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族群、边疆与国家：青年学子眼中的民族史

7月7—8日，第四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分校、中央民族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近60位研究生，围绕中国历代治边方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主题报告与评议：追求历史的“厚度”

本次论坛设有大会主题报告环节，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安北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分校陆骐、北京大学寇博辰、东北师范大学张月莹、中国人民大学张闶、南开大学吴杰华6位研究生代表作主旨发言。该环节由历史文化学院崔丽娜副教授主持，李鸿宾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论坛主题发言环节，陆骐（左上）、张闶（左下）等研究生代表作主题报告，李鸿宾教授（右）担任评议嘉宾

前三位发言者的报告聚焦于10—13世纪中国北方的“草原征服者”（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语）。安北江《黑水城出土748号税制文书考释——兼论西夏“通检推排”》一文在对俄藏黑水城文献Инв. NO. 748、Инв. NO. 2890V所载西夏法典《亥年新法》进行录文及考释的基础上，探讨了西夏“通检通排”制度的规定、实行原因及其作用。陆骐在题为《可移动的“牙帐”》的发言中，通过对辽代庆东陵墓葬中心4幅山水壁画（即“四季山水图”）内容、图式及其与其他壁画关系的探讨，别出心裁地指出“四季山水图”既具有汉文化丧葬传统的元素，又呈现出契丹墓葬的特点。“四季山水图”实际上浓缩了契丹人关于“墓”的空间理解，把汉人墓葬传统中不可移动的地下空间转化为了可移动的“牙帐”。寇博辰《元代安西王忙哥剌的狩猎生活》一文关注前人研究不多的元代宗王射猎活动，以《马可波罗行纪》《元史》《元典章》《牧庵集》等文献史料为基础，初步分析了忙哥剌狩猎的场地、时节及其意义，推进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其后两位的报告，则把关注的时段移至清朝时期。张月莹《康熙年间“三道沟事件”与朝鲜的应对》一文专注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道沟事件”的个案研究。康熙二十四年，清兵奉命在鸭绿江上游三道沟（今吉林临江猫耳山附近）一带勘绘舆图，与越境偷采人参的朝鲜边民相遇，遭到袭击并造成人员伤亡，引发中朝两国严正交涉。该文以域外朝鲜文献以及国内文献为依据，讨论了“三道沟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处理过程以及朝鲜方面的应对。张闶《愚蠢还是无奈——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清军攻碉战术新探》一文，细致爬梳史料，对学界关于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所使用攻碉战术的通行看法提出质疑。他认为清军选择攻碉战术，并非愚蠢，实属无奈。两金川土司碉卡林立，防御严密，情报工作出色，且在具有高度权威的土司指挥下，战斗力强，难以在短期内速战速决，只能通过攻碉来实现战略目标。清军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虽然最后平定了两金川，但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最后一位发言者吴杰华带来了《中国古代的南方蛇意象》的报告，从南方多蛇、南人食蛇、南方“蛇种”3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在古代生态环境良好的南方，往往在史籍中被描述为烟瘴、蛮夷之地，此种叙述赋予了话语者本身的正当性，相关的情感判断多是文化建构的结果。

李鸿宾教授对6位发言者的报告一一进行点评。第一，历史研究不能搞古今穿越，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例如，西夏“通检通排”制度真的是基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而实行的吗？西夏政府真的关怀它的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吗？李教授对此表示怀疑。一方面，古代百姓时常依附于贵族，不断壮大的贵族势力荫蔽了大量人口，减少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因此西夏政府必须进行赋税查检；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周边政权的威胁，西夏政府为了壮大军事实力，必须诉诸于财政，从而清点人口、扩大税收。第二，历史研究要特别注重方法论层面的分析。他以张月莹的报告为例，指出研究历史问题必须注意历时性的变化，做到论有所出。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这一名号的变化，背后体现出政治体的成熟度。在从部落联盟走向王朝国家的过程中，他们的地域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有的话，此种变化对满洲—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三，他认为几位报告人的论文在技术层面上都做了细致周到的陈述，但建立在具体研究层面基础上的对意境的理解，更能反映出学者思考的厚度。基于具象积累之上的那种“感觉”，特别能够反映出一位学者研究的力度。清朝政府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以硬碰硬解决大小金川问题？从军事格局的角度来看，大小金川的战局决定着地区性乃至全局性的局面，攻坚点必须拿下。继而可以进一步思考：乾隆帝为什么如此得不偿失、一定要平定大小金川？我们该怎样理解清朝的国家特性？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清之前的中华王朝，未必都能用“帝国”（Empire）这一词汇来表达。在他看来，只有清朝能够称得上是“帝国”。“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殖民”（Colonization）。清朝之所以要费尽周折解决准噶尔问题，醉翁之意不在准噶尔，而在乎西藏。清朝欲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解决准噶尔这个后顾之忧。西南土司问题在元明两代早已存在，但并没有达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清朝则力求完全解决，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清朝对周边地区的“殖民”，即是要把周边地区完全纳入到自己的版图之中，达到均质化的程度。均质性是“帝国”的一种必然诉求，也是清朝区别于此前中华王朝的重要特征。清朝的这种情形在此前中华历史上并不多见，标志着中华“帝国”走向了新的阶段，也是我们理解清朝帝王心态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李教授的评议犀利明快，切中肯絮，视野宏大，给在场师生以不少启发，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看点。

