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博士金山田野调查②︱和40名外地毕业生交谈

调整调查方向

在两所学校进行了几个月的田野调查后，我认识了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学生家长，了解了他们校内外的生活环境。我和由复旦大学任远教授（我在上海的对接导师）组织的研究小组分享了我的调查进展，任远教授认为我在两所学校观察并采访毕业年级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如果我真的想要理解这些学生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过渡，我应该接触近几年毕业的学生，并就他们各自的经历进行采访。

我听取了任远教授的建议，调整了我的调查方向。我在继续呆在两所学校的同时，开始追踪近几年的毕业生，并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这上面。我采取了定性研究中的“变异抽样”法，试图接触在初中后走上不同路径的各种各样的毕业生。这些不同路径的共同点是这些学生都就读过我日渐熟悉的盾牌中学和标枪中学两所学校中的一所。

首先，我在学校老师和校长的介绍下联系到一些近几年的毕业生，并和采访了他们。一名去年刚从学校毕业的男生在一家本地的理发店做学徒，他和我分享了学理发的艰难；另一名男生告诉我他因为很小的分差和心仪的职业中学失之交臂，在退而求其次的学校里，他觉得不够有挑战性；一名女生告诉我她在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安徽读了职业中学，因为她的父母在上海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照看她。她在两年后辍学，现在在做一份烹饪工作的同时兼读工厂管理的成人教育学位。还有一名女生不愿意回老家，并且觉得职业中学给不了她想要的学位。她最后说服了父母让她进入一个私人办学的六年制学位课程，提供成人高中学位和成人高级职业技术学位（大专）。不过她在完成了成人高中后也辍学了，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还采访了两个刚从上海职业中学毕业的男生，他们正为找一份和自己在职校所学相关的电工工作发愁。

这些最初的访谈表明了在初中毕业时向外地学生开放的路径的多样性，并让我深刻意识到路途中的艰难和阻碍。接下来我会按每条路径总结我的发现。

回老家

在我和40名即将初中毕业的学生和近几年毕业的学生的采访中，他们每个人都提到了回老家。他们将其视作一个选项，有人因为种种原因拒绝了它，有人因为这条路能通向不同程度的成功而选择了它。

回老家的时机非常重要。对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盾牌中学和标枪中学的老师都强烈建议他们回老家，这样他们有机会入读老家的高中。他们经常提到七年级是转学回老家的最佳时机，因为学生会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家乡的环境、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以便在高中入学考试（中考）中取得好成绩。七年级之后再转回老家，适应起来会更困难，但我的研究表明这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我目前采访到的三名成功考入大学的学生都是在八年级回的老家，有在第一学期前回去的，也有在第二学期前回去的王超，张刚和王美玲。陈莉莉采取了另一种策略，目前她就读于老家的一所高中，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她所采取的策略是在老家复读九年级，但这不是完全自愿的选择。她原本可以通过前面提到的120分的积分制在上海参加中考，但因为母亲没能达到要求，她才回到了山东老家。

回老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或者说考虑回老家是否可行的首要因素，是孩子的照看问题。例如，当张静八年级末尾被父亲送回老家时，她的父母双方都没有准备要陪她回去并在整个适应过程中给她情感支持。她没有进入最初选好的寄宿制学校，暑假也只能住在姑姑家。然而，她和姑姑并不熟悉，这让她觉得尴尬，并在新的环境中感到疏离。她在电话里哭着向父亲恳求“来把她带回上海”，她父亲警告她“如果让她回上海了，不要恨他”。几年后的今天，她正在攻读上海一所全日制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的护理学学位，对此她很高兴，也对放弃通过回老家考上高中这一机会感到无怨无悔。

在张刚的例子中，他的母亲决定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儿子中考前一学期回四川老家陪他。同样，在高中最艰难的最后三个学期，他母亲再次给了他这种情感上的支持。高考前最后一年她甚至在学校附近租了套房子，为儿子提供比八人宿舍更安静的睡眠环境。他说母亲的出现让他“感觉舒服多了”。

