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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 宝墩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选址比较研究

2023-03-29 18:3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原创熊爱，唐由海中国城市规划

导读

宝墩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作为长江上游、中游城邑起始阶段，其城邑的诞生和发展既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和筑城技术，又表达各自独特的营城智慧。本文运用历史地图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先秦城邑发展，对宝墩文化时期与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选址活动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城邑形制与规模、城垣与城门、轴线及中心区等方面进行论述。对比发现，两个文化时期的城邑选址与分布遵循一定的地理环境；形制与规模反映一定的文化内涵；城垣与城壕蕴含一定的现实需求；轴线空间与城邑中心表现一定的地域特征。宝墩文化时期城邑选址对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筑城技术有所吸收和传承，但因筑城技术的成熟及融入自身文化特色而更趋于规范和创新。

本文字数：7618字

阅读时间：23分钟

作者 | 熊爱，唐由海

西南交通大学

关键词

宝墩文化；屈家岭文化；城邑选址；比较研究

引言

长江流域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中、上游地区是文明主要发生地，诞生了数量众多、规模不等的城邑。其早期城市在中国早期城市的发生和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首次诞生了城垣与城壕这一构筑物。 [1]长江中、上游地区文化各成体系，分属不同地理单元，二者城邑选址有何区别与联系，各领域学者作了相应的对比与研究。王银平从史前古城渊源角度对长江中游和四川盆地史前城址群的建城选址、城址形制、城垣壕沟等进行论述，认为四川盆地城址可能与长江中游存在着传承关系。[2]张之恒从史前城址的起源与演化角度指出长江中上游地区史前古城城址均分布于山地与平原腹地的过渡地带，两者的“城”出现等级分化，城垣构筑相似、平面形制不甚相同。[3]

目前既有研究多是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对于城邑选址活动的动态研究尚有不足。本文运用历史地图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对两个文化时期城邑城址选择的地貌特征、平面形制的演变规律、城垣城壕的修筑技术和城门及轴线的布局情况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城市史学和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角度入手，结合区域文化特色、先秦城邑概况等方面的史料，发现宝墩文化时期的城邑在城址选择、城垣堆筑方面与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存在一定相似。但因宝墩文化城邑群时代略晚于后者，其营城制度、筑城技术及设计模式更加规范，城邑发展更加趋于成熟，其城邑已处于早期城市的初始形态。

选址与分布及形制与规模

2.1、城邑选址和分布规律

2.1.1、城邑选址

宝墩文化时期城邑（后文简称宝墩城邑）选址于成都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丘岗台地上，海拔高度在400-650米。城邑选择台地边缘和河流方向布局与规划，方向多与附近河流平行，约呈西北—东南或东北—西南走向。[4]宝墩古人从岷江上游迁徙而来，城邑初期选址靠近平原边缘地势相对较高位置；随着人口数量增多和环境需求改变，城邑选址向成都平原低矮腹地转移。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邑（后文简称屈家岭城邑）随低矮岗地孤立分散在平原内，城址选择在河流阶地或平原、湖区高台地上，海拔高度大约30-50米。早期城邑靠近平原边缘山地过渡带，后转向平原腹心。湖泊与岗地共存，城邑选址从居高到近水，有着“依逐水草、背山带河而居”的城邑变迁。

表1 宝墩文化时期城邑城址地形与河流

表2 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城址地形与河流

两个文化时期城邑选址的地形由高到低，逐渐向平原开阔地带发展。城址位于河流附近的“台地”“阶地”“岗地”上更利于防洪。宝墩城邑多与附近河流平行，屈家岭城邑与附近河流没有明显位置关系，这反映出两个文化时期的城邑应对防洪的技术范式不同，前者循着河流走向顺应自然，后者挖筑护城河疏通水系改造地形。