从汉至宋：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

本次论坛分为2个分论坛、8场讨论，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两大主题展开，历史文化学院丁慧倩、曹流、廖靖靖、赵桅、蒋爱花、彭勇、崔岷、钟焓等教师担任评议人。

从汉至宋的中古时期，是汉民族与周边民族频繁互动的时期。中央民族大学关惠丹《东汉初年边境豪杰与匈奴关系——以卢芳政权为例》一文，先排比史料，对《东观汉记》、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不同文本的记载进行考辨，指出范晔《后汉书》对卢芳早期活动的记载最为全面可信，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卢芳自称匈奴贵族后裔应在更始帝失败之后，从卢芳政权与匈奴的关系来看，卢芳政权乃是特定环境下汉匈关系与谶纬思潮的产物。与此相类似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王卫松的文章《杜佑眼中的“华夷”与“边疆”——以〈通典·边防典〉为中心的文本考察》，同样聚焦于文本本身的分析，梳理了杜佑的“华夷观”，并分析了杜佑《通典·边防典》对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不同对策。

大会分论坛现场

西北大学冯景运《北族后制探微——以漠北突厥、回纥可敦为中心》一文，对学界措意较少的北族名号“可敦”进行初步探讨。“可敦”一名，始于柔然。突厥时代已然发生变化，出现多位可敦同时在位、甚至非可汗之妻亦称为“可敦”的情形。至回纥（回鹘）时代，多可敦在位的情形更为普遍，同时产生了区分彼此身份的修饰性词汇（如“少可敦”）。复旦大学李昊林《宋代黎州“蛮族素忠顺”与“藩篱之弊”小议》一文，对史书“蛮族素忠顺”的记载重新加以探讨，通过具体的史实考证指出，“素忠顺”指的是邛部川蛮而非全部黎州蛮，以邛部川蛮为代表的部分黎州蛮，主导了对宋贸易，并示以友好的态度，减轻了宋朝的边境压力。

从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明清以来的族群与国家

本次论坛有将近一半论文的研究时段聚焦于明清时期。这从一个侧面或许可以反映出，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数量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多语种的史料，给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厚的研究基础、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以及更为多元的研究角度。中央民族大学方玉权的《多族群语境下的清代孝行旌表探微》一文，将清代孝行旌表的受众范围扩大至汉、满、蒙、苗等诸多族群，在地域范围上则扩大至清帝国的绝大部分版图。在此时空视域的前提下，他对清代孝行旌表的层级、程序、监管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山东大学张凌霄《“帝国”与“王朝”：多元视野下的清代“国语”及其历史》一文，试图辨别“帝国”与“王朝”两大概念的含义之别，通过概念史的梳理，思考“帝国”与“王朝”两大概念对清代“国语”研究的影响。武汉大学朱春洁《民族认同与汉壮融合——以清代壮族文人的诗歌创作为中心》一文，从文学的角度切入，以壮人写作的汉诗为考察对象，指出壮人本身不看重妇女守节但诗歌却大力赞扬忠节烈女，壮人歌谣本是随性而发、通俗易懂但诗歌创作却具有明显的宋诗特色，壮人在竹枝词中坚守壮人的民族立场却在官修地方志中将自己视为蛮夷等一系列复杂现象及矛盾心态，本质上却是汉壮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

