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邦｜纪念本雅明诞辰：本雅明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吗？

引言：不合时宜的人

本雅明的一生充满着挫败、波折以及与时代的格格不入，这使他与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人”的形象完全重合了起来。尽管本雅明获得了极大的身后之名，但在其在世时却鲜为世人所知。正如阿伦特所说：“似乎历史是一条跑道，有些竞赛者跑得太快，结果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之外” 。某种程度上，是本雅明特殊的旨趣导致了其文本长期以来处于难以被诠释的阴暗角落。他可以被归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并且阿多诺也曾公开承认与本雅明的师承，但实际上任何将其著作还原为一个统一主题的尝试似乎都将遭到他本人的抵触。“要知道，本雅明自觉选择了一种封闭而抗拒的话语模式，不愿提供任何有关其概念规训的全部元理论基础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其著作被理解、被接受的难度。”

1940年9月26日，即将移居美国的本雅明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处自杀身亡。在这之前本雅明以难民身份流落法国，而由于维希政府与纳粹的合约，这批难民即将被遣送回德国。为了营救这些难民，美国为他们颁发了紧急签证，本雅明是第一批获得签证的人。关于本雅明之死有众多原因，其直接因素是令人难堪的：尽管本雅明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但必须要有法国的出境签证才得以进入西班牙搭船，因此难民必须返回，当夜本雅明便自杀了。事实上，早一天或许本雅明就能轻易通过，而晚一天在马赛的美国官员就会得知他们无法通过西班牙并施以援手，而本雅明偏偏在这一天抵达。

本雅明自杀时的处境同其时代一样尴尬，后者处于历史事件的夹缝之中。十月革命的余温已消散殆尽，苏联此时正处于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本雅明所期待的新的革命又不知什么时候能到来。而眼下纳粹肆虐，正是最为艰难的时刻。这使得本雅明，这一不合时宜的人无所适从。在1940年，本雅明的著作表露出一种明显的向着早期的神学范畴回归的倾向。与较早期的著作中试图通过电影、照相术等技术调动大众，使其成为批评家从而具有革命的能动性的尝试相比，此时的本雅明已经对世俗的力量完全失望。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地意识到进步论作为一种总体叙事的虚幻性，以一个流亡的犹太人的身份，他放弃了对未来的预言，转而期待一种出于彻底绝望的希望。这即是《历史哲学论纲》诞生的背景。

一、进步风暴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der Engel der Geschichte）的。他的脸朝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Sturm），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资产阶级以进步论叙事的方式勾画出人类历史的必然路线，并声称它所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天堂。然而这种对历史的整合是一种意识形态。“一切统治者都是他们之前的征服者的后裔”，进步论的叙事描绘的无非是资产阶级胜利的前世今生。然而，“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 ，这份实录之所以是暴力的，并非由于它记录的内容——内容本身早已被规定为不断上升的进步历史——而是由于它未记录的内容。对于这份历史而言，有太多事物被视作弃物而被遗忘。这些弃物因此就以尸骸的方式不断堆积起来。

在本雅明看来，进步论叙事之所以是一场堆垒灾难的风暴，不仅在于它对死者的遗忘与暴力，还在于对进步之必然性的信仰。这种信仰表明他们重新投入了启蒙幻觉的怀抱。在见证了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合约的本雅明看来，历史本身根本不具有自我救赎的能力，它本质上属于胜利者，而当前的胜利者绝不是工人阶级。要想改变这一切，工人阶级就不能放任自身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如果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它也不会通向天堂，而只会离天堂不断远去。“相信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这难道不会同样必然地导致某种无动于衷的心态，或者实际行动的无限延迟？”

为此，对于革命者而言就需要开创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Ausnahmezustand），它将用以爆破进步论叙事那种雷同、空泛的时间。在何种紧急状态中将成为弥赛亚降临的门洞。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尽可能切断自己同它们的联系，他把同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视为自己的使命”。革命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历史必然地使它成功，而是因为革命者的直接行动，它成为了“历史统一体”（das Kontinuum der Geschichte）的例外。这即是革命者所建立的“当下”（Gegenwart）概念。

