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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膛手杰克案”女性被忽视的生活：她们最大的不幸，是生而为女

2023-03-31 12: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浦睿文化浦睿文化

1888年8月7日，伦敦东区的白教堂附近发生一宗惨案，凶手以残忍的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女性。1888年9月25日，中央新闻社收到一封用红墨水书写，并盖有指纹的信，署名“开膛手杰克”。信中以戏谑的态度表明自己就是凶手，并声称被逮捕前还会继续杀害更多女性。

之后，凶手多次写信至相关单位挑衅，却始终未落入法网。其大胆的犯案手法，又经媒体一再渲染而引起当时英国社会的恐慌。

如今，改犯罪事件已经过去百年之久，大家都将目光集中于“凶手是谁”这一问题上。关于惨案中的女性，一直以来，媒体热衷于告诉人她们“不过是妓女”，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都是妓女。然而在他杀死的五名受害者中，有三名根本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她们就是妓女。受害的女性不仅被媒体和大众忽略，更是被歪曲。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海莉·鲁本霍德通过搜罗大量的历史档案、庭审材料、证人证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写成这本《生而为女——开膛手杰克案女性被忽视的生活》，为读者真实还原五位受害女性丰满而悲苦的一生。

海莉·鲁本霍德破除“受害者有罪论”，将叙事还给女性。告诉世人，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绝非都是妓女，她们之所以被杀害，并非因为不检点、道德有污，而是因为她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她们最大的不幸，可能是生而为女。

《双城记》

[英] 海莉·鲁本霍德著小水译

摘自《生而为女》

这个发生在1887年的故事，是大多数人想要忘记的。时至今日，只有寥寥一些历史书记述了这个故事，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发生过，然而在那一年，这个故事在报纸上所占的篇幅比王家游行、宴会和节庆的报道加在一起还要多。

那年的大庆之夏尤为温暖少雨。万里晴空成全了无忧无虑的野餐和露天聚餐，却也使得水果歉收、田地干涸。雨水短缺，农活难觅，加剧了已经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当富人在遮阳伞下和郊区别墅的树荫下享受这美好的天气时，无家可归者和穷人则趁着天晴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建起了一个露天营地。许多人来到市中心，在伦敦人购买农产品的考文特花园市集寻找工作，但干旱意味着搬运李子和梨的活儿变少了。由于没有钱住店，他们就在附近的广场上露宿，随后越来越多找不到工作、流离失所的工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工人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面对济贫院里有辱人格的恶劣条件。令路人惊恐的是，这些露营者于众目睽睽之下在喷泉中进行晨间洗浴，搓洗他们“害虫滋生”的衣服，正上方就是纳尔逊子爵的鼻子，他从高高的纪念柱上俯瞰着这一切。当秋天来临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救世军和各种慈善组织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分发《圣经》、寄宿屋的准入券、咖啡、茶、面包和汤。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铺上了防水布；在张牙舞爪的青铜狮之间每天都上演着慷慨激昂的演讲。兴奋的心情、集体感和免费餐点使伦敦流浪汉的数量激增，流浪汉带来了警察，警察又带来了记者，记者在广场上衣衫褴褛的人群中游走，收集这些原本无人知晓的侵占者的名字和故事。

数以百计的人来到特拉法加广场，以铺路石为枕，每个人都身怀着差不多的故事。不多久，政治煽动家们就意识到，这群受压迫者是一支现成的军队，他们怒气冲天、退无可退。伦敦人早就察觉，特拉法加广场位于城市东西部的分界线上，将穷人和富人分隔开来：这条人为的边界，就像让无权者失语的隐形束缚一样，很容易被冲破。1887年，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对一些人来说近得可怕，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尚有距离。在特拉法加广场，威廉·莫里斯、安妮·贝赞特、爱琳娜·马克思和萧伯纳等社会主义者与改革家的日常演讲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人结成游行队伍，高喊口号、挥舞旗帜、涌上街头，并不可避免地发生暴力冲突。伦敦警察厅和弓街的裁判法院加班加点，试图控制抗议者，将他们认为的穷人和煽动者驱逐出广场，但是，就像不可压制的潮水一样，他们刚被赶走，就又涌了回来。

1887 BloodySunday

11月8日这天，警察总监查尔斯·沃伦爵士下令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一切集会，酿成了一桩大祸。那些把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这一地点看作普通人的集会场所和政治行动论坛的人视之为一种蓄意的宣战行为。群众计划在该月13日举行示威。名义上是要求释放关押在狱中的爱尔兰议员威廉·奥布莱恩，但抗议者所表达的不满远远超出了这起案件本身。超过四万名男女聚集在一起，提出他们的诉求。迎接他们的是两千名警察，连同女王近身卫队和掷弹兵卫队。冲突瞬即爆发，警察用警棍砸向抗议者。尽管有人呼吁和平示威，但许多参与者还是揣上了铅管、刀子、榔头和板砖。最终，40名抗议者被逮捕，200多人在骚乱中受伤，且至少有两人死亡。不幸的是，这场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日”的事件并没有标志着冲突的结束。打碎玻璃的叮当声和爆发的众怒一直持续到下一年年初在上述的两幅场景中，有两名女性的生与死将成为 19世纪的标志。一位是维多利亚女王，这个时代以她的名字命名：1837年至1901年。另一位是个叫作玛丽·安或“波莉”·尼科尔斯的流浪女子，她是那一年在特拉法加广场风餐露宿的众人之一。与女王不同的是，她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尽管世界会非常着迷地记住，甚至津津乐道于杀害她的凶手的名字：开膛手杰克。

