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灵魂在震区，一半灵魂在伊斯坦布尔丨记者在震区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9时17分，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很多记者前往一线震区跟进报道，产出了一篇篇真实的报道。在寒冷、余震和冲突中，记者们及时地记录土耳其地震受灾情况，详实地呈现灾区救援过程，直面灾难与伤痛，撰写历史的初稿。

深度训练营将对话参与此次土耳其地震报道的记者们，了解记者们在震区的见闻，还原报道产生的过程，在与一线记者的对话中重新抵达现场，追寻新闻的深度，体会人文关怀。

土耳其地震发生后，多家媒体记者去往现场进行报道。我们邀请了一位第一次去往震区的记者进行对话，在去往土耳其的半个月里，她亲身观察记录，关注震区中具象的人，发回文字、视频报道二十余篇。回到国内，她仍心系震区，灾难与人性的双重冲击让她“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一半灵魂在震区，一半灵魂在伊斯坦布尔”。

在她真诚的分享中，我们一起重回真实的第一现场，跟随记者的脚步，去探索灾难报道的新闻边界，思考如何应对突发事件以及媒体从业者的震后心理健康问题。

以下内容整理自受访记者口述：

其实国际突发事件本来不该我报道的，我跑的是地方本地新闻。我之前业务上有一条主线是跑公安线（指新闻单位安排相对固定的记者，负责公安系统的新闻采访和宣传报道工作），得知全国蓝天救援队要来武汉集合，我就打电话联系了武汉的蓝天救援队，确认了这个消息。

蓝天救援队的随队媒体邀请已经在2月7日上午截止了，但是那天下午，仍有不少媒体在和蓝天救援队的后方沟通联系，希望能够随队伍一起去土耳其做报道。救援队里做媒体对接的负责人告诉我，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去，但记者的人身安全要自己负责，所有费用不归救援队承担。我主动向部门领导报名前往土耳其做报道，领导同意后，我和另一名同事就随救援队出发去土耳其。

于是在2月8日当天，我登上了去土耳其的直达飞机。

派我去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主动报名这次报道并且护照在身，随时可以出发；二是我硕士在英国读的全球媒体与跨国传播，这次突发事件与专业呼应，且我曾在英国做过跨国新闻的报道，尽管不是灾难现场。

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很多准备工作都还在做。在机场附近的酒店，我和同事们还在处理救援队来武汉集合的采访，后方的同事就帮我去买机票和办理签证。2月8号出发当天上午，我去买了一些必需品，比如拍摄的设备、登山包、睡袋、帐篷、保暖的衣物，还有电池、手电筒、充电宝，以及一个防护型的设备，再来就是一些个人洗漱用品。

抵达的第一天下午，我们探索怎么分工，每个人的着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那之后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图文报道，尽量地去写现场稿，尽可能挖掘故事，其次才是视频类报道。

文章的产出平均下来大约是两天一篇，视频的作品只要遇到不错的场景就会拍摄回传给后方。报纸的截稿时间是晚上九点，但国内的晚上九点刚好是土耳其的下午四点，所以很赶。因为有时候事件还在发生，可能我没办法在报纸截稿时间前交稿，所以只能隔一天发布。

我每天的状态是：基本上每天九点半与救援队一起出发开始一天的报道，拍摄短视频讲述当地现状，在现场观察记录以及采访后写稿交给后方，有的采访对象和素材直接传给后方协助完成。每天的行程很简单，但也很累。

走脱胶的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九点半出发，救援队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才回去，第二天早上还是九点半开始工作。我们的作息跟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基本上每天平均下来也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

采访和写稿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和当地沟通还是很困难。我们到了灾区，那里的国际化程度和英语普及度并不高。刚到阿德亚曼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协调到车辆，是以徒步的形式走到救援现场的。

