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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吧精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同样革新、不同命运
150年前,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出过一系列旗号:从“尊王攘夷”到“公武合体”,从“王政复古”到“公议舆论”,从“文明开化”到“富国强兵”。明治维新就像一条“变色龙”,总在不断地更换着自己的保护色。那么,明治维新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发生的,又留下了哪些遗产?东京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商兆琦近日作客“澎湃问吧”,与读者分享了他的观点。以下是问答精选。
明治维新VS戊戌变法
D.K:明治维新是成功的吗?和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等有什么不同?
商兆琦:谢谢!简单来说,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不具备明治维新的历史基础。
(1)明清中国以皇帝独裁、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和文官政治为特征。德川日本则以将军集权、大名分权、封建割据和兵农分离为特征。
(2)明清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德川日本更像个大名联邦国家。将军直辖约400万石领地,加上旗本和亲藩的领地,约占全国三分之一(1000万石)。另有三分之二属于地方大名和其它势力。
(3)清朝各省督抚实为中央之家丁,片纸可解权符(当然,清末除外)。萨摩,长州等藩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和兵权,可制衡中央。
(4)德川日本阶层固化。武士虽是统治阶层,但受等级限制上升空间有限。下级武士对体制尤为不满。明清中国的社会精英可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5)政治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历史也是如此。数百人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只有当数以百万的力量参与进来时才能推动时代的车轮。水户(表高35万石,御三家)、萨摩(约90万石)、越前(32万石、亲藩)、土佐(23万石)、长州(表高36万石,实高约70万石)等大藩都直接或间接促成了明治维新的发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日两国文化与社会相似(事实上,完全不同),依仗皇帝(实际上,大权旁落)的支持,比着葫芦画瓢,一经变法必可使中国脱胎换骨。但是,因不具备明治维新的历史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库日天:如果当时中国也采用明治维新会成功吗?
商兆琦:谢谢!历史无法假设。而且,因两国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同,明治维新不太可能会发生在中国。
中国人:请问日本人当时为什么对明治维新接受那么快,而中国人上下却那么顽固地反对变法?
商兆琦:谢谢!
(1)按照费正清的说法,“船小好调头”。
(2)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东亚世界的中心。“中国中心主义”和“华夷观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向西方学习时,中国人的心理包袱比较重。日本则是“蛮夷之国”,一直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明治维新前,日本学习了中国文化和佛教,并已开始学习“兰学”(即通过荷兰文介绍的西方文化)。明治维新后,马上调头向西方学习。
(3)应该还有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原因,暂时还没想到。
请参考。
污染:中国失败,而日本维新成功,是不是因为日本的社会结构跟西欧更接近?
商兆琦:谢谢!这关系到中、日、西欧三地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比较。所谓“日本的社会结构与西欧更接近”,应是指两者都经历过“封建制”吧。
在中国,封建制只存在于周朝。周天子“封疆”,诸侯“建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基础。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然而,秦汉以来,中国大部分时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
江户时代的武家政治以中央集权、大名分权、主从制和知行制为特征。因此,有江户儒学者认为当时是“封建时代”。不过,与周代封建制不同,“血缘”和“宗法”在江户时代影响甚微。无论是将军家、大名家、武士家还是普通百姓家,都盛行收养“养子”以继承家业。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feudalism”)以“封土封臣”、“采邑制”和“契约关系”为特征。乍看之下,与江户日本类似。不过,西欧骑士直接管辖“采邑”的土地和人民。江户的武士虽然名义上拥有主君封赐的领地,实际上都要住在城里。
而且,江户日本的“主从制”不同于西欧的“契约关系”。江户时代,日本武士作为“家臣”要对“家=藩”绝对服从。权利和义务是单向的。西欧骑士宣誓效忠领主,领主则承诺保护骑士领地。权利和义务是双向的。
不过,在权力多元、地方割据等层面上,江户日本较明清中国更接近于中世纪西欧。这些特征也直接或间接促成了明治维新的发生。
阿立:列强为什么没有进行干预,中国的革命和变法都有列强的魅影。
商兆琦:谢谢!日本的市场规模较小,列强的争夺没那么激烈。不过,英法两国还是参与了幕末变革。英国支持萨摩藩,幕府则聘请了法国军事顾问团。
请参考。
“明治维新”期间发生了什么?
hanniba陈:日本明治维新的特点是什么?
商兆琦:谢谢!
