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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导演徐昂：《忠犬八公》是一块映照人心的试金石

澎湃新闻记者王诤

2023-04-01 16:00

来源：澎湃新闻

3月31日，电影《忠犬八公》全国公映。电影剧本改编自日本编剧新藤兼人的《ハチ公物語》，而原著剧本则取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八公（ハチ公）作为一条颇具传奇色彩的名犬，生卒年月在岛国的记载中精确到了天（1923年11月10日－1935年3月8日）。它生前习惯去东京涩谷车站迎接主人上野英三郎教授归来，甚至在主人死后，也一直在此守候了10年，忠诚追随的事迹令世人闻之无不动容。人们甚至在这条秋田犬还在世时，便为它设立了塑像。

忠犬八公的故事在1987年和2009年时，分别被日本和美国好莱坞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在导演徐昂看来，它们都是在试炼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也成为映照人心的一块试金石。”

《忠犬八公》海报

中国版的《忠犬八公》，选用了中华田园犬作为故事主角。在国人的记忆中，或许都有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在阡陌交错的乡村，或是繁华城市的深巷角落，常能看到一种憨厚土狗的身影。它们或亲昵地靠在人类身边，或在阴凉的树荫下吐舌乘凉。人们将它们称之为土狗、大黄狗、菜狗、柴狗……令人唏嘘的是，这一在中国大地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种犬，同时也是最被人们忽略的存在。在以西方为标准的中国犬业界一度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直到近年才被统一命名为：中华田园犬。

导演徐昂本就是爱犬、养犬之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有兴趣地回顾自己养过的三条爱犬。他记得自家的第一条犬后来被送给了亲戚，再去看它的时候，那条小狗马上就认出了他。“它欢快地跑过来蹭我的腿，那意思是希望我把它带回去。可我妈当时特别不喜欢养狗……我是哭着逃离了亲戚家的，我没有勇气再去看它的眼睛。”

到今年五月份，徐昂家中现在的这条小狗就年满17岁了。“它的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但我总记得它刚来时的样子，特别幼小的状态。我们家人都非常爱它，把它当成一个baby。”

“选择中华田园犬来做主角，首先是我觉得它长得非常好看，只不过很多田园犬都被人疏于照顾，但这个犬种的忠诚度其实很高，一生几乎只认唯一的主人。同时它也很安静，它不一定总会陪着你玩儿，但当你站起来或者有什么陌生人来访的时候，它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我希望我们中国人，都能够更爱我们自己的中华田园犬。”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徐昂说。

电影开机时的导演徐昂

【对话】

“我喜欢看动物电影，不喜欢看宠物电影”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在200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班后，就进入了北京人艺。短暂的表演经历后，便开始从事舞台导演工作。履历表中，除了郭启宏先生编剧的《小镇畸人》，以及邹静之先生的《莲花》《操场》之外，多是执导外国剧作。作为电影导演，自2014年的《十二公民》，到今天的《忠犬八公》，也全是来自外国作品的改编，这是否代表了个人艺术趣味上的某种倾向？

徐昂：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故事类型是，看上去它在描述A，实际上它想说的是B的事儿。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厚此薄彼，只是咱们国家大部分的文本，大多都是有点停留在就事说事上。比如说我执导的《十二怒汉》，看上去它讲的是一场法庭诉讼、法律题材，但实际上它说的是有关偏见和父子情。

拍动物的电影，在我看来所有这样的片子，包括不少纪录片，都明显蒙着一层人类的视角，比如看待非洲草原上的捕猎，站在斑马的角度你看到的是残忍，而站在饥肠辘辘的狮群角度，你又可能会替它们庆幸终于有了一餐饱饭。这里面都带有人类情感和心境的代入。而人与狗的电影，更多的往往是讲人，狗则往往代表了一种世人的期待——你有一个好朋友，五年、十年，他都待你如初，甚至你死了还对你念念不忘，这样的一种友谊是稀缺的，也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所以有那么一句话：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