图1 宝墩八城城邑选址与部分城址地形特征

图2 屈家岭城邑选址与部分城址地形特征

2.1.2、城址分布

宝墩文化早期城邑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西南部及北部，沿成都平原西边的边缘呈“C”形分布；宝墩中期城邑主要分布在平原腹地岷江冲积扇中脊地区。宝墩八城以成都平原腹心地带为中心，由密至疏大体呈辐射状集中分布在距成都市区不远的西南到东北的环形地带。屈家岭早期城邑分布于山地与平原腹地的过渡地带，地形大多为平原低岗地貌，地势低平，湖泊、河流沟渠纵横交错。两湖平原由江水和汉水分割成三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城邑沿江汉湖盆和洞庭湖盆边缘大致形成“新月形”的空间分布格局。

图3 宝墩城邑城址“C”形分布示意图

图4 屈家岭城邑城址“新月形”分布示意图

2.2、平面形制和规模特征

2.2.1、平面形制

优越的地理环境、成熟的版筑技术、预先规划与总体布局为方形城址的产生准备了先决条件；礼制建设的需要是方形城址出现的根本原因。[5]长方形是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城址平面形状的常见形制，并从龙山时代延续至西周初期。[6]宝墩八城平面形制分为方形、不规则方形和梯形三种。成都平原开阔平坦的台地地形使得城址平面形制规整、版筑技术的成熟使得城垣修筑更为自由。方形城邑的修建体现出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礼制发展的需要。屈家岭城邑城址平面形状由不规则圆形、圆角方形向近似方形形态转变。这一时期的城垣修筑技术尚不成熟，处在环壕聚落向垣壕城邑发展阶段。加之城址多选择在湖泊泽地的岗地、阶地之上，古城城垣大多利用天然岗地地形连接修筑而成，故城邑平面形制多不规整。

图5 城邑城址平面形态影响机制

环壕城邑是长江中游城邑初始形态，由古城形态的演变规律看，一般经历从圆形 (包括椭圆形 )到不规则方形，再到方形三个阶段。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古城应当脱胎于早期的圆形城址。成都平原在出现方形古城前并未发现有圆形的城址或环壕聚落，由此推测宝墩城邑形态可能受到中游屈家岭城垣形态演变的影响。

图6 宝墩城邑与屈家岭城邑城址平面形制

2.2.2、规模特征

宝墩文化时期的古城群超过半数面积都在30万平方米以上，可以看出古蜀国经济的发达、筑城技术的先进。宝墩八城的修建一定是集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成的结果。人口的增长、社会规模的扩大实质上是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发生变化的结果，从根本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7]规模较小的芒城和双河古城位于河流上游，地理位置偏西，这一时期的经济实力较弱，河流阶地、台地也对城邑面积有所限制。规模较大的宝墩古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古城，位于偏东的平原地区。农耕经济进步、自然地形平坦以及城垣修筑技术成熟各自因素使得城邑规模逐渐呈扩大趋势。宝墩古城面积高居八城之首，明显是中心城邑；鱼凫、郫县等古城面积较为次之，可能是宝墩文化时期聚落群的二级中心。宝墩城邑各古城之间的规模差距反映了社会等级的分化，贫富分化明显。多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中心。

表3 宝墩城邑与屈家岭城邑面积统计

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数量众多，面积大小不等。早期城邑城址所在自然岗地面积普遍偏小，客观条件上限制城邑聚落面积的扩展；另一个原因城邑时代早,人口较少,实际需要的生活面积小。晚期城邑规模较大，聚落往往还包含较多人为活动的空间。石家河古城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推测城内总人口达到15000-20000人。屈家岭文化晚期的石家河古城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中心城址。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址面积明显有增大的趋势，这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以及社会等级分化的结果。

图7 宝墩城邑面积对比图

图8 屈家岭城邑面积对比图

城垣与城壕及城邑功能

3.1、城垣

宝墩城邑均修筑有城垣，形制随城址平面多为规则方形。城垣圈数分为单重、双重两种类型，城垣内外两侧均有30°—40°的坡度，城垣有坡度，是由环境和建筑技术决定的。城垣外表用小卵石堆筑而成,防止河流冲刷而垮塌。宝墩城邑双重方形城垣有四座，靠近山地的河流上游。双重城垣规模宏大，凸显城邑防洪功能。单重城垣城址位于平原腹心靠近河流两岸，成都平原是洪涝灾害多发区，单重城垣的修筑可抵御洪水侵袭。此期城墙的构筑方法均沿台地边缘斜坡堆筑、平地起建。有学者认为，宝墩城邑城垣修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行为，集人力、物力、财力凝固为大型高耸的城墙建筑，高大的城墙甚至双重城垣建筑的出现体现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8]由此推测，宝墩文化时期修筑规模宏大、双重城圈形制的城垣，可能是统治者彰显其地位的一种手段。

