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巨大贡献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巨大贡献

王国平

都江堰之所以能费省效宏、长盛不衰，持续造福天府之国，就在于两千多年来，它保持了严格的岁修制度。每到冬天枯水季节，人们在渠首用特有的“杩槎截流法”筑成临时围堰，修外江时拦水入内江，修内江时拦水入外江。清明正逢春耕农忙时节，内江灌区需水灌溉，于是便在渠首鱼嘴处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然后砍开拦河杩槎，放水流入灌渠，都江堰放水节也因此而得名，并于唐宋时期渐成规制。放水节的举办，除了生产生活的需要之外，也是都江堰建成两千多年来，人们为了感恩李冰，致敬都江堰自发举行的纪念活动，代代相传，岁岁沿袭，传承至今。今天的我们只有全面认知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巨大贡献，才能理解都江堰放水节岷江两岸儿女心中这份感恩之情的深沉与厚重。

折耳兔 摄

以“大灌区”的视角

认知都江堰对天府之国的巨大贡献

长期以来，关于都江堰，无论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市民，人们普遍有一个误解：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实际上，都江堰是一个系统工程，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这三大工程是它的渠首工程的枢纽，如果用占地面积来比较的话，它占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面积不到万分之一（当然渠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折耳兔 摄

都江堰除渠首工程外，还有密如蛛网的渠系，与渠首相辅相成，才让岷江水一级一级地深入农田，灌溉庄稼。其中包括19条渠系，37条干渠，总长达3550公里的分干渠60条；灌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支渠272条，总长达362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至万亩的斗渠2848条，总长达11847公里；灌溉面积在千亩以下的农渠34868条，总长23172公里，像毛细血管一样密布田间地头的毛渠无数……涉及地域面积达2.86万平方公里，承担着为成都、德阳、绵阳、眉山、乐山、资阳、遂宁等7市40个县（市、区）2500万人口提供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其他综合用水的任务。

邓青 摄

灌区集聚了四川近1/3的人口，创造了超过四川1/3以上的国民经济总值，是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命脉，对四川粮食生产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我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到：“都江堰的水流到哪里，哪里都是都江堰。”

张铨生 摄

以“大生态”的视野

审视都江堰对长江上游的巨大贡献

首先，都江堰本身就是一座生态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都江堰成功申报世界遗产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高度评价：“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生态水库。”同时，都江堰在改善四川生态环境、构建良好的生态系统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都江堰建成前，成都平原旱涝无常，生态环境极其恶劣。都江堰建成后，水旱从人、植被丰茂，川西坝子乃至四川盆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治理与改变，都江堰也因此成为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和成都水源涵养地，成为天府之国的源头和公园城市的活水。今天的成都平原已呈现出一幅“茂林修竹、美田弥望、岷江水暖、青山如画”的优美生态画卷。

张铨生 摄

以“大一统”的视野

认知都江堰对中国政治的巨大贡献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历史上虽也有夏商周等名义上的统一，却并没有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和国家。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并把以楚国为主要对象的统一全国的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战争需储备大量的兵源、武器、粮草和畅达的交通作保障。为此，秦国建成了都江堰，蜀地由此农业进步、人口剧增、制铁业发达、经济繁荣……正是因为有了天府之国这样一个富庶的战略基地，秦国国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中国疆土上最强大的王国。

何勃 摄

都江堰建成15年后，秦凭借蜀郡坚实的战略储备，大胜赵、楚、魏、燕、韩五国。都江堰建成33年后，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予之地为黔中郡”，并在两年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正是因为有了蜀郡作后盾，秦国才能在七国之战中“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国而统一天下”。战争结束后，骄傲的君臣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蜀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鼎力支持，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很难。而蜀郡的后援，真正的幕后英雄，正是都江堰。

杨旭辉 摄

以“大历史”的观点

解读都江堰的前生今世

都江堰水利工程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不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而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在李冰建堰之前，古代治水英雄大禹已开始了对岷江的治理，形成了“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治水经验，继而推广至九州，惠及华夏。随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等古代蜀王都将治理岷江作为治蜀的头等大事，为李冰建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和技术基础。李冰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汇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创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所以说都江堰的建设是“大禹开其端、鳖灵继其业、李冰集大成”。而都江堰建成后，并不表示人们从此可每天喝着盖碗茶、吃着麻辣烫、打着小麻将……高枕无忧，坐享其成。都江堰之所以能造福至今，除了它了不起的科学技术外，还在于诸葛亮、文翁、高俭、刘熙古、吉当普、施千祥、强望泰、阿尔泰、丁宝桢及当代蜀地官员和水利管理者对都江堰年复一年的维护、修缮和拓展。正是因为有了大国工匠李冰精神的代代传承，正是因为有了历代李冰的勤劳智慧，都江堰的灌区面积才会从最初的80万亩，扩大到今天的1130万亩。

贾旋 摄

以“大文化”的视野

审视都江堰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正流，而长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的亚文化。但是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证明，长江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以都江堰为核心的江源文明则是长江文明的源头。在明代以前，岷江一直被作为长江的源头与正流，号称“大江”。后来，经过徐霞客实地调查勘测，弄清了岷江以西还有雅砻江和金沙江比岷江更长，论证出金沙江为长江的源头。从地理学意义上说，金沙江是长江之源无可非议。但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说，岷江才是长江之源，是蜀中人民的母亲河、生命线，江水冲击形成了成都平原，孕育了巴蜀文明，又因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造就了“天府之国”，衍生了天府文化。

