多讨论。尤其是当印度四分之一的航空流量、三分之一的海港、三分之一的谷物仓储都在阿达尼集团控制下的时候，印度的政府和商业关系是否进入了一种“寡头时代”？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几篇文章讨论了莫迪时代以阿达尼为代表的“新政商关系”。在其中，《阿达尼和印度的新资本主义》一文着重讨论了印度“私有化”的特征。作者Salil Tripathi认为，印度建国之后采取了明显的国家管制的模式：私有资本被限制进入一系列的领域，在各方面也受到较大限制。当时，私营资本需要小心地理解和应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才能生存。

文章认为，莫迪时代翻转了这一局面，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以中小资本所青睐的市场模式为导向的。相反，莫迪时代创造了一种政府和商业巨头高度连接、嵌入、合作的模式。阿达尼集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阿达尼本人作为莫迪的老乡，在后者于2000年代主政古吉拉特邦时就关系甚笃，当时的重点工程之一的古吉拉特蒙德拉（Mundra）港，就有阿达尼的投资。此外，阿达尼还掌握了大量政府修建的印度大兴机场的运营权，乃至孟买机场74%的股权。2014年莫迪坐飞机去德里宣誓就任印度总理时，乘坐的就是阿达尼的私人飞机。而在此前的2013年，阿达尼的儿子结婚时，莫迪亲自出席了婚礼。

一些人提出，“莫迪模式”和日本的“综合商社”或韩国的财阀模式类似。但是Salil Tripathi认为，“综合商社”或财阀更有横向的连接和竞争关系。而莫迪时代的寡头商业模式更像“东南亚模式”：比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1965年到1986年的独裁执政期间，“香蕉大王”弗洛伦多（Antonio Floirendo）、“椰子大王”许寰哥（Eduardo Cojuangco）等人赚得盆满钵满；印尼的苏哈托军人政府时代也通过裙带关系让林绍良（Liem Sioe Liong）的生意帝国快速崛起。这种财团寄生于高度集中的权力之下，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模式牟利。

另两位印度独立记者Anuj Srivas和Kabir Agarwal于3月6日刊登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则分析了阿达尼集团丑闻对莫迪政府和他的印度发展梦想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认为，阿达尼丑闻尽管目前被反对党拿来围攻莫迪政府，却并没有显著削弱莫迪政府的民意支持。但另一方面，其背后暴露的问题势必在更长时间段中削弱印度模式的竞争力与吸引力。

他们认为，阿达尼集团某种程度上浓缩了莫迪时代的发展模式——莫迪尽管一直说要彻底改革印度，但在经济领域并没有进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反之，他主要拉动经济的方式，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而这一过程中，莫迪政府变得在经济上非常需要阿达尼集团这样的“头部”大财团。结果是，近十年来印度经济形成了一种巨头“赢者通吃”的模式。根据《经济学人》的评估，仅仅是两家巨头——阿达尼集团和紧随其后的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商业帝国，就占到了印度每年GDP的4%，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而这些巨型的头部玩家不能说经营得非常良好。根据各种报告，许多印度商业巨头都有负债过高、快速扩张的问题。这时候，印度政府就不得不动用国家的金融力量为这些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因为莫迪时代的大规模“发展”项目必须通过巨头的商业能力来实现——比如，如果没有阿达尼集团的绿色能源计划，莫迪政府就很可能无法实现在2030年前将一半的能源来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这使得印度的监管机构也无法真的对这些巨型私人公司予以监管。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印度政府这样的单向输送给利益相关巨头的开支越多，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的兴趣就越受限，而越是这样，莫迪政府在国内就越需要支持这些巨型垄断公司。作者们在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印度的经济神话是否真的像许多乐观者们所传言的那样前途大好？

引用文章：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2/26/adani-group-india-modi-capitalism-gujarat-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