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茅海建：康有为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未真正理解

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共四册），该套书包含茅海建写作于不同年代的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专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中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过程、原委，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中，茅海建继续关注戊戌变法中的种种关键环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等等。《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中，茅海建对康有为《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进行注解。对康有为的说法鉴别真伪，以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则是通过对 “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试图揭示传统戊戌变法研究较少触及的面相，以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主张革新的张之洞、陈宝箴集团为中心，为最终构建完整的戊戌变法影像，迈出具有贡献性的关键一步。

茅海建，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等。

7月8日，茅海建以《康有为与进化论》为题进行了演讲，阐释了康有为在各个时期对“进化论”的迎拒。由此证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并没有接受“进化论”（天演论）。此后，虽使用“进化”一词，只是当作进步说，对“进化论”并无真正的理解。康有为曾在达尔文的石像前宣称，他与达尔文思想上“暗合”。到了其晚年，将“进化”与“天演”当作对立的概念，接受“进化”，反对“天演”，并在《大同书》中，称达尔文“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

以下为茅海建的演讲内容。

茅海建

康有为所谈的“进化”不过是借用一个名词

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西方化的转折，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戊戌变法最主要的发动者康有为却一点不西方化，他的大多数著作讲的都是中国的内容，要么是经学，要么是史学。学术界都说康有为受西方的影响，我是反对的。有学者提出两条证据证明康有为受西方影响，一是他讲民主，二是他讲进化论。关于民主的问题，康有为讲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不是卢梭说的人民主权式的民主。而关于进化论，我接下来要展开说一下。

什么是进化论？是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的标志性著作《物种起源》中提出的，他的两个追随者，赫胥黎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斯宾塞又把进化论融入政治和社会学中写了《社会学原理》。中国的严复后来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的部分内容，加上斯宾塞的思想，再加上自我理解，写了《天演论》，在光绪二十四年正式出版。《天演论》出版前严复把手稿寄给梁启超，梁启超冬天去广州，见到了康有为，给康有为也看了。

梁启超后来在给严复的回信中谈道：“南海（康有为）先生读大著后……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即康梁对于“择种留良”的核心观点其实是拒绝的。

严复认为“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即西方的胚胎可以导致西方国家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这个种子，不可能进入民主政治。梁启超以“大同三世说”反驳，“大同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递进的，认为时代是不可倒退的；如果西方古代就有民主思想，怎么可能再倒退到专制？所以说梁启超由此认定严复在理论中犯了“错误”。当时的思想家都是从理论出发，不从事实出发。

康有为著述最早言及“进化”是1898年春在上海出版《日本书目志》。该书在生物学类下的8部书中6部主题为“进化论”；在社会学类下有21部书中7部涉及“进化论”。在生物学类下面一个叫“蚕桑书”的子目之下有一部《蚕桑进化论》，康有为对其做了一大篇评论：

“中国，桑国也。《书》曰：‘桑土既蚕，是降丘泽土’。桑蚕之利为中囯独擅，其来至古矣。而四千年学不加进，蚕小而多病，莫能察也。而日本、法国皆移植而大行之。税务司康发达察之于日本，蚕大以倍，且无病，有辄去之，不累其曹。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有验瘟之器，有贮粒之法，有微粒子病肉眼鉴定之法，有微粒子病识验之报，其术极细以精矣。其桑有栽培实验之秘。呜呼！中国于茶、丝二业尚不开局考求，而坐听颛颛者自为战，其不尽输与他人者几何！”

他提出中国的蚕桑几千年就有，但从来没有进步，日本、法国把中国的蚕取走大行研究，他们的蚕比我们的大，还没有病，因为他们“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提到“进化”，而 “进化”说的是物种起源，本是自然的选择，并非是人为技术的直接结果，康的评论显然将“进化”误作为人为技术手段之一。

王宝平教授研究已证明，《日本书目志》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抄录《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而成。且我认为该书绝大多数著作康有为没有看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书中有三本最重要的进化论的书。其一是伊泽修二翻译《进化原论》，即赫胥黎讲演集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r.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其二是东京大学学生石川千代松记录《动物进化论》，讲的是达尔文学说传入日本的标志性事件；其三是由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校阅《社会学之原理》，即斯宾塞的The Principles of Socialogy。这三本书都是代表进化论最重要的著作，康有为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可以说他事实上不知道什么叫“进化论”。

康有为比较明确意义上使用“进化”，是政变后流亡日本时期。1898年冬，康著《我史》中写到：

“以伪《左传》乃刘歆采《国语》而成，改分国为纪年……《史记》十二国年表，自称采《春秋》《国语》，乃史迁亲读《国语》原本为之者……又择其伪古文《礼》与《周礼》合者去之，以还《国语》原文之旧，令长女同薇编之。薇时年十五岁，天资颇颖，勤学强记，遂能编书也。薇又将廿四史，编《各国风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焉。”