折耳兔 摄

都江堰不仅是成都城市发展的摇篮，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而且还是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原动力，对天府文化、巴蜀文明、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都江堰不仅浇灌了农田、繁荣了经济，还润泽了文化，孕育了一大批领导时代潮流的文化巨人，比如汉代文坛领袖司马相如、扬雄，经学大儒严君平；晋代史学大家陈寿，方志大家常璩；唐代诗祖陈子昂，诗仙李白，禅门领袖马祖道一；宋代文坛领袖苏洵、苏轼、苏辙，画坛领袖文同，理学大师魏了翁；明代文坛领袖杨升庵；清代大家李调元、张船山；当代文坛大家巴金、艾芜、沙汀、李劼人，画坛大家陈子庄……他们都是喝着都江堰水长大的。从都江堰灌区出发，走出了四川，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他们不仅丰厚了巴蜀文明和天府文化，也使其不断推陈出新，推动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因此，余秋雨先生说：“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

邓青 摄

以“大科技”的视野

认知都江堰对中国水利的巨大贡献

当我们在历史的册页中徘徊歌啸时，我们发现：比都江堰晚50年的郑国渠早已断流，航运曾繁荣一时的大运河大部分已荒废，灵渠日渐消瘦……古罗马的人工渠道，曾可翻山越涧远距离输水，堪称当世奇观，可它却翻越不过悠悠岁月；辉煌的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区纵横交错、规模宏大，一度是巴比伦古国的生命渠，然而，昔日的辉煌早已废弛于历史的风沙之下。而唯有都江堰跨越了漫漫历史长河，仍独步千古，永续利用，长盛不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得益于都江堰的“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逢正抽心、遇湾截角”等治水理念和竹笼、杩槎、羊圈、干砌卵石等河工技术。

赵国喜 摄

早在汉代，都江堰特有的竹笼装石筑堰法已开始在全国推广和应用。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发生特大水灾，令人意外的是，如此迅猛的水灾居然被一个来自四川资阳的河堤使者王延世给解决了。他因早年曾观摩过都江堰的河工技术，便用“竹笼长4丈，大9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仅用了36天，就修复了黄河决口的河堤。为此，汉成帝将复堤之年改为河平元年。今天，都江堰的治水经验和河工技术仍被广泛运用于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灌溉、防洪、抢险之中，发挥着无法估量的作用。难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2年考察都江堰后由衷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 供图

以“大哲学”的视野

认知都江堰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

首先，都江堰的建造，本身遵循的是“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哲学观，因此被誉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后来，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发源于成都，也与都江堰有着密切关系。道教创始人张陵为何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创建道教？除了青城山风景秀丽，是上古神仙眼中的洞天福地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成都得都江堰之灌溉，已“时无荒年、不知饥馑”。衣食足才能知礼仪，人们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的物质问题后，才有能力和时间思考精神层面的哲学问题；而且当时入教者必须交纳五斗米（时称“五斗米教”）作为入教的“会费”。当时成都以外的很多地方贫穷落后，不要说交五斗米，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又哪里有物质（五斗米）与精神（思想基础）来入教？唯有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具备了道教发源的精神土壤和物质温床。道教建立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哲学、科技、文学与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曾说：“中国文化的根砥全在道教”，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贡献最大的是道教”。而这些巨大的贡献，与都江堰水利工程密不可分。

以“大后方”的视野

认知都江堰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

都江堰的巨大贡献，还体现在每当中国出现大饥荒与大战乱时的庇护和濡养。从秦代开始，都江堰造就的四川一直都是中国的大后方。秦国灭楚将四川作为战略后方，大量兵源、粮草与兵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伐楚的战场上。汉代曾三次出现了全国性灾荒，是四川的粮食及时赈济。唐代自开国之初即依靠四川，因此有“依剑蜀为根本”之说。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关中饥饿的人们入蜀，度过饥荒。而每当唐朝君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选择南避入蜀，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唐德宗、唐僖宗都曾把四川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与复兴地。而且，唐玄宗和唐德宗均利用四川的财富，重新收复了长安。

1950年4月2日，砍杩槎放水（王国平供图）

到了20世纪初，四川对多灾多难的中国给予了更大支持。仅1941年至1945年，全国在四川征谷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国家财政开支，四川一个省就负担了30%以上。全面抗战八年中，前后应征参军的就有35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四川接纳了600余家工厂，保证了抗战时期的战备物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四川接纳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上海光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48所学校，在这里摆下了最后的课桌，为中国战后复兴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四川接纳了近十万著名学者、文化大家和艺术名流，为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作出了杰出贡献；四川接纳了1300多万流离失所的中华同胞，为他们提供了最后的濡养与庇护。因此，194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参观都江堰时，激动地说：“都江堰是中国的骄傲，它为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起了支持性的作用。”

1951年3月15日，川西都江堰渠首水利劳模庆功大会纪念留影（资料图片）

来源：每日都江堰

作者：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