表4 宝墩城邑城垣形制及修筑手法

长江中游城墙截面的形态，早期接近三角形，逐渐增补成上窄下宽的梯形，随着城墙厚度的增加，城墙顶部逐渐变宽。[9]屈家岭城邑城墙一般是利用开挖壕沟的土堆筑而成，内外护坡多顺主墙体倾斜。城垣形制多为不规则圆形，这是由此地区传统环壕城邑发展演变而来。这一时期城垣都是单重，城垣规模较之宝墩文化时期普遍更宏大。城墙随着城邑的发展整体不断加厚、增高，最终达到平衡。段渝先生认为：“长江中游史前古城城垣建筑反映了各座古城政治权力的集中化程度，是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变化的结果。……可见大型城垣其实是酋邦组织及其首脑人物统治权力的象征，这应当是城垣建筑的核心功能之所在。”

宝墩城邑和屈家岭城邑城垣的建筑方法均是在地面起建，采用斜坡堆筑法；城墙一般分布在台地上沿着台地边缘修筑，内外两侧护坡和地形优势有利于提高城墙的防洪功能。但是城垣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防洪，城垣的出现，必然带有防御作用。修筑内外城垣且城垣之间有城壕，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防御。城垣作为一种防御设施，它的出现应是部落冲突、战争频繁的结果。可见宝墩城邑对屈家岭城邑的城垣修建手法有所传承，但前者因选址平坦和城垣修筑技术更成熟而更加规范。城垣修筑侧重不同反映了两地区城址主要功能的差异。

表5 屈家岭城邑城垣形制及修筑手法

3.2、城壕

宝墩八座城邑中的芒城古城、双河古城以及紫竹古城有内外城壕，壕沟的形成是由于取土筑垣所致，内城壕因双重城垣间距较小而规模偏小；宝墩古城城垣外侧挖有城壕。从内外城壕及双重城垣城址所处位置可以知道，修筑城壕更多体现城邑排水防洪的现实需求。因成都平原地区降水量大和洪水频繁，城壕可以作为城垣防洪的重要补充。宝墩文化时期的其它城邑目前未发现有城壕的存在，应是和城址位置的地理环境以及城防技术进步有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址在城垣的外侧均围绕有宽大的壕沟，壕沟多是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开凿相结合的方式修建。壕沟沟通城内外水道，甚至连接水门贯通城中，以便于交通运输生活用水。在城垣外挖有护城河,城垣上建有水门，用于排水防洪、防御护卫。人工与天然河沟共同形成的宽阔城壕增强了城防实力。[10]城壕可能是针对南方地区降水量大和洪水多发的特点，集防洪、排水和交通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图9 长江流域先秦城邑城垣与城壕修筑方式和功用

宝墩城邑城壕的修筑都是人工开凿而成，规模较之屈家岭城壕偏小；其护城河并没有像屈家岭城邑那样连接自然河道，可见屈家岭城邑防洪技术上更优越和先进。城壕设施在宝墩城邑中并不可多见，不同于屈家岭城邑那样普遍被宽阔的护城河所环绕。宝墩文化时期城邑功能注重防洪，城址不宜“亲水”，重心更多倾向于城垣构筑。

3.3、城邑功能

宝墩文化时期城邑具有防洪功能，城址的兴废也与洪水有关。钱耀鹏提出关于史前城址兼具防水功能，但城址的这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只能说是应付突发性洪水事件而导致的临时用途，很难作为城址发生的主要原因。[11]说明宝墩城址具有防洪作用是有其合理性的。城邑也具有防御及政治功能。有学者认为宝墩八城的出现是资源抢夺、战争的结果。城址城垣外侧发现有城壕，城址选择台地并沿台地边缘筑垣，高大的城垣加上宽阔的城壕更加显示出其防御性。城壕常年储存有水，其既有排水防洪的作用，也有防御作用。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出现,是史前时期成都平原上各部族激烈斗争的结果，表明氏族开始瓦解，国家逐渐形成；城址当为部族联盟的经济、政治、宗教中心所在地。[12]

