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喜帖街的居民参与看旧城改造的另一种可能

我的研究方向是政治人类学。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在去年出版，但有很多内容还没被挖掘出来。我为什么研究香港利东街（也叫喜帖街）的改造经验呢？

这个项目工程耗时六年时间，从2004年持续到2010年，花费35.75亿港元（2004年数据）的发展成本。最重要的是，参与改造的居民提出了香港首个由下而上的规划方案，影响广泛。我在香港的一段时间内，香港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利东街的消息。后来，这种“人民规划”的概念，被深水埗、嘉咸街等其他香港街道所借用。至今香港政府、议会人士、城市研究者还时不时提及利东街居民的举动。

而利东街的街坊和义工，因为做了一个社区重建的民间策略，在其他重建区组织和街坊的心中地位甚高，经常被请去指导。这些人非常有经验，知道怎么去帮助别的街坊。所以，利东街的经验是参与香港旧城改造的一个关键研究点，也为旧城改造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旧区唐楼：本土经济与社区互助

利东街，地处香港岛湾仔区南部中心地带，大约在1911-1920年间建成。湾仔区是香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1950年代后期，在利东街上，由几个私人发展商建成了约50幢整齐划一、天台与地铺相连、六层楼高的建筑物——唐楼。这是当年湾仔最高、最新式的楼宇。

其实，利东街被拆掉的这一批建筑已是第二次重建。香港的城市更新改造，虽然具体过程比较慢，但整体节奏比内地快。比如香港邮政总局大楼，已重建过四次。现在看到香港最新的地方，很多都是经过了三到四次的重建。

2007年底俯拍的利东街 本文图均为 夏循祥 图

上图是我从合和中心（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66层建筑）上看到的角度，中间低层两排建筑的街道就是利东街，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走进去是很干净舒适的。由于香港建筑的占地面积都比较小，土地谈判的代价大，所以形成一个个“牙签楼”。在周围高矮不齐的“牙签楼”的映衬下，利东街的两排唐楼具有较强的整体感和独特性——不过现在已经拆掉了。香港现在也几乎找不到像利东街这样并排的唐楼了。

唐楼是一种特殊的骑楼，有连通楼与楼之间的吊桥、天台等结构，经过居民长时期的聚集、交往和使用，形成了自然的公共空间。唐楼在楼下的入口处，一般会间隔出一块区域，称为“楼梯铺”——这是唐楼特有的社交空间，是人际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

比如，我看到有一个楼梯铺是水晶首饰的生意，旁边的店是卖喜帖的，相互间发展出一条结婚相关的生意链。由于楼梯铺一开始是没有水电的，需要去隔壁店借水电，因此形成了相互关照的关系。在楼梯铺做生意的人，也会帮忙照看这栋楼的小孩，留意陌生人的进出——这就形成一个互相照顾的社区功能。

利东街拆迁前的唐楼，右为“楼梯铺”

这种一梯两户的建筑特色，有助于居民建立社区网络，方便街坊邻里的互相照应。多数居民在本地生活了数十年，甚至两三代人，邻里熟悉，守望相助，形成浓厚的社区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培育出了趣味盎然又关系紧密的小社区。

重建计划启动之时，在利东街的56间地铺中，有22间是印刷请帖、喜帖或红包袋的。其中“志成”“金成”和“港成”的铺主兼印刷师傅，更是同门三师兄弟。

1950年前，利东街被称为“裁缝街”。最早的时候，有很多英国水兵停留在湾仔，需要定制一些好衣服，这条街就聚集了很多裁缝。裁缝街之后，利东街又逐渐形成了印刷一条街。

当时政府开始管理印刷行业，为了防止印刷厂印伪钞，会有诸多的限定与条件要求，才予以发牌照。而这些条件，恰恰就是唐楼所能满足的：前店后厂、防火设施等。再后来，印刷厂中有一些有创意的人，开始做喜帖的设计与印刷，慢慢就做出了名气，甚至闻名海外。

利东街的印刷店，善用了唐楼的特点，发展出厂店合一、同行聚集的一站式经营模式。由于印刷不同产品所需的工序不同，因此，喜帖街也形成了街道内部分工合作的形式——比如材料物质上的互通有无，或是订单太急时分给隔壁店家做等，使商户之间既有竞争又互相依存。虽然业主没有形成正式的行业协会，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行业联合意识。

社区网络的稳固，是街道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所在。喜帖生意形成后，其他与结婚有关的生意，就自然聚拢而来。比如卖花、对联、小礼物、水晶制品、过大礼传统物品、回礼精品和红酒的店铺，成行成市。

小型手工业的制作，常常需要散工的帮忙，因而惠及了那些能力不太强又需要兼职补贴家用的周边妇女们。因此，利东街以及邻近街道间，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形成了一个互利互助的社区网络。