本雅明将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打破资产阶级历史统一体的叙事的力量，然而这种诠释时刻“危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历史唯物主义难道不就是这种历史统一体叙事本身吗？“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一种观念更为致命地腐蚀了德国工人阶级，这种观念就是他们在随时代潮流而动。”在这里矛头似乎直接指向了德国疲弱的社会主义政党。本雅明对待历史的态度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迥异。这显然冲击着《资本论》中的三阶段论等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后期大量政治经济研究考证的成果。为此，几乎可以说本雅明无视了马克思试图通过对社会的物质历史的研究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到来赋予必然性的努力。问题因此在于，本雅明口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还处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

二、文本的双重内涵

不知道是由于其诠释方法塑造了被诠释的对象，还是被诠释的对象塑造了诠释方法，总之在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之中，他所提供的进路与通过这一进路被诠释出来的文本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而这或许能使我们理解在何种意义上本雅明依旧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二十年代的著作中，本雅明提出了他眼中的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在此他区分出了艺术作品的实在内涵与真理内涵，以及作为阅读方式的评论与批评（Kritik）：

批评所探寻的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内涵（Wahrheitsgehalt），而评论所探寻的是其实在内涵（Sachgehalt），这两种内涵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即：一部作品的真理内涵越是意义深远，就越与其实在内涵仅仅地连在一起而不易被察觉……做一个比喻：如果把年岁递增的作品看做熊熊燃烧的柴火堆，那么站在火堆前的评论家就如同化学家，批评者则如同炼丹士。化学家的分析仅以柴和灰为对象；而对炼丹术士来说，只有火焰本身是待解的谜：生命力之谜。与此相似，批评者追问的是真理，真理那充满活力的火焰在那曾经存在事物的沉重柴火上和那曾经经历了一切后轻飘飘的灰烬上继续燃烧。

在作品刚刚问世时，真理内涵与实在内涵相融无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两者逐渐分离，后者变得更为清晰而前者依然保持最初的隐秘。对于批评家而言，任务不在于分析那种本质上是物性的实在内涵，而是穿越这层屏障将隐秘的真理内涵解放出来。对实在内涵与真理内涵的区分表明，没有一部作品是自足的，任何作品都有其前史与后史，因此与其说它“具有”真理内涵，不如说以各自的被局限的方式透露着真理。批评家的行为因此犹如本雅明口中的革命者，他们引出了某种紧急状态，在其中历史的必然性叙事被悬置，而由此被重新审视的作品就犹如火堆，它被燃尽了一切实在内涵，剩下的是非历史的真理。“此却需要一种既拯救又破坏的行动。本雅明的破坏行动就是要粉碎文化客体，把它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性的意象，并且要‘辱没’文本，即以暴力来肢解文本” 。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借助翻译问题提出了同样的诠释学观点。“如果译作的终极本质是挣扎着向原作看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原作在它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否则就不成其来世”。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穿透一切被置入必然性的诸时代的真理。与作为先验总体的纯粹语言相比，任何语言都是有缺陷的。而正是借助语言之间的差异与亲族关系，这种纯粹语言才被间接地给予：“在译作里，不同的语言本身却在各自的意指方式中相互补充、相互妥协，而最终臻于和谐。如果真理的语言真的存在，如果终极的真理能和谐甚至是静静地落座（所有的思想都在为此奋斗），那么这种语言就是真正的语言”。因此，“不妨说，在译作中，原作达到了一个更高、更纯净的语言境界。”