我的同事带了一个科大讯飞的翻译机，但在马拉蒂亚的第二天，我和同事就分开了。我独自与几个同行一起跟着救援队支队前往阿德亚曼，我没有翻译机，只能一是通过英语交流，二是用谷歌翻译，三是通过翻译志愿者来翻译，四是靠当地懂土耳其语的同行。志愿者中有土耳其人，也有中国人，我主要是靠那些翻译志愿者和同行的帮助。

我记得在马拉蒂亚的一个救援点，我看到救援队员把遇难者抬出来。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和一个比较年轻的小伙子，就走过来，用简单的英语去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Chin”，土耳其语里就是中国的意思。那个年轻小伙子会一点点英文，他们自己的手机是正常的，于是用谷歌翻译，把土语翻译成英文，我看了再去和他们交流。

除了沟通上的困难，还有就是余震。

我感知到的有两次余震。一次是在马拉蒂亚，我当时在营地里睡觉，在睡梦中突然感受到震动。我跟旁边的华人志愿者说：“地震了。”但他们的反应比较淡定，也没有跑。

后来还有一次是白天，我本来是想跟拍中国救援队去打卡一个清理干净的点位。当时在车辆行进路程当中，救援队总指挥官王毅遇到了其他的紧急任务，所以停了车，其余人员在车上等待。我在车上感受到一点余震，就看到远处废墟上的人全部都下来了。

车上还有其他救援人员，就说我们要赶紧下车在路边等。当时，车停在一栋稍有倾斜的楼旁边，救援人员就让我们跑到路中央的花坛上去了。

我们也会遇到土耳其的一些媒体人。当时，我就认识了阿纳多卢通讯社的媒体同行，加了Instagram。阿纳多卢通讯社在土耳其有点像新华社一样，他们也有拍摄任务，遇到的当地同行也愿意共享素材。后来，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记者帮我向伊斯坦布尔的医院沟通，拿到进入医院做采访的许可权限。

2月19日，在伊斯坦布尔，我去到主要集中收治灾区幸存者的医院。那天下午，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记者告诉我，晚上七点半之后，他的同事会去医院，我可以在那个时候找他的同事。

既然要去医院，不如以中国人的方式去慰问一下病人。于是在出发去医院前，我特意去了伊斯坦布尔为数不多中国超市，想找些带中国元素的礼物。可惜的是，无论中国结还是地方特产的礼盒，我都没有找到。无奈之下，我只好随便买了些国内常见的零食和大白兔奶糖，以表心意。

离开中国超市后，本想再去花店看看，但是附近花店关门了，天色已经比较晚了。考虑到市中心与医院的距离较远，我决定打车去，没想到刚上车就被司机宰了。

司机可能看我是外国人，张口就问我要50美金。之前，我是从机场坐车到市中心，我知道其实这个距离只需要250里拉，50美金显然是坐地起价。于是我就用英语和司机争辩了几句，结果因为司机的英语不太好，我又打电话给伊斯坦布尔本地的同行朋友用土语和他沟通。朋友和他沟通了大概十分钟，司机说要收我700里拉。我实在不想再浪费时间讨价还价，就同意了。司机没开一会儿，就停车让我先把车费付了，我又跟他争执了一下，说送到目的地再付钱，最后司机不同意我只好先付了车费。然后，他跑下车跟前面不远处一个司机交谈，然后让我下车换另一辆车上医院。

重新换车后，我继续赶往医院，路上我就问司机是不是刚刚那位要价700里拉司机的朋友，结果他说他俩根本不认识，是刚刚的司机付了他250里拉，让他把我送去医院的。我这才发现，刚刚那个司机其实是平白赚了我450里拉就离开了。

好在，坐上这辆车之后并没有发生意外，我也没有再另外付钱，总算在晚上的8:15左右到达了医院。

到达医院后，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空间去挑选采访对象。首先，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地震后的五六天了，这时候还留在医院的幸存者数量并不多，甚至我一开始想采的采访对象也已经出院了。其次，这个医院里面的幸存者大多数属于重症，很多甚至身体有了残疾，在采访医院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告诉我这些病人并不愿意与人沟通。再加上我并不具备和重症病人聊天的经验，害怕给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于是我没有主动向医院方提出我要采访重症的幸存者。