(1)代价小,死人少。从戊辰战争到西南战争,一共死了约3万人。
(2)以“复古”为名搞“革新”。
(3)自我“欧化”。
请参考。
sharlina:倒幕军队的主力是萨摩,长州两藩的地方武士,所谓的维新三杰只是低级家臣,为什么到后期,萨长两藩的家主反而失去了对自己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以至于完全没有在新的明治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
商兆琦:谢谢!
(1)与明清中国不同,江户日本不存在专制君主,无论将军和大名都无法独断专行。将军与旗本,大名与从属武士团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不如说是“主从”。谱代大名辅佐将军,高级武士辅佐大名,他们世代相传形成门阀,参与政治运营。中国的君王失政,臣子要死谏。江户的大名失政,家臣则可以把他软禁起来。各藩的武士,难说是大名“自己的军队”,而是“藩”这一“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和武装。
(2)幕末日本遭遇西方冲击。下级武士对门阀制度不满,他们往往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宣泄不满,寻求上升空间。为了应对内政外交上的种种难题,幕府和各藩拔擢人才,有才能的下级武士崭露头角。维新三杰对内安抚、团结本藩的下级武士,主导“藩论”(一藩的舆论),对外积极扩张本藩的势力,从而获得大名的信任,逐步掌握藩政。
(3)幕末的雄藩大名多主张“公武合体论”。他们要求德川将军(武)放弃对国政的垄断,与地方大名(武)和朝廷(公)联合起来重组政权。不过,因为各方同床异梦,“公武合体论”最终流产。由下级武士主导的、更为激进的“尊王倒幕论”成为主要势力,并最终扳倒了幕府。明治新政府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留恋旧时代”的大名们逐步退出政治舞台。
秋日的梧桐道:幕府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废藩置府”,给人的感觉就是“公卿”和“武家”好像“一笑泯恩仇”,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又是怎么改变了这千年来的传统,是单单靠武力吗?另外就是当时日本国民的文化水平低下政府是怎样快速“开发民智”的。谢谢。
商兆琦:谢谢!
(1)应是“废藩置县”。
(2)在江户时代,“公卿”和“武家”本无“恩仇”。如果说有些恩仇的话,那就是明治维新后“天皇”夺了“将军”的权。
1898年3月,明治天皇在皇宫招待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两人喝酒叙旧“一笑泯恩仇”。事后,天皇高兴地对伊藤博文说:“伊藤,今天我终于赎罪了。虽然我夺了庆喜的天下,不过今天的酒宴上都说开了。世事无常,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什么说是“天皇”夺了“将军”的权呢?
12世纪末,镰仓政权成立。以天皇和公卿为主体的朝廷丧失大部分实权。至南北朝时代(1336年-1392年),天皇的统治已名存实亡。数百年之间,天皇和朝廷渐渐被世人遗忘在京都的叠叠山峦之中。因财政窘迫,他们往往需要卖官鬻爵。至战国时代后期,天皇和他的小朝廷更是穷困潦倒,靠有力大名接济度日。
德川幕府成立后,天皇和朝廷在备受优待,领地从7000石增加至3万石,并恢复中断数百年之久的“大尝祭”和“立太子礼”。从这点来讲,德川将军对天皇和朝廷有恩。
(3)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幕末时期日本人的识字率很高。据推算,幕末有超过15000所“寺子屋”(启蒙学校),男子识字率在50%左右,女子识字率在15%左右。
云之民:幕府对京都的防卫很差,维新志士经常能够侵犯皇宫?感觉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商兆琦:谢谢!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
(1)德川幕府成立后不久,设立“京都所司代”以控制京都。“京都所司代”管理京都的军政和民政,同时监视天皇、公卿和皇族寺院,并提防西日本各地大名。德川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都曾“上洛”(前往京都)向西日本大名炫耀武力。一时间,京都和大阪成为德川幕府控制西日本的两个桥头堡。
(2)家康草创的“幕藩体制”,在家光手中最终完成,德川政权进入平稳期。家光之后,将军不再前往京都(直至1863年,第十四代将军家茂再次上洛)。1668年,幕府设立“京都町奉行”,分割“京都所司代”的权力。京都的政治地位逐步下降,逐步转变为一座经济和文化都市。