我喜欢看动物电影，但不喜欢看宠物电影，后者把动物过分人格化了，这个味道就太甜了，叙事也会让人觉得拖沓啰嗦。这也是我此次拍《忠犬八公》所力避的。这里面有个辩证关系，你把它拍得越像狗，观众就会越往里面代入人的情感，反之也成立。

《忠犬八公》预告截图，八筒小时候

澎湃新闻：如此说我想把一个问题提前，《忠犬八公》里的主角大黄，这条中华田园犬身上，你要避免它出现什么样的像人的“动作”？

徐昂：电影中我们没有让大黄的行为超出一条狗该有的认知能力，比如它不会在人类主人伤感的时候，把爪子搭在人身上表示“安慰”。因为我也养狗，我了解狗的行为，它是不会“演”的，但它会掩饰。比如我家的狗有异食癖，它总是喜欢吃自己的排泄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导之后，有一次它拉完屎，我们一家人就在旁边看着它，它则又是伸懒腰又是摇尾巴，有意无意地还想靠近自己的排泄物，但同时又在观察主人的反应。在《忠犬八公》里大黄的所有行为，最多就是到这一步了。

澎湃新闻：《忠犬八公》改编自新藤兼人原著剧本《ハチ公物語》，在剧本中国化的过程中，你的宗旨是什么？特别的，这个故事1987年拍成日本电影，2009年又被好莱坞重新翻拍。你对这两部电影有何评价？

徐昂：这两部电影我都看过，它们都能带给观众很好的故事体验，这是无须讳言的。日本版是初典，它把故事背景放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日本，那条名为阿八的秋田犬就像是一个乡下秋田县的男孩，来到了东京上野教授家中，带着一种好奇的视角，融入到战败后的日本城市家庭。而美国翻拍版中，这只秋田犬来自日本的寺庙，带有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猎奇——它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创作者非常了解观众的心理节奏，把其中一些更伤痛的东西做了相应的软化。

相对而言，日本版拍得更加残酷。因为在那时的日本，社会上有着一种失败、失意的情绪，电影中教授女儿的出走以及教授的死亡，都带有这种情绪的观照，也更贴近生活的真相。在那样的情形下，当人要艰难地面对选择的时候，一条狗的命运其实是他最不在意的事由。但在美国版中，这些并没有被放大或者去做过多的铺垫，没有让片中的人类背负太多的道德负担。可以说美版的故事，放在“黑船事件”之后任何一个阶段的美国社会，它都是成立的。实际上，忠犬八公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之后的电影演绎，我觉得它们都是在试炼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也成为映照人心的一块试金石。

导演徐昂在片场工作中。

“不强迫这些狗狗做任何它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澎湃新闻：片中大黄的来自四川云阳，是三峡建设时期的“遗孤”；片中陈敬修也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移民，且“北京没有别的亲人”——考虑到历史背景，陈可能是三线建设时期移民重庆的。我们都知道，自上世纪90年代为建设三峡，当年百万大移民，谈谈你如何把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大背景融入故事的改编与落地？

徐昂：三峡库区的移民往事，我们过去都看过一些纪录片包括电影，很多的村子是整村整村都消失在水下了。这就带给我一个联想，当人们都迁移了，村子里的狗呢？日本版电影中，它是从秋田乡下来的，美国版本它是从日本寺庙里来的，在中国版本中，我选择让它从三峡库区里边来，这里面寄托了我们对那个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某种感怀。既然这只中华田园犬来自三峡库区，它就像是过往在重庆街头常见到的“棒棒”（挑夫）一样，来到距离三峡最近的大城市也就顺理成章。

澎湃新闻：重庆近年来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人们称之这座山城为“魔幻之都”，从楼宇中穿行的轨道铁路，凌空的长江缆车。堪景的时候，你认为哪些景观是要保留的，哪些景观比如洪崖洞等是要不用出现的？