总而言之，在本雅明看来，文本首先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其时代的文本，处于被后世所整合的历史统一体中；另一方面，经典作品分有着一种隐秘的真理，它无法被历史所整合，却可以作为意象被置入当下的星丛（Konstellation），成为革命者所继承的“微弱的救世主力量”（eine schwache messianische Kraft）。在这一文本之前，批评家与革命者的形象合二为一，它们要做的是穿透实在内涵而关注在其上燃烧着的火焰，并借助诠释制造与文本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真理的火焰得以在诠释与文本的差异中侧身进入当下。“从这些事件的非偶然‘碰撞’之中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形象，在那里，现在让过去受孕，激活了后者所携带的被遗忘或被压抑了的意义，而过去于现在的内部重新找到了一种新的现实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首先在于将其看做一个有限的文本，这实际上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它自身，即将其还原为它所描述的历史的必然叙事中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文本，它所负责的是它自己的时代，而不是当下的时代。这也是真正属于唯物主义的诠释，人们首先需要意识到，哪怕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并不是最终的权威，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传达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这一诠释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是他首先揭示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依旧有其条件，这条件并非只是认识论上的：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当他写下“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时，他并非仅仅是在从认识论方法上给出历史研究的策略，而是揭示出历史本身被建构的原则。这一段表明，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关于历史诸阶段以及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将自身关于历史的叙事还原为基于其时代而对过去与未来进行的回溯性解释，对其精神的继承并非毫无保留地信仰其叙事，而是意识到建构当下时代的解释的必要性，这种建构也必须自觉地将自身奠基在当下。

在前期的作品中，本雅明指出，“真理从不会进入一种关系中，尤其不会进入一种有意图（Intention）的关系中。认识的对象作为一个由概念意图决定了的对象，不会是真理。真理是由理念构成的一个无意图的存在。因此，适合于真理的行为不是认识中的一个意见，而是进入并融会于真理。真理是意图的死亡”。 真理内涵必须无所指涉，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它应当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因此，这一真理无法被文本所说出，而是体现在文本的言说这一行动本身之中，借助言说行动，语词得以重返堕落前期词与物的原初和谐。

在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之后，此时的真理概念被替换成了作为救赎的革命。同样的，作为记忆的文本并不能将革命的救赎福音道说出来，但后者已然在文本的言说本身中得以体现。但由于文本悬置着历史必然性叙事，它的言说所体现的革命救赎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换言之，由于实在内涵与真理内涵的纠缠，尽管真理内涵本身穿透着一切时代，但它在每一时代的化身都是不同的。因此，后继者要想分有前人所透露的真理，他需要做的并不是复述其所说，否则依然会陷入对其实在内涵的粗陋临摹，而是效法其“理式”（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进行新的言说，哪怕这意味着与过去的文本所说的相抵牾。这也即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的继承者的身份不再于逐句遵从文本所说，而是直接面向自己的时代，他做着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要做的事。

归根结底，革命的正当性不在于符合某种关于必然性的历史理论，而在于它本身。“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威性并非在过去之中，更不可能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而是在其转变性实践的意向中，在它那永不间断的‘起始’中。” 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直接的革命行动，那么它首要的任务就不在于给出某种必然性的叙事，否则就与被他批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别无二致；它的任务恰恰在于瓦解自身作为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将行动的权力交给现实的革命者。

四、记忆与当下

本雅明对于过去的文本的态度，解释了为什么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拯救会与记忆牢牢绑定着。拯救要求将历史的受难者从被遗忘中抢救出来，这并非是在试图用另一种叙事加以整合，叙事意味着连贯性，而本雅明要求的是将其把握为断裂的传统，即无可挽回的废墟。这种断裂将文本的实在内涵剥离开来，并且阻止那种对文本的朴素移情的发生。通过这种方式，文本的真理内涵在得以显露。换言之，只有首先将过去从叙事中分离出来，才能觉醒事件的纯粹个体性，而它将直接启示当下的人们。

记忆并不仅仅是拯救的要求，“只有被救赎的人才能抱有一个完整的、可以援引的过去”，对于被遗忘者而言，现世的人作为被期待者“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现世的人对过去的人持有一种承诺，他要为死去的人们伸张正义。“过去已向我们反复证明，要是敌人获胜，即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 这一思想在本雅明早期就有体现，当时霍克海默对他进行了劝诫：“过去的非正义发生了，并结束了。被杀死的真的被杀死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那种开放式的思想，我们就必须信靠最后的审判……过去的非正义、恐怖和痛苦都是无法挽回的。” 事实上，尽管革命的救赎确实带有强烈的神学性质，它不仅拯救着现世的人，同时还拯救了死去的人，但对于本雅明而言，之所以要关注那些岌岌可危的被遗忘者，主要并非出于某种神秘的泛灵论动机，他所关注的最终依然是自身的时代。