(3)德川政府严格限制地方大名与京都朝廷的交往,严禁大名前往京都,严禁他们与公卿贵族擅自结成婚姻关系。尽管如此,地方大名和京都朝廷总是想方设法(如利用浪人)与对方建立联系。
(4)黑船来航之后,为防止外国势力与京都朝廷接触,幕府命井伊直弼出任“京都守护职”(1854年),强化对京都的控制。1858年,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开国”条约。对此不满的孝明天皇(明治天皇之父)向“尊皇攘夷派”大本营水户藩下达敕书,同时向13个藩转发了该敕书。天皇在敕书中批评幕府擅自签订条约,敦促各地方大名协助幕府改革内政(戊午密敕)。这一事件标志着朝廷打开了参政之路。
(5)迫于幕府的压力,朝廷最终召回敕书,诸藩对此也反应消极。井伊直弼发动“安政大狱”(1858-1859),镇压政敌和“尊皇攘夷派”的公卿和志士。第二年,井伊被暗杀(樱田门事变)。随尊皇攘夷论的盛行和时局变化,幕府权威不断下降,地方大名开始积极利用朝廷迫使幕府让步,以求获得更大发言权。
(6)1862年4月,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率精兵进驻京都,镇压萨摩藩激进派志士(第一次寺田屋事件),并派兵护送天皇敕使前往江户,迫使幕府推行“公武合体”路线。此后,各地方大名不再忌惮幕府,对“主导京都政局”跃跃欲试。朝廷频繁召集大名进京议事,日本形成以京都和江户为中心的双头政治体制。
(7)井伊直弼被暗杀后,雄藩“上洛”、尊攘派志士集结于京都,引发政情不稳。有鉴于此,1862年,幕府任命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为“京都守护职”,监视朝廷和各地方大名,整顿治安,组织“新选组”,镇压尊攘派志士。
(8)1862年,幕府重修二条城,为十四代将军家茂上洛做准备。1863年8月18日,支持“公武合体”的会津、萨摩等藩,在孝明天皇的支持下,在京都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皇攘夷派”势力赶出京都。会津、淀、萨摩藩控制京都。“公武合体派”获得政局主导权。
(9)由一桥庆喜(即后来的德川庆喜)、松平春岳、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宗城、岛津久光等六位诸侯成立的联合政权,因萨摩和幕府的矛盾,仅维持了三个月就宣告解体。1864年7月,长州藩等“尊皇攘夷派”势力为夺回京都,发动“禁门之变”,失败。
(10)1865年6月,与幕府矛盾重重的萨摩藩接近长州藩。1866年1月,木户孝允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会谈,缔结“萨长密约”。双方建立攻守同盟。8月,德川庆喜出任将军。
(11)1867年6月,萨摩藩决定“武力讨幕”。10月,在山内容堂的建议下,德川庆喜在二条城主导“大政奉还”,试图继续执掌政权。12月9日,萨摩,长州和倒幕派公卿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幕府。虽然德川庆喜在二条城集结了近1万人的兵力,但最终决定放弃京都,撤退到大阪。
(12)庆喜撤离京都,意味着将对天皇的控制权拱手相让给了倒幕派,也宣告幕府政权丧失了最后的合法性,成为“朝敌”。
请参考!
那树:题主你好,请问明治维新的动力或是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商兆琦:明治维新的动力或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下级武士对德川时代身份和等级制度的不满。如果生为下级武士,基本上无法改变自己命运。
(2)实力雄厚的地方大名希望在国政上获得更大发言权。
(3)不管是倒幕派,开明大名还是幕府,在幕末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大部分人都意识到有必要向西方学习,推行近代化。
对中国的影响。
(1)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的东亚政治秩序。
(2)逐步对外扩张,侵略中国。
(3)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
等等。
高村繁:倒幕派特别是萨长两藩和德川家打仗就是为了把权力交给一个从幕府时代开始就没有实权的天皇?于情于理都想不通明治的元老们会这么做。但是从后来二战的情况来看,裕仁确实又在开战与投降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老师请问是因为原来设计的制度不再起作用(比如因为元老们的相继离世)还是原本就是设计就是这样?明治维新的实权派们期待的理想的天皇像究竟是什么样的?
