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霞·邓洛普：成都情缘，花椒尝鲜（连载1）

川大小北门军屯锅盔。摄影/院院

最开始引诱我到中国生活的，不是食物。至少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我应该是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一九九二年我初访中国；过了一年，我飞到台北，参加了两个月的暑期中文课；接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四处转转，期间去了西藏。从拉萨回家的路上，我途经四川的省会成都，到的那天天气真好，在四川实在少见：阳光灿烂，只微微有点常年挥之不去的盆地迷雾。我有一张皱巴巴的名片，是个四川二胡演奏家的，叫周钰。我和他偶遇在我家乡牛津的路上。当时他在演奏二胡，悠扬的旋律深深吸引了一群听众。“到成都的话，找我。”他那时对我说。于是我入住了交通饭店，租了辆自行车，去四川音乐学院找他。

周钰和记忆中一样，还是那么热情、那么风度翩翩。他老婆陶萍也是个音乐家，很有生气的女子。他们把我当成老朋友一样欢迎，带着我骑自行车去看成都的景点。我们到杜甫草堂去散步，然后在新南门公交站附近一家不起眼的餐馆吃午饭。那是个看得见木梁的小房子，餐馆在一楼，只有小小的一间，周围贴着白瓷砖，像厕所。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周钰点了几个菜，我们等着上菜，听后面那个小厨房淹没在愤怒火爆的“嗞啦”和“嘶嘶”声当中。餐厅里弥漫着各种最最美妙的香味。至今我仍然记得那顿美餐的每一个细节。凉拌鸡，加了酱油、白糖、红油和花椒面；豆瓣鱼，加了豆瓣酱、葱姜蒜；切成花刀的猪腰，刚好一口一个，刀工相当考究，和芹菜泡椒一起大油爆炒而成。还有所谓“鱼香”茄子，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菜之一：亮闪闪的茄子拿深红色的辣味酱料一炒，虽然没有用到鱼，但那引人垂涎的酸甜味儿还真是有点鱼香。这可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吃所未吃的中国菜，大开眼界啊大开眼界。

几个月后，一位同事建议我申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去中国学习。她帮着我弄出一个很不错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计划，估计我对这个主题还能感一阵子的兴趣。填奖学金申请表的时候，我想了好些常驻成都做研究的理由，都是学术上的，很有说服力。我不想去外国人特别多的北京和上海，这样就能让自己真正融进中国生活、学习中文。哦，四川话是普通话的变种，变得七扭八歪的，没关系没关系。四川算是中国汉族聚集区的边缘，周围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藏族、彝族、羌族，等等。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是相当充分的。然而，我必须坦白，填着表格上那一栏栏的项目、编着堂而皇之的理由时，我心里想的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和花椒的香味。运气真好，英国文化委员会和中国政府也认为成都对我来说是个做研究的好地方，给我拨了奖学金。这真是张“金奖券”，能到中国去探索一年，还没什么附加条件。

一九九四年，四川大学外办给刚来成都的一群留学生开了个欢迎会。我们聚在留学生楼的礼堂，当地公安局派来个面相严厉的警官向我们宣读国家关于“外来者”的规定。一个老师操着生硬的英语做翻译。规定里说，不能从事“颠覆破坏活动”，否则会惹麻烦，情节严重者会被驱逐出境。警察读完了，老师补充说，很快会有医务人员来学校抽血，检查我们是否携带HIV病毒。入境中国之前，我们全都经历了冗繁严格的体检，包括HIV检测，所以听到这个我们都很生气（我自己的医生曾发自内心地嘲笑中国对年轻健康的女性入境体检太严格了，包括什么心电图）。这其实在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生活感到多么紧张，这个经历数十年封闭后逐渐开放的国家其实也对我们感到紧张。

九十年代中期，成都的外国人还挺少，留学生的总人数大概也就一百二左右。除了我们以外，就只剩下些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外教和救援人员。还有个很神秘的生意人，来自秘鲁。学校里那四十来个日本学生特别爱抱团，很排外。我们呢，意大利人、法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埃塞俄比亚人、波兰人、约旦人、老挝人、加纳人、德国人、丹麦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就彼此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一起。