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的防御功能。城头山古城三期城墙底宽近28米，四期城墙底宽达37米左右，高皆为4.8米；三期护城河宽23、深1米，四期护城河宽达42.2、深1.5米。[13]鸡叫城古城西墙南段宽约60、残高4—5米；北墙西段宽40—60、残高2—3米。城墙外环绕洼地或鱼池，以西、北城墙外最为显著，宽40—70米。从以上城墙和护城河数据可知，城垣、环壕规模庞大，防御功能突出。其次是防洪功能。通过对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较高，不易遭受水淹；城址周围往往有宽而深的壕沟或湖泊，可以大量蓄水和排水；城垣上的水门与城外的水道相通；城内建筑多集中于某一处，而且地势较高有利于排水。屈家岭城邑可能还兼有其他一些功能，曹卫平指出“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集规模大、水平高、形制复杂、祭天与祭祖相结合以及持续时间久远于一身，形成了独特的新石器时期原始宗教祭祀模式”。

城门与轴线及中心区

4.1、城门

屈家岭城邑中目前可知五座古城均有4~5个城门，其中有的是水门。[14]城头山古城、阴湘古城的北门及马家垸古城的西垣和东垣南端的缺口均为水门，且与护城河或自然河道相连。城头山城址保存有东—西、南—北相对的城门，东门底部高出护城河水面约3米，正对西门方向，兼有排水的功能。北门地势最低，城内大堰水面通过北门水道与护城河相通。马家垸古城址城垣东、南、西、北各辟一城门，其中西城垣及东城垣各设一水门；城内一河道自西北城门绕经城内至东南城门流出。走马岭古城东墙中部和西墙南北两端各有一缺口，有的缺口两侧还有圆形土台遗迹存在，当为城门所在，其中西南城门与上津湖相通，似为水门。阴湘城四边城垣有缺口，应为城门，其中北边的缺口最低，并与菱角湖相通，当为水门。石家河古城亦可发现南北城垣有明显缺口，应该是城门所在位置。从水门的修筑就能看出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和宝墩文化时期城邑的不同。

图10 屈家岭文化时期部分城邑城门位置关系示意图

屈家岭城邑城门设置有着一定的规律。首先都是在城垣中部开设城门（水门除外），城门位置对应四个方位，反映古城规划讲究对称关系。其次是城垣的四边都有城门存在，甚至还有水门，可见城邑的交通可达度高，注重和外部环境的联系。另外城门位置所在地形高度都不固定，顺应地势高度，水门位置一般较低，土门位置视城内外环境（主要是护城河）而定，人们已经掌握了水系综合规划能力。屈家岭文化晚期，社会等级分化明显，聚落之间矛盾上升，城门数量相应有所减少。石家河古城仅有南北两门，这一时期城邑防御功能更明显。

宝墩文化时期城邑城址大多没有发现城门，这和城址的保存状况有关。成都平原河流密布，洪水频发，冲毁了许多城垣。但这并不能否定城门的存在，考古工作者在郫县古城东城垣北段发现城门构筑物。因宝墩城邑有关城门的资料太少，故无法进行更多讨论。

4.2、轴线

轴线是组织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通过轴线可以把城市空间布局组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原始人类已经初步具有中心和轴对称的概念，并以此来指导聚落布局和住房建设。[15]宝墩文化时期方形聚落形态及规整城垣的修筑，将城邑轴线设计突显出来。宝墩古城内城中心位置，有高于地面1米的台地，其周边有三组公共建筑群落呈一字排开或品字排布。城址内部筑网清晰规矩，建筑排布呈现一定的轴线空间关系。郫县古城的平面形制为规则的长方形，在城址中心位置有一座大型房基，其均匀地分布许多的小型建筑。小型建筑为单体建筑，有门道的房址均朝向中心的大型建筑，从而形成以大型房基为中心的聚落布局模式。