商兆琦:谢谢!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
(1)明治维新时,睦仁刚满15岁,没有任何政治能力。维新元勋们将他视为“玉”,通过发动政变控制天皇(“夺玉”)。他们以天皇的名义发号施令,宣布幕府是“朝敌”,消解幕府的权威与合法性。
(2)明治政府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公卿和旧大名势力被排除。萨长土肥的维新元勋们组成联合政权,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他们安排明治天皇巡幸各地。直至此时,日本人才广泛知道天皇的存在。
(3)明治10年之后,已成年的天皇如何“亲政”的问题浮出水面。伊藤博文等人为了将其塑造为近代西欧式的立宪君主,开始培养他的执政能力。
(4)明治22年宪法规定,天皇“依据宪法”总揽一切大权,并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下行使权力。换句话说,天皇无法独断专行,只有在政府各机关和维新元老的“帮助和同意下”,才能行使政权。明治宪法还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说,天皇不能被问责,不承担任何责任。天皇拥有最高权威,成为日本国家的象征和国民的代表。
(5)明治宪法确立了立宪政体,实现了权力的分立,也带来了权力的分散。当内阁(政府),议会(政党),元老(藩阀)之间出现冲突时,天皇是最高裁决者。因是裁决者,天皇无法主动指导政治运营。当时的宪法学者将这种天皇制称为“天皇机关”。即国家是个“法人”,天皇是其“最高机关”。换句话说,天皇并非作为个人拥有统治国家的大权,而是作为法律规定的“国家首脑”、“国家代表”统揽大权。从明治后期至昭和前期,这一学说一直是宪法学界的主流。
(6)大正天皇身体虚弱,无法调节政府、议会和军部的对立,最高权力集中于首相。“大正民主时代”,自由主义和议会主义兴盛,军部势力受到压制。
(7)昭和天皇即位后,对轻视天皇意愿的政治运营不满。在天皇意愿被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他支持政党政治。不过,因军部态度越来越强硬,越来越不受控制,天皇往往事后追认军部的行动。
(8)昭和前期,随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盛行,民间右翼势力越来越壮大。他们与军队中的青年将校团体配合,以“斩奸”、“清君侧”为名发动恐怖袭击。他们刺杀政党政治家,攻击自由派知识分子。社会风气右转,“天皇机关说”成为禁忌,宪法讨论被禁止。天皇被神化,成为“活在世上的神”。
(9)1932年,少壮派军人主导“五一五事件”摧毁了政党政治,最后的元老西園寺公望丧失影响力,军部获得更大的发言权。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天皇震怒要求镇压。但以此为契机,军部大臣现役制复活。军部逐步控制内阁,政党和议会丧失功能,形同虚设。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41年,与美国开战后,日本确立“总体战”体制,动员一切力量支撑对外侵略。日本成为以天皇为顶点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昭和天皇或曾有过犹豫和抵抗,不过基本上还是默认了这一切的发生。
(12)依据明治宪法,开战和媾和本就是天皇的权力。
KlOOOOOP!!!:商老师您好!作为高中学生初识明治维新这一时代,对其了解不甚多。请问这一时段促成日本后来军国主义的推力是什么(除了众志成城富国强兵希望摆脱列强束缚外)是否还有党派力量或军方摄政之类的第三者存在?
商兆琦:谢谢。
明治维新终结了“权力多元”,“地方割据”的幕藩体制,创建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实现“富国强兵”,明治政府积极扩军备战,对外扩张。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陆海军势力大增。明治、大正时期,元老和藩阀阁僚们能够控制军队。进入昭和时代,元老们退出历史舞台,军部以明治宪法规定的“统帅权独立”和惯例“军部大臣现役制”为依据,干预国政运营。
“统帅权独立”是指,军队的统帅是天皇,军队只听从天皇的命令,内阁和议会无权干涉军队。然而,天皇对军事作战的指挥,要在军部(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辅弼”下才能实现。军部以此为根据,往往无视政府的方针和决定,肆意妄为。
“军部大臣现役制”是指,只有现役武官才能出任陆海军大臣参与组阁。换句话说,如果军部拒绝派人出任陆海军大臣,则无法完成组阁。“大正民主”时期,政党政治达到顶峰,“军部大臣现役制”被废除。1930年代,右翼活跃、军部抬头,他们在国内外挑起一系列事端,摧毁了政党政治。1936年,“军部大臣现役制”复活,军部逐步控制政府。
另外,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扩张政策,1927年和1929年的金融恐慌,昭和前期农民和农村的贫困,国内各政党的倾轧等要素也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秋月白:甫一大政奉还的日本便北征虾夷,南侵琉球,甚至尝试进攻台湾,日后更是发动甲午日清战争。意在挑战东亚千古秩序。那么在前有唐时白江村、后有明时丰臣秀吉的失败殷鉴下。明治初期精英们是如何看待当时镇压中国的庞大满清的。以至于刚刚完成中央集权便迫不及待地发动对外征伐?