我们住的地方在学校可谓备受保护的一块“飞地”，中国学生称之为“熊猫楼”，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所受的待遇就好像珍稀濒危物种似的。我们那些中国校友住在混凝土的宿舍里，八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洗澡的话要走很远，每天还是特定时间限时供水。我们住的是摆了两张床的双人间，铺着地毯，暖气空调俱全，楼里每一层都配有厨房、洗衣机和卫生间。我们的餐厅可以点菜，里面做的川菜和中国学生的食堂比起来要好多了（也要贵得多）。我们那栋楼门口有看门的，还有间办公室，外事办的工作人员总是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虽然说我们居住在奢侈的孤立当中，也只需要走出宿舍楼，就能被四川生活的喧哗与骚动所淹没。在大学的侧门边就有个菜市场，满满当当的全是应季生鲜。水盆里，鱼儿跳跃、鳝鱼蠕动；笼子里，鸭子和鸡都在强烈地抗议；大大的竹垫子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藤藤菜、竹笋、蒜薹和苦瓜。还有特定季节才能吃到的，比如苋菜、枇杷和椿芽，也就是香椿树柔软的新叶子。有个摊子上卖的是不同种类的豆腐。手工编织的竹筐子沉甸甸地装着农产品，农民坐在筐子后面的小凳子上，等着拿老式的手提秤称好斤两，然后拿算盘算价钱。

每天，成都的人们都在这样的市场里买菜。那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市。我经常在那个市场遇见大学里的某位老师在人群中挨挨挤挤，自行车的篮子装得满满的，什么大葱啊、豆芽啊、菠菜啊、生姜啊，还有现杀的鱼装在塑料袋里，从车把上垂下来，还在扭动。很快我就把那些小摊贩都认熟了。那个眯眯眼的太婆，总爱穿一身白色的工装裤，坐在一袋袋、一罐罐调味料之间：血红的干辣椒，有的是整个的，有的磨成了辣椒粉；还有暗粉色的花椒。那个卖花人长得挺帅，穿着精干的深色西装，舒服地瘫在小小的竹椅中，靠着砖墙，安稳地沉睡着，周围是玫瑰与康乃馨的美丽花海。要是有人来买花，轻轻地把他唤醒，他就眨呀眨地睁开眼，露出天性善良的微笑，点燃一支烟，拿了钱，递给客人一束五彩缤纷的花。

早晨和半下午菜市场都是忙碌喧嚷的。但午饭后有段时间，大家都在休息，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是那个卖花的，菜市场的所有人，似乎都在睡觉。农妇们双臂盘绕，趴在她们的南瓜和茄子上，头埋在胳膊里，打个瞌睡。卖西红柿和豆子的坐在地上，双膝耸起，睡成一摊。卖鱼的靠着墙，轻轻扯仆鼾。菜市场之外，整个城市似乎也深陷困意之中。三轮车师傅懒洋洋地躺在没有载客的车里，双脚搭在车把上。办公室的人们躺在仿皮沙发上，四仰八叉的，像猫。

扶霞在菜市场

成都有这种立刻就让人着迷的魔力。然而初到的那几周，我一直低落又困惑。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我来中国到底是干嘛呢？到那时候为止，我的生活好像一条传送带，带上的我几乎从没认真想过，只是单纯地待在学习的温室中，从高中到剑桥大学，然后走向新闻事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怀揣着成为专业厨师的想法，但大学是贷款读的，为了还贷款我干了短期兼职，结果就得到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也没有勇气拒绝。迈入二十的头几年，我干着一份学术性的工作，枯燥乏味，完全不适合我。每天要在伦敦与雷丁之间通勤，也让我筋疲力尽。所以，同事一说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中国奖学金，我就赶紧抓住机会逃走了。

现在全世界都为中国着迷，真是很难回忆起九十年代初这个国家在西方世界显得有多么边缘。那个时候，没哪个西方人会考虑去上海度过美妙的假期或者购物。英国很少有大学开中文课。在中学开设普通话课程的想法会显得很可笑。在伦敦，朋友们觉得我学中文简直古怪，甚至笑死人。就连我都觉得，学中文好像没什么用。

（节选自《鱼翅与花椒》，（英）扶霞·邓洛普著，何雨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