宝墩文化时期城邑的聚落群及房址，均匀地排列在中心城址或大型公共建筑附近。八座城邑规整方形的平面形制使得城邑两侧城垣平行，更加将城邑的轴线空间关系突显出来。社会等级分化，君臣、长幼等尊卑有序。通过城内建筑布局和层级关系，加之“辨证方位”，把方位与权力和尊卑联系在一起，以界定礼制的等级序次。

图11 郫县古城城址轴线空间关系图示

屈家岭城邑东-西、南-北两门多数位于同一直线上，通过城内建筑基址和路土遗存，连接大型夯筑高台式中心建筑。城头山古城有四门，东西两门处于同一直线上，将城址一分为二。鸡鸣古城及马家垸古城南北向道路贯穿两门形成城址的规划轴线。屈家岭城邑的轴线主要是通过城门位置关系和内部聚落群进行布局。可以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并没有像宝墩城邑那样刻意强调城邑的轴线设计，但两者城邑内部空间同样存在等级分化，越靠近城邑或聚落群中心位置，空间布局越严谨。

图12 屈家岭部分城邑城址轴线关系图示

4.3、中心区

宝墩文化时期的城邑内部已经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意识，甚至出现大型公共建筑和城邑中心区。宝墩古城内部可分为居住区、公共建筑区、祭祀区及墓葬区等部分。宝墩古城内城中心位置，有高于地面1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鼓墩子台地。[16]三组公共建筑群落，应为宝墩文化时期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说明鼓墩子建筑群是一处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郸县古城遗址的中心也发现了一座大型房基，建筑面积550平方米，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应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在大型房基的周围，分布着较多的小型建筑，小型建筑为单体建筑，门道朝向中心的大型建筑。这种布局表明部落内已有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中心区是中心权力集中体现。宝墩八城多个城址内部均发现有大型建筑遗存的台基。这种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层统治者活动居住的处所。中心区的布局规划表明宝墩社会已经开始出现等级分化。修筑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预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已出现统治阶层。

城头山城址有细致的规划，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夯土台基和道路组成。城内布局更为严格，居址和墓葬区的界线更加明显，城邑内部有大型夯筑高台式中心建筑。城头山城内以四门通道的交点为中心，将城内分为大体相等的四区。[17]在城头山城址内部祭坛上的墓葬和西南区发现的连体房址，表明社会分化与私有制已经形成。鸡叫城古城内有两处不规则的圆形台地，居中一处台地海拔40米，在此曾发现过精美玉器，推测古城里存在着大型祭祀空间。[18]屈家岭城邑的中心区不一定是城邑的中心，但一定是城邑内相对较高的位置。

结论

宝墩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的选址和发展，都有对用水、防洪、地形、防御等城市安全因素的综合考量。两个时期城邑选址的对比研究，可以见证古蜀人和屈家岭先民处理复杂事物的智慧。通过对比二者城邑选址与分布，平面形制与规模，城垣结构与城壕构筑，城门与轴线及中心区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先秦长江上游地区宝墩城邑和中游地区屈家岭城邑的选址和发展是既相互独立又有所联系两个体系。二者因同处于龙山时代中晚期长江流域这一时空范围，在城邑选址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因其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和所处地理空间的不同，在很多方面又大相径庭。

对比研究宝墩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城邑选址与发展，能够为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拓宽视角，以期待对长江流域历史城市营建、新城建设选址、城市发展方向确定、城市防洪减灾等现代城市规划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1]罗二虎.长江流域早期城址初论[J].文物,2001,2:67—76.

[2]王银平.长江中游与四川盆地史前城址比较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

[3]张之恒.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研究[J].东南文化,1998,2.

[4]王仁湘.四正与四维：考古所见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J],四川文物.2011(05).

[5]何军锋.试论中国史前方形城址的出现[J].华夏考古,2009(2).

[6]叶万松,李德方.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形态考察[J].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学会,2002:42-48.

[7]段渝,陈剑.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质初探[J].天府新论,2001.

[8]同[7].

[9]万娇.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城墙比较研究[J].四川文物,2017(4).

[10]张华.长江流域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城墙建筑方法研究[J].地域文明,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