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孜孜以求“开明”心——胡开明同志小传

1931年7月，胡煜初中毕业，考取了上海市立敬业中学高中部。1932年“1•28”淞沪战役爆发，胡煜再次辍学，几经周折到了北平。7月，在北平考取了私立冯庸大学政治系，入学后的第二个月，由同班同学叶克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七大决定，l954年审干时组织上将他的党龄从入团时算起)。从此，胡煜同志走了一条追求大同的道路。

1933年3月，冯庸大学解体，后并入北平国立东北大学，胡煜转考到这所大学的经济系。此时，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省，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步步退让，相继与日本签定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而且，日本侵略者还指使汉奸策划华北自治。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北平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11月18日中共北平市委联络爱国青年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学联”。12月3日，北平市学联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议定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活动。12月8日又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于12月9日上午10时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尔后去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请愿，由此揭开了“一二•九”运动的序幕。东北大学学生大都是失去家乡的东北流亡子弟，饱尝当“亡国奴”之苦，抗日要求迫切，是l2月9日游行请愿的一支中坚力量，当天游行请愿活动结束后，东北大学成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大救亡会”)，胡煜、郑洪轩、邹鲁风、刘耀汉、宋黎5人被选为常委。12月11日，胡煜和董学礼、刘耀汉、张金辉、王新三等5人被北平市公安局军警逮捕，在同学们强大压力下，代校长王卓然被迫出面保释，才使胡煜等5人于15日获释。获释后，胡煜继续从事组织学生开展游行请愿等活动。1936年1月初他被“东大救亡会”推举为驻北平市学联代表。国民党政府对北平学生运动恨之入骨，决心镇压，2月23日凌晨，胡妮再次被捕，先被押到北平宪兵司令部总队的看守所，随后又被作为死囚解往绥靖公署监狱。远在西安的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将军得知东大学生被捕，立即给北平宪兵司令部邵文凯写信，表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由于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张学良将军的帮助，胡煜于3月26日获释返校，随后“东大救亡会”又恢复了工作。

1936年7月胡煜从东北大学毕业，受党组织派遣先到兰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又转到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的宣传部长，同时以“东救”代表的名义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的工作，并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其公开身份是《西京民报》记者。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剿共”，形势十分危急。此时正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西安的“西救”“东救”和“西安学联”等团体召开联席会，秘密决定于12月9日举行学生、群众参加的“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示威。游行的前一天夜里(1936年12月8日)，胡煜经宋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委派担任第二天游行活动的总指挥。12月9日上午10时西安大中学生近2万人汇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前广场，首先向张学良将军请愿，随后前往省政府、新城陕西绥靖主任公署请愿，因未得到满意答复，又冒生命危险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后经张学良将军劝阻中途返回西安。这次游行请愿对于促成张、杨发动“双十二”兵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7年1月30日，西安各界救亡民众团体组织成立了“西京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市救”)，胡煜当选为主席，“市救”的成立及其工作进一步推动了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2月上旬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由于身份暴露，胡煜遭到通缉，3月下旬组织上命令他撤离西安。

奔赴抗日根据地

1937年3月底胡煜到延安抗大学习，任抗大四大队总分支委员、十二队列宁室主任，并正式改名为胡开明。当年秋，他带领抗大白区学生队由陕西到山西，开始在聂荣臻率领下创建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在晋东北，胡开明担任中共山西五台县窑头区委书记，利用阎锡山承认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组建抗日政权，发动群众抗日，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为八路军筹粮派粮。12月，晋东北特委成立，他任秘书长，后接替洪水同志职务兼任宣传部部长。

1938年4月，胡开明调任晋察冀北岳区四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3月，他与来到四专区妇救会工作的李克林同志相识。李克林于1919年生于江苏无锡，1938年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由党组织介绍奔赴延安，1939年下半年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相爱，1940年10月17日，胡开明、李克林在四地委机关所在地平山县东柏坡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胡开明和李克林同志同甘苦、共患难，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四地委，胡开明同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绝大多数抗日力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大生产期间，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撰写的《游击区也能开展生产运动》一文上报中央后，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945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还加以引用，为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1944年8月，胡开明被任命为晋察冀四地委副书记，继续兼任宣传部长。为充实晋察冀日报社，1945年5月他调晋察冀日报社任副社长同时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副社长，协助邓拓同志开展工作。