商兆琦:谢谢。简单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本割让给西方列强的权益,想要从周边找回来。
(1)明治维新后,日本模仿19世纪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强迫朝鲜开国,挑战中国的宗主权。同时利用19世纪的“万国公法”的“无主地先占”等原则,挑战清朝以朝贡和册封确立的东亚国际秩序。
(2)“秩禄处分”之后,大部分武士失业,渴望对外扩张。
(3)明治的精英们或许不了解1000年前的“白江口之战”,也不见得认为300年前的“万历朝鲜之役”就是失败,还有可能认为那是未竟的事业呢。
(4)明治人的中国观(和亚洲观)很复杂。以福泽谕吉为例,他的认识经过“友亚论”(亚洲团结),“兴亚论”(作为盟主改造亚洲)最后变成“脱亚论”(与亚洲断绝关系)。
忧郁森林:今年日本方面有没有纪念活动?
商兆琦:谢谢!官方还没有,民间都是讨论会。安倍要是纪念了,国内外都要骂他“狼子野心”了。
日本文化的icon:武士、天皇、爱干净……
熊:请说说武士?
商兆琦:谢谢!
在日语中,武士又称侍(さむらい)。さむらい源于さぶらふ(伺候)。武士原是伺候贵族、担任警戒的从者。十世纪起,武士作为一种身份被确立下来。当时的武士多来自“东国”(今关东地区)和“西国”(今九州、四国地区)等荒凉边远之地。他们以弓马骑射为业,依附于军事豪族(如源氏或平氏),与之结成虚拟的同族关系,成为其“家人”。武士团在调停地方纠纷的过程中,不断扩充势力,逐步成长为强大的私人武装。
在京都的公卿贵族看来,这些来自边远蛮荒之地,粗野、乱暴的武士团简直与匪帮无异。不过,当时不断恶化的治安状况,以及正规军事力量的衰落,都迫使中央政府倚赖他们,并论功行赏。武士团征战是为了得到赏赐以获取经济财富和政治地位。如果愿望不能被满足往往会发动叛乱。然而,新的叛乱构成了新的邀功请赏的机会。由此,以天皇为中心的“公家政权”就在一次次平叛―赏赐―平叛―赏赐的循环中衰落、解体,并被不断壮大的“武家政权”所取代。
一地鸡毛2018:请问商老师,日本主流思想为什么对西乡隆盛这个反对维新的军阀评价很高?另外日本近代以来的武士道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是否有宗教的成分在里面?谢谢您!
商兆琦:谢谢!西乡隆盛不是军阀。
西乡被日本人高度评价的原因,或有以下几点。
(1)是因为功劳卓越。明治维新时,他作为萨摩藩的实权派,与长州、土佐等藩联合,实现“江户无血开城”,推翻了幕府统治,被誉为“维新三杰”之首。
(2)是因为“悲剧英雄”的性格。西乡对于明治新政府消灭“武士阶层”的一系列举措不满。在弟子,后辈的裹挟下参与“西南战争”,抵抗新政府的“专权”,最终战败自戕。
(3)是因为人格魅力。受阳明学熏陶的西乡提倡“敬天爱人”,终生为理念奋斗,是个纯粹的人。
关于武士道,请参考拙文《日本人为什么切腹》。武士道精神包含佛教思想。
西乡隆盛雕像Right:为什么历代幕府不废掉天皇,自立为皇?
商兆琦:谢谢!这是个难题。根据我了解,或有以下几点原因。
(1)日本人的“神国”意识。从古代起,日本即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照大神”加护着日本。镰仓幕府成立后,天皇虽然丧失了政治权力,不过作为“祭祀之王”存续下来。
(2)历代幕府都不是专制政权,都未实质上统一日本。中世以来,天皇,公卿,寺院,武士等都分享一定权力。各权力集团的竞争与平衡,使天皇延续下来。
(3)经过战国时代,天皇,公卿和寺院的势力被一扫而光,德川幕府和各地大名组成新政权。德川幕府一方面利用天皇的古老的权威正当化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天皇和朝廷的活动。天皇对于将军的统治不构成威胁,也就存续下来了。
王掌柜:您好!日本人在世界杯期间把更衣室打扫的非常干净,这是一种习惯自觉还是可以做出来样子给各国看的?
商兆琦:谢谢!习惯成自然。
从前,日本人也没那么重视礼节和公共卫生。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个转机。为给外国游客留下好印象,日本人大力推广礼仪礼节,维护公共卫生。
19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有钱人去海外旅行时也很不守规矩,形象很差,其后才慢慢注意起国际形象。
一开始是做给别人看,后来作为规矩确立下来,学校和家庭有意去培养,然后就变成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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