另有一组论文集中考察明朝的卫所制度。南开大学蔡亚龙《“始置”与“改置”：明初西宁卫建立考论》一文重新检讨了明初西宁卫建立时间的两种说法，认为西宁卫的建立过程充满了复杂性。他细致地考索了西宁卫前身的两条脉络，审慎地将西宁卫建制时间定于洪武十九年（1386），勾勒出明初西宁建置纷繁复杂的历史面貌。中央民族大学黄谋军《卫所与罪迁：明代犯罪武职“调卫”考论》一文专门讨论了明代为军官军人所特设的“调卫”惩罚制度，考察了“调卫”惩罚的形成与发展、行用以及影响等问题。中央民族大学肖晴《明代的边疆治理与地域文化——以蔚州卫军事移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心》一文关注的是明代九边卫所之一蔚州卫的军事移民群体，并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宗族文化纳入到国家边疆治理体系中予以分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当王朝国家解体之后，处于建设民族国家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处理族群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呢？华东师范大学马楠《从“同源纯汉”到“歌舞部族”：抗战前后广西的民族形象建构和展示》一文，指出无论是“种类不一”还是“同种同源”抑或是“纯汉”，不同的民族表述背后，实际上皆受到抗战前后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抗战中后期，文艺界团体南下桂林，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歌舞表演构建了西南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形象。然而，这一情形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民族整合政策产生了实效，相反整合民族之路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复旦大学王志通《国家政治宣传在边疆社会的多岐形态——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南藏区为例》一文，选择甘南藏区作为个案，亦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国族建构的政策进行考察。他指出甘南藏区对国家意识宣传的反应不一，回族知识精英与蒙藏宗教领袖多表示拥护，掌握地方军政实权的人物之态度则貌合神离，而普通民众更表现出一种多岐状态。此种情形既反映出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意识的复杂性，也凸显出国民政府进行国族建构所面临的边疆困境。

展望与期待：学术研究的薪火相传

在闭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基地”主任达力扎布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认为本次论坛的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时段上囊括古代与近代，地域上涵盖南方与北方。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今天的学术研究一定要与国际接轨。以“新清史”为例，过去中外学者的清史研究，基本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而如今面对“新清史”这样与中国学界政治立场、价值观、学术观点均有差异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能再充耳不闻，而必须和他人对话，在对话中促进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学术研究要充分吸收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研究成果。过去中国学界对国外成果的吸收不够，一是受到语言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国外成果的关注度不够。学术研究一定要坚持高标准、高起点，与最优质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和回应，站在学术前沿开展研究，才能推出高质量的成果。达力教授以钟焓老师为例，认为钟老师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对国外的内陆欧亚史研究成果非常了解，新出的《重释内亚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达力教授结合自身经历指出，研究历史，一是需要全面掌握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要“甘坐冷板凳”。二是做好选题，充分了解学界既有的研究情况，结合积累的资料才能做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此，还要尽可能掌握多门语言，像他的老师陈得芝、韩儒林等，都能掌握和使用多种语言文字，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学术信息。三是要深入实际，“知行合一”。作为蒙古族史研究专家，达力教授一直关注清史、满族史的研究，大学毕业时，尽管调查费用很少，但他仍然坚持去东北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从满洲的发源地长白山出发，沿着满洲从兴起到入关的基本路线走了一圈，加深了对满洲、满族史的了解与体认。

闭幕式上，研究生代表蔡亚龙（左上）、肖晴（右上）作分组总结，达力扎布教授（左下）、彭勇教授（右下）分别作学术总结与闭幕致辞

此外，达力教授还指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历史研究既有有共性也有差别。要研究中国民族史，还需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学习掌握民族语言，二是具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素养。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闻名的方豪曾认为，研究历史需要具备四种条件，即“富、贵、考、寿”，第一是家庭富裕、衣食无忧；第二要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与学术权威；第三需要家学的背景；第四则是要活得长久。现如今，大部分历史资料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获取资料的途径更加便捷，同学们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从事学术研究。他叮嘱同学们打好基础，踏踏实实做学问，并希冀在座的同学们能够成为未来的学术新星。

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作闭幕致辞。他指出，与前三届论坛相比，本次论坛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专设了大会发言环节，特邀学院教师担任评议，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点评，便于同学们发现不足，加以改进。相比有的学校热衷于举办“长江学者论坛”等“高端”论坛，本次研究生论坛显得有些“低端”，但本论坛的举办，却另有深意存焉。去年12月，彭教授赴深圳大学开会，会上两位青年学者向他言及，他们曾参加过第二届、第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在参加过前三届研究生论坛的人员中，有的已经从当年的研究生成长为副教授乃至教授，说明研究生论坛为培养史学研究的接班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教书育人，乃是高校教师的职责所在。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人数虽然较少，但超过三分之二的教师都投入到本次论坛的筹备和会务工作之中。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培养后备人才，这就是本届论坛举办的“初心”。

与会师生代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