康称赞长女康同薇聪慧，前半指康同薇重新整理《国语》，后半段指康同薇著书《各国风俗制度考》，用的材料是《二十四史》，其中“各国”是春秋各国及后来各朝代不是指当时的各国，康有为的评价是“验人群进化之理”。

康所说的“进化”，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进化思想痕迹，康这里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恰恰证明康此时对进化论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掌握。

《天演论》

“大同三世说”与“进化论”

人类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这是历史的进步说，跟“进化论”没关系。人类对历史的解说有着各种差别，不在于认定历史是否进步，而在于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因不同。儒家历史学家将“三代”的辉煌描绘成圣人的功绩，如孟子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康有为在1898年出版《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全面阐述其“孔子改制说”，初步揭示“大同三世说”，“大同三世说”是康有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这一学说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以待“后圣”之发现。

1900年以后，康有为主持了“庚子勤王”也失败了，他心灰意冷旅居槟榔屿、大吉岭，旅居这两年是康一生中最为从容休闲的。他遍注群经，写了《〈礼运〉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和《大同书》等。康的“大同三世说”亦通过这些著作从思想观念而到了具体的文字。

康有为的《〈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中累积使用“进化”二字102次。他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将“进化”当作“进步”的概念来使用。

比如《〈论语〉注》。《论语·八佾》中有：“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康有为在注释中大加以发挥，宣称：“《公羊》称孔子为文王，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康有为说孔子“文明进化之王”，按照这个说法实际上他认为“进化”本是由孔子发明的。

康有为1904年离开印度，参观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写了一篇文章《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

“……知吾国教最文明、最精深，然后吾种贵；知吾国产有教主，道最中庸、最博大、最进化、最宜于今世，可大行于欧美全地，莫不尊亲，然后吾种贵；知吾国有最盛美之教，有神明圣王之教主，我全国及各教宜尊奉之，庶将来使大地效之拜之，如欧人之尊敬耶稣然，然后吾种贵。”

他说中国的人种最贵种，中国有圣明之教，圣之人教的教主是孔子，大家都拜服，就像欧洲人崇拜耶稣一样。

仔细考察康以上著述102处“进化”的用法，突出感受是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并对“竞争”有所保留。他可能对“进化论”有初步认识，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之精义，则不甚了了。所以康有为从中国史籍与孔子著述中得出的“大同三世说”，与达尔文环球五年，从自然观察中得出的物种进化规律，本来是两个道路，也没有同归。

康有为

康有为是怎么和进化论搭上界的？

那么“进化论”跟康有为怎么搭上界？很可能是上了梁启超的当。梁启超最早称康有为是进化论者，1901年底，梁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

“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经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

孔子说尧舜是倒引，实际上孔子讲尧舜的时候是希望后人执行尧舜之道。所以讲“世界既经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很多学者都愿意用理论证明历史，我们历史学家不相信理论能证明历史。

梁启超通过日本语言学习西方著作，写了霍布斯、斯宾塞和卢梭的一些思想，在这篇仅用48小时、成文近两万言、以“Paint me as I am”为目标的传记中，梁用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将康描写成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家。除“进化派哲学”外，梁还称“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以上引文，梁一口气用了9个“进化”，又用“进步”“退步”“循环”等词，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进化”都是“进步”的意思，与达尔文、赫胥黎根据生物学所建立的“进化论”，没有太多关系。

1902年3月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其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至12月，刊出该著最后一篇，谈“最近世”之学术：“……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一方面说进化派，一方面说达尔文主义。进化这个词可以有很多概念，可以跟达尔文不连接的。

所以说梁再次将“大同三世说”认定为“进化之理”，再次肯定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独立“发明”的，没有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本国产品。

康有为1904年到英国，访问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达尔文、赫胥黎石像，对“进化论”发表了一番感叹：

“此院生物诡状异形，不可胜录，姑举其至异者，以资考识新理耳。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赫君发天演之微言，达生创物化之新理。哲学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关，亦至巨哉。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指梁启超）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赫生天演之义也。庄子曰：‘程生马，马生人’；‘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达生物生人之说也。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何异焉！”

康有为明确提出“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此中“门人”，包括梁启超，此中“暗合”，与梁说一致，“既非剿袭，亦不相师”。康进一步地指出，子思“天之生物”，即赫胥黎的“天演”之说；庄子“程生马”，即达尔文的“物生人”（人类起源）之说；中国哲人领先西方三千年。

《大同书》

《大同书》：进化与天演的背离

尽管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进行“大同三世说”著述时，采了“进化”一词，认可进化论，但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弱势人群皆有所养，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不可能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康在《〈孟子〉微》《〈中庸〉注》《〈论语〉注》中都表示过对“竞争”负面作用的担心。他此期（1902年）著作《泰西以竞争为进化让义几废》，更是突出说明“竞争”“进化”与孔子“尊让”之义之间的对立。