1947年8、9月期间，胡开明同志以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未到职)的身份代表冀热察区参加了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他在晋察冀参加了土改运动。在土改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搬石头”现象，即把前期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共产党员看成是“石头”，凡当过党、政团体委员以上的干部统统罢免，胡开明及时把这一情况写成调查报告反映给中央工委刘少奇同志。1947年l2月下旬，刘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把平山、建屏、井陉、获鹿四县及四地委的负责同志召集到西柏坡，当面听取汇报，胡开明作为四地委副书记出席了这次汇报会，刘少奇同志基本肯定了胡开明调查报告中的意见。

1948年12月张家口二次解放，组织上安排胡开明任察哈尔省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样，胡开明从阜平出发到张家口工作。

上书毛主席

1949年9月，胡开明任察哈尔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团省委第一书记、省第一届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2月察哈尔省撤销。胡开明继续留在张家口，任河北省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1953年9月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工业部部长，1955年2月省第一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副省长，1956年9月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1月任省人委总党组副书记，主持省人委日常工作。

1959年9月，胡开明同志再次来到张家口市，任河北省委派往张家口指导整风反右工作组组长。此前，在省委一届八次全会上，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被点名批判，省委全会做出了《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这样葛启同志被免职，省委酝酿从省里选一个人去任市委书记，胡开明同志就自己提出到张家口任职。胡开明一到张家口就立即投入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张家口的反右斗争已严重扩大化，所谓“右倾反党分子”，只不过是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形成的“浮夸风”“瞎指挥”说了真话，压低了指标。当时全国反右斗争尚处在“急风暴雨”式的高潮，胡开明为了保护干部毅然决定反右倾刹车，从而制止了当地反右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化。1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复胡开明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实行市管县体制，1961年5月，地市分设，张家口市划归张家口地区管辖后胡又任地委第一书记)，仍是省委常委。为充分发挥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才能，他着手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平反，接着给大部分同志分配了工作，使一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从1960年初开始，张家口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一些地方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籽扒出来吃掉，队里把种籽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饥饿得发疯的人们顾不上对毒药的恐惧，照样把种籽扒出来吃掉。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可张家口地处塞外高寒地带，4两粮食难以过冬，结果12月份死亡1095人，1961年1月死亡1891人，因饥饿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残酷的现实刺激着胡开明的心，他直奔省会，要求省委批准张家口吃6两。在“吃4两者为马列主义，超过4两者为非马列主义”的政治背景下，他甘愿承担风险。1961年春节，省委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2两粮食定量的决定，全省也都相继改为每天6两。口粮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仍把心思用在解决全区280万人民的吃饭问题上。他看到自1958年全国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以来，公共食堂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于是亲自调查研究，向省委呈报了解散公共食堂的报告，当5月份中央和省委发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张家口的公共食堂已经大部分解体，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浪费、方便了群众生活。针对人民公社体制下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群众生产积极性普遍较低的情况，他又建议把原来的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充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认识到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还解决不了问题，主张“给生产力这双脚找一双合适的生产关系的鞋”，因此他在推行以“队为基础”核算方法的基础上，搞了“三包到组”的试点，取得良好效果。他在日记中写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新的生产经营形式已经被农民创造出来了，这就是包产到组，其核心是建立生产责任制。”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了时任张家口地区副专员的夫人李克林同志的积极支持。在六十年代初的政治环境下，胡开明从实际工作的探索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1962年6月，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同志得到平反，重新回到张家口任地委第一书记。省委决定调胡开明回省委工作。恰在这时，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华北局想赶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搜集和提供材料。7月30日，胡开明作为河北省北片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北戴河召开的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并作了《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发言，会议把他的发言编为简报上报了中央。8月8日，胡开明又给毛主席写信：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七月三十日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份，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

布礼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胡开明同志的信和建议书，经中央办公厅递呈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指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就在8月9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胡开明。