革命者的当下被极化为弥赛亚降临的紧急状态，从它身上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可靠预兆，而只有来自那已经断裂的传统的启示。当下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认领权属于过去” 。那种来自过去的启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个过去都曾是“当下”，本质上过去的每一个时刻都与当下一样可以从历史的统一体中被悬置。这也就意味着，在本雅明看来，打破历史统一体的不仅仅是当下，还包括每一个已经过去的当下，在任何时候都有打破历史的必然性叙事的革命的可能。正因此，过去所提供的根本不是任何行动指南手册，而是任何时候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并获得拯救这一终极的、超历史的事实。革命者的谱系并不是连续的，他们之所以还能被置入某种谱系，仅仅是因为分享着历史统一体的打破者这一身份。

革命者对历史统一体的打破尽管是个体性的，但却不是完全孤立的。对于此时的革命者而言，他并不具有对未来的信心，没有什么能成为革命成功的保证。但革命“是由被奴役的祖先的意象滋养的，而不是由解放了的子孙的意象来滋养的。”革命者从历史中跃起，然而他首先跃入了过去，在他的目光中历史事件被悬置（stillstellen）为“一种拯救的标记”（das Zeichen einer messianischen） 。过去的文本对于当下的革命者而言并不表现为权威，而仅仅表现为同伴，它们本质上处于一种平等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关系之中。

“本雅明把个别事件从它直接的历史语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它融入一种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新的历史形式语境提供了可能。” 这也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态度。过去的革命经验并不能直接运用于现实，时间长河中排布的众多时代，它们都以同等姿态承受着各自的灾难并且面向救赎。过去的理论与革命者对它的诠释，无论哪方都不具有最终的权威性。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作为批评家的革命者不应当全盘接受其叙事，而是如它那样承担起当下这一时刻的全部重任，并且制造出自己的文本。由此他便制造了供两个有限文本进行对话的场域，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妥协，而最终臻于和谐”。通过这种方式，以当下的诠释文本为载体，革命者因此得以将真理的火焰纳入其时代，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就能获得救赎，但依旧可以使其文本作为行动成为打破历史统一体的切口。

结语

对于本雅明而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必须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要求那样进行。首先，将其还原为有限的、受制于时代的文本，这意味着它所说的内容无法完全适用于当下，但与此同时，其真理内涵反而被彰显了，并且使我们受益。其次，这一真理内涵本质上不能被说出，而是直接地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言说行动本身之中，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对自己时代的直接负责。最后，当下的革命者要想把握到这一真理内涵，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时代，对文本进行“既破坏又创造”的诠释，在当下与过去的差异中，制造出可以同样作为行动而打破历史统一体的革命理论。

在本雅明的诠释中，我们把握到了将历史唯物主义从其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契机，或者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我们从自己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契机。历史唯物主义被定位为文本，它的真理性并不在它所陈述的历史的必然进程及其各个阶段，而在于它作为一个行动所具有的爆破性力量。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否是受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这一自我指涉的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方式是将其勇敢地承担下来，使自身的文本性质在悖谬中公之于众，从而迎接革命者的批评。历史唯物主义预示了作为文本的自身的消亡，唯有此隐含在其中的真理内涵才得以被彰显。

在资本主义秩序几乎掌控全球的当代，革命似乎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词语。这需要我们不断重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与此同时，被重启的还有对包括本雅明在内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的诠释。它们都见证了各自时代的深重苦难与拯救契机，对于它们而言最好的结局或许是作为柴薪被付之一炬，在火焰中，当下的人们得以寻获属于他们的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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