过了十年，1913年，康发表《中华救国论》，明确区分人民与国家，认为儒家学说重民，法家学说重国；法国重民，德国重国；“夫重民者仁，重国者义；重民者对内，重国者对外”。对外一面，即“重国”，康主张竞争，这是“列强竞峙”所致。对内一面，即“重民”，康采取比较委婉的态度，不主张采用西法，要求采用孔子之道，即对国内政治“竞争”，是不认可的。当时是列强竞争。

又过了十年，1923年，康有为离开大吉岭20年后，论调完全变了。根据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他认为“天演”“竞争”是坏事。他在开封、济南、西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

“孔子圆通无碍，随时变通，无所不有，无可议者也。今之新学，自欧美归者，得外国一二学说，辄敢妄议孔子。岂知欧战之后，欧美人于边沁功利之说、克斯黎天演优胜劣败之论，行之已极，徒得大战之祸，死人千余万，财力皆竭，于是自知前人学说之未善。”

克斯黎，应当就是“赫胥黎”。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突然在演讲时提到了严复：“吾尝见严复之书札：静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质，然所得不过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非仆一人之私言，乃欧美学者之公论也。严又陵亦欧洲学者，翻译欧洲学说甚多，且旧归心基督教者，然晚年其论如此。”

此时严复已去世，康有为有意不去攻击故人，将严复与“天演”划分开来。在当时知识人心目中，“天演”是严复一生最大贡献，严复与“天演”已经浑然一体。

从1902年到1923年，康有为对“天演”“竞争”从怀疑而渐至反对。查看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大同书》，可以看到奇特现象，即“进化”与“天演”这两个词是背离的。这两个本属一体的概念，康有为在使用时却赋予了两种或多种意思。

比如康在《大同书》使用“进化”一词共39次，基本的意思相同，即是进步之意。我们可以看一段文字：

“一、世界进化，自分而合，乃势之自然。故自黄帝、尧、舜时为万国，至汤三千国，武王一千八百国，春秋则二百余国，战国为七国，秦则一统矣，凡二千年。印度之先亦诸国并立，三千年而统一于阿育大王。欧洲之先亦诸国并立，二千年而统一于罗马。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这是讲国家的大同。后面讲民权的大同。”

“民权进化，自下而上，亦理之自然。故美国一立，法之大革命累起，而各国随之。于是立宪遍行，共和大起，均产说出，工党日兴。夫国有君权，自各私而难合，若但为民权，则联合亦易。盖民但自求利益，则仁人倡大同之乐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势既倡，人皆越之，如水流之就下。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

前一段强调的“弱肉强食”，这与达尔文“进化论”还是有差别的；后一段谈“民权”“立宪”“共和”“均产”，称是进化的作用，最终方向是“大同”。此书39次“进化”具体使用情况，与康有为当年旅居槟榔屿、大吉岭遍注群经是大体相同的，与康有为此后周游各国所写的游记也是相同的，都是正面的意思。“天演”的情况大为不同。康在《大同书》中使用“天演”一词共8次，含义也稍有差异，但基本是比较负面的。

《大同书》康有为生前只发表了一部分。《大同书》与“大同三世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再强调这一学说是孔子创造。康在《大同书》中甚至还宣称，到了大同世，孔子三世说也将消亡：

“耶教以尊天爱人为诲善，以悔罪末断为悚恶。太平之世，自能爱人，自能无罪。知天演之自然，则天不尊；知无量众魂之难立待于空虚，则不信末日之断。耶苏之教，至大同则灭矣。回教言国，言君臣、夫妇之纲统，一入大同即灭。虽有魂学，皆称天而行，粗浅不足征信，其灭更先。大同太平，则孔子之志也，至于是时，孔子三世之说已尽行，惟《易》言阴阳消息，可传而不显矣。盖病已除矣，无所用药，岸已登矣，筏亦当舍。故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还能存在）……”

这段话的主旨是说，到了大同太平之世，“耶教”（广义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都会灭亡，“魂学”灭亡更早，孔子之教因其目标完全实现，“筏亦当舍”，也不存在，只留下神仙与佛学。

康在此处所用“天演”一词，意义稍有暧昧，不完全是负面的。此中的“天演”，应指物种起源，即人类的由来，以反对上帝创造说，即“天不尊”。康认为“天演”学说将推动“耶教”走向灭亡。上引这一段话，是《大同书》的最后一段，康接着写道：

“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说，吾别有书。”

在这样的“终极真理”面前，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不那么管用，被康批责和放弃，也是很自然的。最后讲到了天游之说，他办了学校教天游之说。所以这样的人放弃“进化论”也是非常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