在医院的安排下，我找到一位左手受伤的轻症病人，和他聊了聊有关地震的事情。

当我走进他的病房的时候，他还在看电视。见到我这个外国人，他的表现是很礼貌的。一来是医院提前跟他沟通过，他的家属对于采访的态度也很支持；二来因为我是和中国蓝天救援队一起到达土耳其的，蓝天救援队在土耳其的呼声很高，大家都很感激这些救援人员，也很欢迎中国人。所以当我告诉他我是和救援队一起来的时候，他用他的右手对我行了一个抚胸礼，还用土语对我说谢谢。

我先是问了他是从哪里转院过来的，来自哪里，用这些基本问题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在我知道他来自阿德亚曼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也去过那个地方，还给他看了我在那里拍的照片，进一步拉近和他的距离。接下来我简单跟他介绍了我当时在阿德亚曼看到的状况，说很想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从这里开始了我的采访。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会引导他回忆当时地震的一些情况，包括家里人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这时候他的语速突然放慢了，声音还有些哽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肯定是碰触到他心里的痛点了。所以我在之后有意识地避开了很多可能让他难过的问题，甚至当他说出自己有150个亲友已经离世了的时候，我都没敢去追问他是怎么计算和统计的，这让我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新闻点。

在这次的报道当中，类似这样新闻伦理的问题我经常会遇到，也会经常感觉到不知所措。

蓝天救援队有不同的支队，我在每个地方跟随的队伍也不一样。在马拉蒂亚时，救援队队长和我们说不要拍救出来的遇难者，我们就没有拍。后来到了阿德亚曼，尽管那里对拍摄的局限性比较小，但我已经不忍心去拍了。

2月11日那天，我接到了去土耳其女排队伍遇难的酒店采访的任务。没有车，所以我和一位新京报的记者老师一起徒步走到那所酒店。我们到达的时候，那个星级酒店的位置已经被挖出一个大坑，遇难者的尸体还在搜寻，我在那里采访到了一个女排遇难者的家属。采完后，后方的同事跟我说，有一个救援点，可能会有幸存者，让我赶紧去，我又马上跟着导航走过去。我进入到那个救援点的一刻，也就是我写的救援队齐力救出被困小男孩的报道中开始描写的时间点。

当时救援队救出了一个小男孩，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他们把小男孩装进裹尸袋，用担架把他从废墟里抬出来。当地的军方和民众高举着男孩，把他先抬上了救护车，而不是殡仪馆的车。军官喊了一声让大家安静，给男孩做了身份识别。这时候，我看到男孩的家人高举着手，向载着男孩尸体的车辆挥别。其实这一幕是很感人的，但是因为我不忍心，就没有拍下来。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者在救援现场的时候尽量不要耽误救援时间，这也是涉及新闻伦理的问题。

在救援行动结束时，我才开始做与救援队员对话式的采访。最开始的一些现场，我基本上是通过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去记录的。随行的志愿者也在翻译上帮助了我们很多，但翻译志愿者的职责不是给记者服务的，而是为了救援服务的。

救援基本都会持续24小时以上，30个小时也常有，志愿者也需要在现场参与沟通工作，所以大家是无法休息的。我不会在他们回到营地后很累的情况下，还要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我没有这么做，所以也导致我报道角度是有点受限的。那也没有办法，我这么选择了。