从女王的金禧之夏到 1888年8月31日“波莉”·尼科尔斯遇害，大约隔了 12个月。在公认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五名受害者中，或者说，在那些被警方确定为由同一人所杀的东区白教堂地区的死者中，“波莉”·尼科尔斯是最初的一人。在她遇害之后，人们于9月8日在汉伯里街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发现了安妮·查普曼的尸体。该月30日的凌晨，开膛手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袭击。在这起所谓的“双尸案”中，他夺走了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和凯瑟琳·埃多斯的生命，斯特赖德的尸体是在贝纳尔街附近的达菲尔德小院里被发现的，而埃多斯则在主教广场被害。这一连串谋杀后，他稍事休息，并于11月9日实施了最后的暴行：在米勒公寓13号里，玛丽·简·凯利横尸床上，尸首被彻底肢解。

白教堂谋杀案的残酷性震惊了全伦敦和无数读报纸的人。开膛手杀害的所有人都被割喉。五人中有四人随后被开膛破肚。除了最后一桩外，所有这些残暴谋杀都发生在黑夜掩护下的户外地带。在历次案件中，凶手都成功逃匿，没有遗留下任何透露身份的踪迹，以至于无法辨别凶手是男是女还是多人。鉴于这些谋杀案都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公众、媒体，甚至连警察都承认凶手很有一套。开膛手似乎总是能如鬼魅般领先当局一步，这使谋杀案显得更为恐怖，仿佛魔鬼作祟。

设在白教堂的伦敦警察厅H分部已经竭尽其所能，但由于以前从未遇到过如此级别、如此重大的谋杀案，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应付。警方在整个地区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走访，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法医材料。那些声称是目击证人的人、想要帮忙破案的人和其他热衷编造故事的人，他们的证词和来信让警方应接不暇。总计有2000多人被面访，300多人作为嫌疑人接受调查。即便有苏格兰场和伦敦城警察的额外援助，警方依然毫无斩获。真正的线索无疑已经遗失在他们疲于处理的那些雪花般的文件中了。与此同时，当警员们在笔记本上涂写、在黑暗的小巷里跟踪可疑的嫌犯时，开膛手还在不断杀人。

白教堂附近的女人和孩子

在开膛手的恐怖期间，报纸急于用贫民窟生活的生动细节来激起民众的羞愤，经常断言白教堂的寄宿屋“是名副其实的妓院”，住在那里的妇女，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妓女。在见识过那些可怕的案件后，公众都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夸大其词被奉为事实。与此同时，伦敦警察厅总监在谋杀案高峰期写的一封信却道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经过一些粗略计算后，查尔斯·沃伦爵士估计，大约有1200名妓女居住在白教堂的233家公用寄宿屋里。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一说法进行了限定，承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些妇女是妓女，哪些不是”。换句话说，当警察都无法分辨妓女和良家时，报纸就没有资格妄下定论。

沃伦的数字引出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猜想。假设寄宿屋的住客有8530 人，其中三分之一，即2844人是女性，如果这些女性中有1200人可以被认定为妓女，这仍然表明她们中的大多数，即1644人，根本没有从事任何形式的卖淫活动。与白教堂公用寄宿屋的住客一样，开膛手杰克的受害者和她们的生活已然被缠入了一张由预设、谣言和无端猜测所织就的蛛网。这张网在13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它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扰动和质疑。丝线黏附在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的故事上，并决定着它们的形状，而这些丝线代表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从属于男性、专制政权和中产阶级。它们形成于一个妇女无法发声和没有权力，穷人被视作又懒又坏的时代。130多年来，我们对这个交到我们手上的尘封的包裹深信不疑。我们很少冒险去看里面的内容，或尝试去揭开厚厚的包装，正是这些包装使我们无法了解这些妇女或她们的真实历史。

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或者说人们一直这么相信着，然而在他杀死的五名受害者中，有三名根本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她们就是妓女。一旦有尸体在黑暗的院子里或街上被发现，警察就认定她们是妓女，断定是某个疯子引诱她们到这些地方卖春然后杀了她们。然而，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种猜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相反，在死因研讯过程中可以确定，开膛手杰克从未与受害者发生过性关系。此外，在每一起谋杀案中，死者都没有挣扎的迹象，且谋杀似乎是在完全无声的情况下发生的。附近的人都没有听到任何尖叫声。尸检结果显示，所有女性都是在躺着的情况下被杀害的。至少有三起案件的受害者是睡在大街上过夜的，在她们被杀的当晚，她们拿不出钱去住寄宿屋。在最后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是在床上被害的。然而，警方如此执着于他们那套有关凶手如何挑选受害者的理论，以至于漏掉了最一目了然的一点：开膛手瞄准的是正在睡觉的女性。

一位受害者在图片附近被杀害

在探寻这些谋杀案真相的道路上，不可靠的原始材料一直是个障碍。死因研讯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凶案本身和受害者的大部分信息；然而，在五个案件中有三个的官方调查文件已经丢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一些经过编辑、修饰的报纸报道，其中有听岔的，也有自己发挥的，从中可以看出案件的大致情况。我非常谨慎地对待这部分文件，不会把里面的任何内容当成真凭实据。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认凶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迹，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她们的经历，并沿着她们的道路穿越阴霾和光明。她们的价值远不止我们以为的那几具空荡荡的人类躯壳：她们是哭着要妈妈的孩子；她们是坠入爱河的姑娘；她们经历过分娩之痛和双亲的死亡；她们欢笑着庆祝圣诞的到来。她们与兄弟姐妹争吵，她们流泪，她们怀揣梦想，她们受伤，她们享受微小的胜利。她们的人生轨迹是维多利亚时代众多女性一生的缩影，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如此异乎寻常。正是为了她们，我才写下这本书。我之所以提起笔做，是希望如今的我们现在可以听清她们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从她们的生命中被残酷夺走的东西交还给她们——那就是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