徐昂：目前大多数去拍重庆这座城市的片子，都在展现重庆这个城市的“魔”、魔幻。我选择重庆这座城市，一方面是因为这条狗的出处，另外一方面我在选择的这些场景的时候，并不特意挑选它的“奇”与“特”，而是看重那些比较有人间烟火气的，有市民温度的，以及更具备当年时代特质的地方。像网上那些所谓的重庆必去打卡地之类，在当地人看来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更多的是记得街边的小面馆里拌的凉菜，自家房顶当年的聚会，在院落里举办的婚礼，大家记住的是这些。同样，我们在这座城市也并不是在寻奇。

再有，就是关于忠犬八公这样的故事，等待以及等待的场景是很重要的。如果把这事儿放在北京大望路地铁站，我现在的家就在这附近，大家会觉得这事儿不成立——几年前，一条家养的狗在这里跑丢了，到处乱窜，结果还上了新闻。要是让一条中华田园犬在北京CBD守了十年？这事儿听来就不可信。

我们这部电影的编剧是重庆小说作家张寒寺。他陪着我们来到重庆后，我先就发现这是座被江水隔开的城市，住在江这边，工作在江那边，对于很多重庆人而言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而这种每天的“分别”在人类看来或许习以为常，但在一条小狗的眼中，我们知道动物是不会或者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电影中的八筒至死也没有过得了这条江，我们只让它在追随主人死后，同陈敬修一起坐了缆车，有一个浪漫的结尾。

非常凑巧的是，当我们来到长江索道的时候，那就有一条土狗在等人，不知道它在等谁，只是在看了我们一眼后，起身就跑掉了，这让我愈发相信这个等待的故事放在重庆是可能的。而且这座山城高高低低，有很多车辆上不去的地方，犄角旮旯都能看到小猫小狗，总体而言重庆还是一座对小动物比较宽容的城市。

澎湃新闻：拍电影但凡涉及动物，便是主创面对的最大的难题。谈谈大黄一角的选定，在片中起码要出现幼年、成年两只中华田园犬。为何选定这一犬种？谈谈训练以及哪场戏最难拍？

徐昂：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我们实际上前前后后找来了18条中华田园犬。拍动物的电影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的表演可以是一种戏剧式的记录，而动物的表演最终呈现一定是爱森斯坦蒙太奇式的剪辑。具体到狗狗演员的挑选，这里面首先就涉及犬种，这也关系到电影上映后，作为创作者会听到观众什么样的议论。

我不想拍一部宠物化的电影，那么用一条非常规训的京巴就不合适，同时那个年代市面上远没有现而今这么丰富的犬种，柴犬、斗牛犬这些都还没有那么常见，而且高寒带的犬种也不合适出现在重庆这么一个炎热的城市。想来想去，还就咱们的中华田园犬，它出自库区云阳县的农家，这是最合适的。

选定中华田园犬之后，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培训，而且这些狗很多来自菜市场的“劫后余生”，对人类很不信任，信任关系的培育就要一两年的时间。电影中有一个让小狗叼着报纸回家的情节，从入画到出画，它要叼着报纸从楼梯上下来。但这条小狗特别小心翼翼，叼着报纸下台阶前，因为报纸遮挡视线，它每到这儿都会放下报纸再下楼。那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拍，一条成功的镜头在电影里只有四五秒钟，但我们拍了可能不下三四十遍。这里面还涉及如何训练的问题，我们需要小狗在电影中的动作，看起来都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像一条警犬那样训练有素，让一条小狗具备生活化“表演”的能力，这可真是太难了。基本上它工作半个小时就累了或者倦了，全组人都得等着，让它休息好再说。这不是说现场换条狗就可以了，还要考虑到镜头接起来不能跳戏。