从裁缝街、印刷街，到世界知名的喜帖街，利东街与其他老街一起见证了香港本土经济及其社区网络的发展和转变。不少店主在街内经营谋生，一做就二十年。有些甚至集结了几代人的心血，经历了印刷行业随社会转变而求存的岁月，构成别具一格的本土经济。

总结来说，本土经济的发展，一是靠日积月累的社区网络，二是靠成行成市的规模经济，三是靠互相支援资源与信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产业形成规模，边际效应才会递增——即规模愈大，成本相对减低，利润因而提高。喜帖业的成功，与这种互相依存、自然衍生的营商网络是难以分割的。而除了方便的一站式模式外，街道的半空中，悬挂着层层叠叠的广告招牌，亦成为香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利东街拆迁前的喜帖店和招牌

自发的本土经济模式、较小的社区规模，较高职业同质性、较小流动性，以家庭为单位的全面互动，使利东街足以形成帕特南(Robert D.Putnam)笔下的“市民社区”——具有人际互信、平等交换、行业保护、全面参与社区公益等特色，身处其中的人拥有较高的安全感、可靠感。也许现在想起来有点理想化或美化，因为已经拆了，只能从学术上描述得美好一些。它当然也有不美好的地方。

而那种单一推土机式的重建模式，会使居民在这过程中遭受到地方（空间）、时间（人生经历）、文化（记忆或象征意义）的三重剥夺。

拆迁后，喜帖街原来的店铺老板，很多因为年纪大、找不到新店铺、没有其他特长，就不再做生意了，有的则搬迁到内地。有的业主说：他从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生子都在这里，如今要被迫离开。无论赔偿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样的经历，他觉得以后再回来就不认识这个地方了，没有根，对香港就没有了留恋。

2010年拍摄的利东街

有人会说：在这个社区里，有没有出过名人？是不是重要遗址？如果不是？那就拆呗！——基本上是这样的逻辑。

虽然喜帖街的唐楼是普通的，行业是普通的，居民中没有达官贵人；但结婚的事情，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只去一次，但大多数人都会去，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明星名人。对于整个香港社会，喜帖街是一个特别珍贵的记忆。

这一类街道之所以吸引人前往，有时不仅是因为它贩卖的商品，而是它背后代表的历史及其未来的命运，能勾起人们对本土经济和旧区文化的回忆。从香港的太平山顶到皇后大道东，到喜帖街，再到海边的香港会展中心，是一个百年时光的隧道，其中有不同年代的建筑物。把喜帖街上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物拆掉，就找不到这个时期的香港历史了。

居民参与：避免不必要的对立

利东街的拆迁重建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1997年10月起，利东街被划入官方重建计划，但悬而未决。因为1998年金融危机，没有资金而停滞了。第二阶段，2003年10月重建计划启动，H15关注组作为一个志愿性的居民互助组织正式成立。整个重建的过程比较慢，政府预留了充分的时间，不会用推土机直接推掉，会跟居民谈判，允许上诉。H15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从关注开始，逐渐带领居民进行申诉。第三阶段，2005年11月《收回土地条例》生效，居民必须搬离，H15关注组继续参与。第四阶段，2008年3月利东街完全被清拆后，H15关注组成为一个半职业的公民社会组织。

我是2006年去香港，2010年回到北大，其中两年是全职学生，还有一年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中心兼职工作，这其中基本都在H15关注组里参与活动。H15关注组中，除了普通街坊，还有很多学者、艺术家、文化人士、专业人士参与，包括一些如规划师、建筑师、测量师等。

H15关注组做了一些相关的社会影响评估，评估拆迁重建对于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于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影响，并形成一个评估报告交给政府。在此基础上还规划了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哑铃方案，这是香港首个自下而上的规划方案。之所以叫“哑铃”，是因保留了中间部分的唐楼，以拆掉街头街尾的唐楼而作为商业面积来建设高楼。两头粗中间细，相当于一个哑铃，测算成本，大概只降低原计划中约10-20%的商业价值。市区重建局认为这个方案在财务上可行，发展商同样能赚钱，但能较好地保留街道的历史价值。此外，H15关注组还做了一些相关的摄影展览、书籍出版、电影拍摄等。

摄影展“你从未见过的利东街”

H15关注组把“生活”这个词看得很重，生活和街道联系在一起，才是街道的本质。谢安琪唱有一首《喜帖街》，第一句歌词里提到了“忘掉种过的花”，这个来自关注组编的《黄幡翻飞处》书里，一个利东街的街坊写的一篇文章。

这位街坊说，他太太喜欢种玫瑰花，而玫瑰花需要很好的阳光；当合和中心建起来时，它就夺去了他阳台上四个小时的阳光。玫瑰花就少了，没那么艳了。最后他说，花是种不成了。而玫瑰花还有另一个涵义——“向铁幕投以玫瑰”，是一个象征行为。