不过，也有一些外地学生可以在没有情感支持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王美玲独自回到四川老家，由外公外婆照看。她当时就读于一所离外公外婆家两小时路程的寄宿制学校。中考考得很好，她顺利入读一所当地的高中，寄宿三年期间父母没来当面给过她支持。尽管有一些困难，但她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考入上海一所位于金山附近的大学学习化学专业，目前大三。她说，在老家读中学的期间，母亲在电话里的情感支持非常重要。回望那段生活，她说那是“非常痛苦的时候”。

王丽萍也提到了在学校的痛苦。回到山东老家后，她转入了一所全封闭的私立初中，管理严格，过年的时候我去探望过她。她在读九年级，离一直准备的最重要的中考还有一学期。她告诉我，在这样高强度的学习环境下呆了一年后，她再也受不了，决定不再去上学了。她的父母允许她“休息一下”，并把她带到他们在浙江的新家住了几个星期。他们把她锁在房间里，直到她恢复理智。当他们发现这样做没什么用后，父母两人跪在女儿面前，流着泪恳求她回学校好好念书。这样的叙述表明在这些外地学生的成长中，他们进行个人选择和行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父母的责任占全部的权重，学生很难在预设的路径之外找到自己的路。最后，她决定回到山东那所像监狱一样的学校（我去看过，学校围栏上装着铁丝网）。现在，她说她“离开学校休息一段时间是巨大的错误”。

但对一些人来说，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徒劳的。并不是每个人在老家都能取得足够优秀的成绩进入大学。例如李娜，我曾探访过她在苏北的老家。回老家后，她顺利转入一所以体育为特长的高中。但因为没有达到大学体育专业所要求的成绩，她只好选择了父母建议的替补选项：接受高级职业教育，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

尽管回老家这条路困难重重，但它仍然是大多数外地人考虑的选项。王涛和刘桂英告诉我，他们想回老家，但因为他们的成绩不够好，父母决定不让他们回去。和他们一样的外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会做什么呢？最常见的选择是进入上海的职业中学。

职业教育

盾牌中学和标枪中学的学生通常会考虑两所公办职业中学，一所侧重于金山区的传统工业，石化产业；另一所侧重于烹饪。但和许多中国其他的职业学校一样，除了校名所包含的专业，这两所机构也提供其他的职业课程，比如汽车修理、信息技术、机械加工和贸易。这些项目往往需要3到4年的时间完成，其中包括一次长达一年的实操作为实习。这也是仅有两所来标枪中学向符合条件的学生及家长介绍课程的职业学校。家长会上，他们对各自学校的优势做了充分宣传：因为位于金山区，两所学校离这些外地家庭在上海的新家都很近，家长要联系他们的孩子或者孩子的老师也很容易；学校和当地的企业签了合同，以实现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过渡。据悉，这两所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98%。

不过，现实似乎有些不同。很多年轻的受访者将这两所职业中学的情况描述为混乱，甚至告诉我有学生被其他学生或帮派殴打、骚扰。在烹饪学校甚至有一种阶层化的混乱，比石化学校更为严重。因此，一部分学生试图避开这两所学校，并表示倾向于在“城里”的职业学校，这意味着除了金山区，上海其他地方都可以。学生选择其他职业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两所学校提供的课程有限，比如，如果想成为一名幼教或者护士，就只能去城里的学校学习。

尽管这两所职业中学的名声有好有坏，但标枪中学的大部分毕业生实际上还是会进入其中一所学校就读。有的是出于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有的是为了和好朋友报名同一所学校。无论进入哪一所学校，第一步是选择一个专业领域。在选专业的问题上，这个节点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和准备。大多数外地学生的家长，尤其是父亲，对孩子学什么更有发言权，他们会猜测社会需要什么，什么领域更好找工作。有显著的迹象表明，孩子在是否要回老家上学这件事上有发言权，但在对专业的选择上，我们没有足够清晰的证据。