在此之后，他沉默了16个年头。

在被“改造”的日子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胡开明首先被作为河北省“资本主义代表人物”批判，不久被扣上“大右派”“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和“大叛徒”等帽子，住进了“牛棚”。在8年之久的“牛棚”生活中，他乐观向上，相信党和人民一定会理解他的所做所为，因而，人们给他起了个“快乐的黑帮”的绰号。

1975年初，胡开明同志在天津汉沽农场接受了省审干学习班三年的审查后，被下放到河北青县的大盘古村“蹲点”改造思想。一踏进大盘古，他便紧张地投入工作。村里的机井坏了，干旱的土地急需浇灌，他就赴天津、北京去买；队里缺化肥，他托亲靠友跑化肥；村里没有种子，他托人从科研所买回来优良品种；车费、住宿、吃饭等开销他都自己掏腰包，久而久之，全县乃至整个沧州地区干部群众都热情地称他为“八级采购员”，体现了一名老党员身处逆境仍不忘为党为人民工作和奉献的高风亮节。1978年2月，胡开明同志作为委员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投入改革大潮

1978年7月在“解放思想”春风的吹拂下，沉默了16年的胡开明又重新获得工作权利，他从河北沧州被调任为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任后，他又兼任省农委第二书记，配合和协助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开展工作。

六十年代初，为度过自然灾害安徽曾率先推行“责任田”生产责任制，结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调离，省委被改组，许多干部被撤职挨批判。历史的车轮翻过了第十八个春秋，1978年安徽再次面临着于旱带来饥荒的威胁，安徽省委又一次面临抉择。9月1日，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第一书记万里为大面积的旱情感到忧虑，秋种已迫在眉睫，大片土地面临抛荒危险。怎么办？在常委会上的胡开明发言了，“土地是国家的，更是人民的，与其荒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一个“借”字又一次体现了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曾倡导过的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思想，表现了他对农民的极大关切，展示了他对党的负责精神。随后，省委集体决议，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的大地上再次掀起了“包”字打头的生产责任制大潮。

胡开明积极贯彻省委的决策，首先来到肥西，面对干部群众的重重疑虑和压力，胡开明说：“先别担心，要看效果，看实际……主要看秋后的亩产。要坚持小平的实事求是的观点!”这里的山南公社成为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包产到户社。随后，胡开明又来到了凤阳，支持这里的包产到户。两年之后，素有要饭之乡的凤阳人民终于结束了乞讨的历史。l981年5月胡开明发表了《用凤阳、肥西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一文，用贫瘠土地上出现的奇迹雄辩地说明了“包产到户”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

1979年12月在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胡开明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着手组建省人大常设机构，主持拟定了“任免法”草案，为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恢复和健全，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1983年6月，他赴京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余热生辉

1983年4月，胡开明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退居二线，担任安徽省顾委副主任。年愈七旬的胡老，在晚年依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坚持每日晨跑锻炼，始终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1984年12月1日，胡老以中国安徽老年长跑代表团团长兼领队的身份参加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老年人长跑锦标赛”，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中国安徽老年代表队荣获团体总分第三名，使自认为体魄强健的欧洲劲旅都自叹弗如，连终点裁判员也情不自禁地高喊：“CHINA!CHl—NA!”中国安徽老年长跑代表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985年初，胡开明调任河北省顾委筹备组副组长兼省委党史委主任。他的夫人李克林同志也从安徽省轻工厅副厅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到河北省轻工厅离休。胡开明重返阔别的燕赵热土时已是古稀老人，但仍以极大的热忱和充沛的精力主持编写了l70万字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丛书，得到彭真、聂荣臻等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赞。他参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河北卷，86万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50万字)的编审工作。还在《中共党史资料》《河北文史资料》《炎黄春秋》《党史博采》《老人世界》等书刊发表了十多万字的回忆文章，为河北的党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97年4月12日，胡开明因病在石家庄逝世。噩耗传出，唁电、哀辞纷至沓来，人们缅怀他的革命业绩，人们呕歌他的亮节高风。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刘忠，原系胡开明同志秘书，曾任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中共固安县委副书记。

感谢您关注方志张垣政务号和张垣方志微信号！希望您对我们的内容多提宝贵意见，也可以把您想了解的题材发给我们，我们会尽量收集，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张家口历史和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