透过利东街的参与经验，我们看到了公共参与中的公民自我教育的潜力。目前的城市规划，只是规定了公共咨询这一环节；但利东街的居民在专业人士的指点下，提出了“人民参与规划”的具体方案。这种民间替代性规划方案的提出，对于公共管理和城市政策的实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年深水埗街坊请局长吃饭的相关记录，翻拍自周绮薇《推土机前种花》（2011，MCCM Creations）

虽然在项目的启动中，居民是被动的。但在参与过程中，居民是主动的，包括他们为参与所做的各种准备，如资源筹备、自我教育、公民社会合作等。这些参与行动，显示了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文明与高水准。在法律和程序的允许范围内，他们展示了如何有效参与的可能性，为相同主题的居民参与提供了宝贵实践。

重建经验：日常生活就是文化

一个城市必然要有旧区。旧区拥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容纳了廉价公共设施，使低收入群体有能力维持适度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其他族群的新移民也首选旧区，因为更接近于经济机遇和族群共同体，日常花费也不大。而且旧区建筑的高度较低，能为香港高高矗立的“石屎丛林”提供缓冲之地，还能为金融和经济中心维持较低的开销，保持城市的竞争力。

此外，旧区的小区和网络，融合了大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意思是，即使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赚不到生活费，也有邻里街坊的依靠。比如我今天没钱吃饭，可以很容易找到人蹭饭；比如我暂时没时间照顾孩子，也可以找人帮忙照看一下。这就是熟人社会。

旧区也一直是中小规模企业的天堂，也是创意产业的温床。它能容纳传统的手工艺，如藤艺、竹编、剪纸、喜帖印刷等。这些特殊的手艺人，不可能在高级的店面工作，但在旧区则可以生存。另外一些重要的服务设施，如打印店、便利店等，都能在旧区找到安身之处。

旧区因为容纳大量的族群、不同时代的建筑、小企业和手工艺，从而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源，不仅吸引游客观光，助长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很多居民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认同，加强了社会凝聚力，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旧区重建的概念和手法通常有四种。由于原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正当性，在经济需求或其他原因下，旧区重建应当具有一定的谈判空间。

一是保留原有建筑物群/社区、文化特色和功能，只是改建原有基本建设，如下水道、公厕等。二是只保留原建筑物，但社区的功能和特色，将随着情况的不同而改变。比如传统的当铺改成高级私房菜馆。三是改变建筑形态，如由低层改高层，但保留原有功能。四是彻底改变，由社区功能到建筑形态，完全重新开始。

香港市区重建局针对旧区制定了4R原则：重建发展（Redevelopment）、楼宇修复（Rehabilitation）、旧区活化（Revitalisation）、文物保育（Reservation）。然而在重建过程中，“重建发展”被定义为推倒重来，“楼宇修复”被限定在建筑物本身，“旧区活化”或“文物保育”也很难按居民或专业人士的意愿进行，因而抹去了多元的街道生活、居民的生态环境和市民的集体回忆。

大卫·哈维曾说过“现代性即决裂”，现代性是要和过去告别。最早的规划重建，包括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是被视为创造性的破坏。虽然有创造，但是在破坏。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器，是要把土地的象征价值、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商品——看重的是土地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它原来是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有什么关系。

城市空间和文化产品，都是共享的集体象征资本，一旦被圈定为商品，多为资本家掌握，往往会被用来赚取可观的垄断性地租。一些市区重建策略，是通过将穷人与底层阶层赶出城市中心区，形成一种社会排斥机制，即城市中心区的“士绅化”现象。这时，中下阶层想要维持原有的社会网络，就需要更大的社会开支，并不得不放弃一些社会资本。比如原来住在湾仔区的人，现在住到屯门了，每天往返工作的交通费用和时间成本就被迫增加。

日常生活、平常巷陌、劳苦大众、普通行业等，都是城市的宝贵资产。如果忽视这种生活型文化与本土历史，否定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就是对某一群人的日常生活的切割，使其突变为遗产、集体回忆。

所谓遗产，不过是急剧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所造成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和向往。普通人不需要遗产，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以及日积月累的改变，在地点、空间中慢慢编织出具体的联系。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文化，这是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

深水埗居民展示作为文化的日常生活，翻拍自周绮薇《推土机前种花》（2011，MCCM Creations）

利东街的重建经验表面上是精英的，不论是政治、文化还是商业精英，但实际上却表明了：精英们不再控制着对文化的占有与定义、对日常生活的掌控权。居民虽然被边缘化，但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引发了一定的影响。居民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生活/生命故事,并传播了日常生活的美学——那些看不见的人与人的日常生活。这些最珍贵的文化产品拒绝被变成遗产，并促成我们去思考当前旧城改造的替代方式。

（本文由张君根据4月29日广州栖枟讲堂的讲座《人与建筑的共活：旧城改造的另一种可能——香港利东街的经验与启示》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