在救援现场，救援队队员的午餐是一瓶果汁和一个面包圈

回到伊斯坦布尔，我和其他记者老师们一起做了复盘。一位同行老师进到了废墟里，她会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看到的东西和想法，甚至想戴上Go Pro或针孔摄像机去拍下更多的细节，比如看到的被困者的的身体状态、姿势以及怎么被抬出来的。我当时就觉得好认真，我会把我的想法先放在心里，写稿的时候再去回忆，再去看照片、视频，或者做的笔记。但有时候时间一过，这些细节点可能就没有那么深了，这是我学到的一点。

再就是从另一位专做视频的老师学到的，不要逐字逐句去翻译，效率会很低，也会过滤掉很多的细节。等他们回答完，再抛一个问题，这样呈现效果比较好，有助于动作情感的表达。还有在和采访对象交谈时去像聊天一样，也去说到中国的情况。当地人会问，在中国会发生地震吗？地震中人们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地震后怎么样?在互相交流、探讨中，被采访者也就会愿意多分享。

在这次地震中，土耳其境内也有一些城市幸免于难。比如伊斯坦布尔。

虽然伊斯坦布尔也发生了5.8级地震，但是严格来讲伊斯坦布尔并不算震区，因为那里压根就没有受到影响。实际上，受灾的地区有十个，在土耳其的东南部的位置，而伊斯坦布尔是在西北部。当我从震区回到伊斯坦布尔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这是两个世界。有点像人在汶川地震受灾的地区和在上海的区别。不过，尽管伊斯坦布尔不在受灾区，但那里的楼房的抗震性也存在问题，如果伊斯坦布尔也发生类似的大地震，很多人也会被埋。而且伊斯坦布尔有很多华人居住，包括我这次认识的华人志愿者、中国留学生和会中文翻译的当地人，他们都住在伊斯坦布尔，在这次救援行动中他们也成为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很担心他们。

离开阿德亚曼的最后一天，当地AFAD赠送的纪念马甲

回到武汉后，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觉得自己一半灵魂在震区，一半灵魂在伊斯坦布尔。作为记者，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特别是当大家回来时，会因为去到土耳其那么危险的一个地方而被标榜成英雄。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帮助他们。

我跟我的同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是很没有用的。当然他们会说，你怎么会没用呢？你是我们大家的眼睛啊！但是我发现，我连“眼睛”这样的角色也没有充当好。

许多思考压在心里，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那时的场景中走出来。

去震区的经历不仅让我心理上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也带来了生理上的“后遗症”。我曾经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有加入到安宁疗护并接受过专业的培训，这段经历让我对死亡有了一定的心理建设。即便如此，灾区现场还是带来了一些新的震撼。

我记得刚开始在马拉蒂亚救援现场的时候，我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我就去问别人，这是什么味道。救援队一个大哥还挺保护我的，他说是废墟里面家里厨余垃圾的味道，这很正常。结果旁边的女生告诉我，她跟我说不是的，这个就是尸臭味。

后来这种尸臭味反复出现，有时我有种想吐的感觉。回来之后，有一次我看到一座在拆除的建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种味道马上要出来了。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味道的。

我回到家以后，早晨听到街道上有修路的叮叮咚咚声，让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阿德亚曼。

还有同事想给我接风，请我吃饭。我说只要不是炭火的，其它的都可以。我不想再去闻到那个炭火的味道，我有点排斥。我不想再回想这些不好的场景。

有同行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回来以后类似的状况。后来有一个广东救援队的人，他在那位同行的朋友圈下评论说：你这个属于后遗症。我后来才想到，是不是我也在经历这种创伤感。

我有时会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选择这次去土耳其，以及这次土耳其的报道到底给我带来多大的正面作用，多大的负面作用。

可能是大家容易回避忽视的问题，我发现这些曾经去过战地或灾难现场报道的记者的心理状况少有人关心，或是少有机构能够提供这种心理咨询的服务。而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关注这些灾难报道或战地记者，更需要关注整个媒体行业里大多数的从业者。