我们从一开始设计训练和拍摄方案时就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强迫这些狗狗做任何它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电影里有场小狗游泳的戏，为此我们训练了几条成年犬一年多，有些小狗就是天生怕水，只能循循善诱，发现它们中哪一条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再有就是人和狗都在的戏，人可以干预狗的发挥，但电影里有让两条小狗“谈恋爱”的戏，这人是真干预不了，它们要是互相看不对眼立刻就能打起来，如何让它们间能有那“缱绻”的几秒钟？一等往往也是一天。

“不管观众得到了A还是B，都不影响这部电影的表达”

澎湃新闻：冯小刚、陈冲两位演员是如何选定的？他们两位也有导演的身份。我也很想知道，大家都是做导演出身，在片场如何互动？

徐昂：小刚老师作为导演，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而表演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审美的过程。小刚老师此次用了一种非常生活化和克制内敛的方式，他没有选择一些特别矫情和刻意的塑造方案。我特清楚如果找来一个职业演员去塑造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程式化的表演，包括在哪个点上他会刻意地去强化人和狗之间的游戏感，而这样的表演恰恰是我们这次不需要的。再者说，小刚导演毕竟是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在我们的男演员里掰着指头数也有他这一号，而且又是演一位在重庆的北京移民，这对他而言太驾轻就熟了。

陈冲老师是这样，当确定了由小刚老师来演陈敬修的那一刻，片中他的太太李佳珍的人选就像量子坍塌一般范围骤降。要找一个和小刚老师搭戏，且在表演审美上也不差的演员并不容易，特别在影片最后一部分（陈敬修死后）她的戏份尤为吃重，这个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是难演的。你提到徐帆老师，她当然是位好演员。徐老师是湖北人，要说在方言上稍作调整也完全没问题，但如果让他们夫妇来演“夫妻”，观众会带着别的东西来看电影，就不能代入到剧情里该有的人物关系。最后我们还是请来了陈冲老师。

拍戏过程中，我们仨处得特别好。我和小刚老师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陈冲老师拍完戏还要回美国，大家有些日子没见了。实际上，我们仨在审美和判断上是比较一致的，在片场我们大部分时候的选择是不谋而合的，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有个别场的戏，当我们遇到特别棘手的问题，小刚老师在他的经验中一定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陈冲老师和我也都有各自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就把各个方案都试一下。到最后我们发现，拍动物电影，还是要先尊重动物的状态（笑）。

冯小刚、陈冲在片中饰演夫妇

澎湃新闻：作为戏剧导演，你过往对于台词的雕琢有口皆碑。片中重庆话的演绎，有何亮点？

徐昂：在我执导的《忠犬八公》中，实际上是放入了我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历史的很多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实际上长时期处于一种城乡的二元割裂、到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化的进程是大大提速了的。某种意义上讲，即便在城市，我们也会生出一种自己是“移民”之感。就说我，小时候长在北京的大院，但这几十年我周遭的环境一直在剧烈地变化。我曾经带着一位朋友去看过自家的老宅，到了才发现那栋楼乃至那边区域早已物是人非，准确地说物也不“是”了。我这才明白记忆中的老地方其实是它盛年时的光景。这个时候，即便我没有离开所谓故土，依然会生出一种漂泊感。

我们可以拿冯小刚导演早期的贺岁片举例，基本上都是北京话的呈现，但你现在再完全用北京话作为创作语言来拍电影，你可能会发现它已经无法对应当下的北京了。在一次我同王朔老师私下的见面中，他就提到了自己的困惑，认为自己如果再用北京话创作小说，给人的感觉就很像是在讲1949年之前，或者上世纪80年代的事儿。而今整个中国的语言系统实际上都在“去中心化”，大家是在讲一种类普通话，在北京你听到的“普通话”，只是就着地域色彩夹杂了一些北京话的普通话，到了上海也是如此，基本上都是普通话加一些在地方言——它不是本乡本土道地的语言，也不是标准化的普通话。这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所以我们在电影中也加入了一层感伤的基调——当周遭的环境在剧烈变化，过往许多人情味，包括人们曾经交往的方式也连带消散或者说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