无论就读于哪所职业中学，性别都是考虑专业的重要因素。女生会被施压，去选择那些“合适”的专业，比如成为幼教或者护士。例如李娜，她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或一名参与特殊军事行动的士兵。在没能取得体育专业要求的成绩后，她因为父母施加的压力而进入一所幼教职业学校，并最终顺从了这条路。在其他例子中，有受访的女生表现出对化学的兴趣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化学“对女性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朋友的选择是另一个大的影响因素。王涛和刘桂英一起到石化学校报名并想进入同一个班，然而他们最后被分到了不同的班级。这是学校的管理流程，他们无法改变。此外，杜婷婷、黄芳和高安就读于城里同一所职业学校，并且都学习幼儿教育。这个决定是由其中一人带头做的，她说服了另外两个人。相似地，即将毕业的赵敏说服了她的同学：刘霞和李艳，和她一起去烹饪学校学习西式甜点。

职业中学的主要目的无疑是让学生掌握实用的专业技能，让他们在毕业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但学习结束后学校颁发的毕业证并不是学生职业技能的最重要指标，当学生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时，外部机构的专业证书对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更为重要。有些学生很早就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李伟是这样描述他的理解的：

“我觉得，西餐专业它是可以拿两道证书 ，而且你两年毕业之后可以拿一张西餐烹饪四级，还可以拿一张西点初级 ，和计算机初级三张证书 ，这些事情都要考试，考得过来还能拿，然后毕业还有毕业证书，但是这个毕业证书在我们的老师的眼中没有什么用，但是你拿要拿的，就是专业的证书比较管用嘛，因为你出去找工作都要去拿各种证书去找工作的 ，然后我在这个学校读的是三年，前面两年学习最后一年实习，就出去工作，然后如果你要是想考在大专的话，你也可以参加考试，考试的话你要去你自己努力吧，你自己想要的话就可以。”

未能获得所需的专业证书或者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王涛，一位刚从石化学校毕业的电工毕业生，通过亲身经历吸取了这个教训。当时，他不满意学校给的实习机会，因为这次实习没有让他接触到他选择的专业，而迫使他学习一门新的学科。所以他决定退出实习。根据学校的政策，要想毕业，他必须在学校里再读一年，上以前上过的课。然而，由于没有参与实习，他错过了和工人们的交流。工人们说的在实习期间应该拿到关键的安全证书，他也无从知晓。因为没有相关职位所需要的安全证书，他在毕业后的一年里只能靠打零工生活。

职业中学并不总给它的毕业生带来这样的问题，它也能帮学生顺利过渡到高薪工作。张强在毕业后就很顺利，他是石化学校的化学专业学生，过去就读于标枪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外资的化学公司实习，并在一年实习期结束后拿到了全职职位。现在他在金山买了两套房，业余也有时间进行他最喜欢的健身运动。

不过并非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进入石化学校。事实上，因为父母不满足当前随迁子女在上海接受中职教育的要求（缴纳社保，持有居住证），标枪中学大约一半的应届毕业生都被划在了大多数职业学校招生的范围之外。如果想接受公办职业教育，他们只有烹饪学校所提供的成人教育课程一个选项。据这个学校的招生官告诉我，他们的全日制成人教育课程“与常规课程基本上是相同的内容，只不过在毕业证书上加‘成人’两个字”。不是所有的职业学校都提供这个选项，事实上，金山区只有烹饪学校有。

但成人教育的学位被这个地区的大型本土企业一视同仁吗？我向三位招聘人员咨询时发现，他们通常不接受成人教育的毕业生，他们没有聘任成人教育毕业生的经历，所以无法将两种类型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成人和非成人）进行比较。这可能表明，成人教育的资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较低，进而加剧那些无法进入其他项目的外地学生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