Q：记者在震区的休息环境如何？

A：我们从伊斯坦布尔飞到马拉蒂亚之后，我在马拉蒂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了阿德亚曼。在马拉蒂亚，我住的是一个临时的营地，原本是技术学校。房屋没有损毁，还处于比较完整的状态，教室被改装成了一个大家可以休息的地方。

但抵达阿德亚曼，是凌晨三点，因为跟当地政府的沟通也不是非常顺畅，所以第一天没有住宿的地方，那一天晚上睡在大巴上面。第二天白天，通过协商沟通，在阿德亚曼的政府大楼腾出了一层办公区域，我们就是住在别人的办公室里面。这个建筑损毁看起来还是比较严重的，有明显的裂痕，一些石板都已经掉落下来了。

Q：出发前是怎么选择拍摄设备的？

A：相机我本来想带5d3，加大三元的镜头（指恒定F2.8光圈三只不同焦段的变焦镜头的总称），但我整理所有行囊以后发现特别重，就没有带。

最后我带的就是一个手机云台、麦克风、笔记本电脑，装电池的灯，还包括两部手机——一个当作备用，一是怕手机丢了，二是之前做背调的时候，了解到当地非常冷，担心手机掉电太快。我发稿子，或者是拍短视频，用的基本上是那部 iPhone 13 pro。

因为我们是跟着救援队一起，下了一架飞机又马上被转到另一架飞机上，没时间去买当地电话卡。这就导致我只能是国际漫游，手机信号非常差，也没办法通过其他媒体报道或是网络去搜索资料。

Q：在写稿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

A：第一个让我觉得很爆炸的问题是信息量太大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直面灾难。它不像其他突发事件，在这里你能看到、听见，能感知到余震，能闻到气味。

因为接收到太多信息和主观感受，所以我在组稿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一篇稿虽然只有2000字，但我基本都会写五六个小时。信息量很多且很碎片化的时候，我会很没有头绪，不知道我要从哪里开始写，用谁的视角去写，这个时候就会跟我的主编、编辑一起沟通，分析框架。

Q：组稿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和遗憾？

A：在写稿的过程中，此次指挥土耳其报道的主编给我了很多建议。有时，我是救援中途抵达现场的，所以主编建议我就从进入到现场开始，去记录我觉得关键的时间点。因此，我就把一些我认为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和场景作为小标题标记出来，写了这篇报道。

此外，我会在自己的文章中尽可能多地去呈现场景和故事。在现场我的主观感受比较多，但报道大多数需要客观冷静。我们通过故事来达成一种共情式的传播,通过一些细小的点来达到共情，希望最后被人看到。

我的落脚点和我的经历是相关的。碰巧我在读研时讨论过危机发生时刻媒介和交通工具发挥的作用，这也成为我的一个观察点。我会去问当地人什么时候恢复通讯的，工具是从哪找的，油价是多少，政府是否有帮助你们，谁有这样的车，你们开车会去哪里；在难民点我会去问女性的卫生问题怎么去解决，幸存者的心理创伤等等，关于此类问题的回答会出现在我的一些报道里。

我一两天出一篇稿子，其中会拍摄并回传一些视频。每天我都在跑现场，试图能够遇到幸存者，这让我没时间去沉淀，了解更多背景资料或者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因此，我很难在报道中抛出疑问，写深度型的反思类的报道，这是我需要反思的一点。

Q：在灾难报道中，你觉得“我”的参与是必要的吗？

A：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第一，如果说把“我”占的比重放大，可能记者本人写起来会非常顺畅，但是对于大众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关心当地人的状态，而非记者。第二，如果说太多“我”的成分在里面，这个稿件可能确实很有温度，但是会变得太情绪化或太感性了。所以，这件事其实很考验一个记者的写作水平，包括记者怎么去调度主观感受和客观事实，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些信息给拼接起来，这是很重要的。

*文中图片由受访记者提供

原标题：《一半灵魂在震区，一半灵魂在伊斯坦布尔丨记者在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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