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坚版“一言止杀”考

杜道坚（1237-1318），号南谷子，当涂人，宋末元初著名道家学者，宋度宗赐号辅教大师，元代亦受尊崇，曾被元世祖召见，住持杭州宗阳宫，授杭州道录、教门高士，赐号隆道冲真崇正真人，著有《道德玄经原旨》《玄经原旨发挥》《关尹子阐玄》《文字缵义》等。在其生平经历中，有类似于丘处机“一言止杀”之事，因发生在南方，可称为南方版“一言止杀”。对此，研究者普遍认为是事实。（参见杨国宜《杜道坚考》，《古籍研究》，1997年第3期；卿希泰《杜道坚的生平及其思想》，《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4期；汤其领《杜道坚与茅山宗之传承》，《中国道教》，2005年第5期）丘处机事已经杨讷先生考证，认为是全真教教门弟子编造。（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杜道坚事如何，属实还是编造？需要借助相关文献进行查考，以期对之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完整记载杜道坚生平事迹最早的文献是赵孟頫《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后文简称《杜公碑》），关于“止杀”的记载如下：

属天兵南渡，所在震动，玉石虑毁于昆冈，黎庶沦惧于涂炭。弓刀曷措，莫救乡闾，衣食无从，忍填沟壑。真人冒矢石叩军门，见太傅淮安忠武王于故乡，披胆陈辞，为民请命。王与语，大悦，恨见之晚，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按堵。遂俾驰驿入觐帝阍。（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沈伯玉刊本）

据此，杜道坚见伯颜是在其故乡当涂，经过杜的“披胆陈辞”，达到了“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按堵”的效果，则受惠者不止其乡闾，还包括其他地方。但这种说法难以证实，记载元军南渡灭宋过程最详细的是刘敏中的《平宋录》，与之相关的内容是：

（至元十二年二月）戊午，丞相观贾似道、孙虎臣兵众数十万，势若云屯。己未（十八），丞相指挥诸将，授以方略，夹于江岸，树炮弓弩等具，并力攻之。丞相暨阿珠乘舟督战，宋兵大败，追杀数十余里，江面流尸，水为之赤。贾似道、孙虎臣仅得脱。太平州孟之搢出郭迎降。是日，建康翁都统遣人来报云：“赵制置弃城遁去，请大丞相速至，受归附。”丞相先遣吕文焕及招讨索多，按察副使焦宽甫等赍榜文往建康抚谕军民。丞相进兵过太平。三月癸酉（初二），至建康，大赉三军。（刘敏中《平宋录》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可知至元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伯颜指挥军队与贾似道率领的宋军大战，战况惨烈，宋兵大败，太平州（府治为当涂）投降，至三月初二，已至建康，在当涂停留的时间应很短，其间若有影响以后军事政策事发生，应该会有记录，但未见有杜道坚见伯颜之事的记载。再者“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按堵”也不是事实，最显著的反证就是常州之战，因受到宋军激烈抵抗，元军战胜后，进行了屠城，（刘敏中《平宋录》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与敛兵、按堵之说相差甚远。

晚于赵碑的杜道坚传记是朱右（1314-1376）的《杜南谷真人传》，对止杀的记述有所变化：

至元十三年，元兵南渡，所至震慑。道坚慨然冒矢石出，叩军门，谒太傅、淮安王伯顔，曰：“宋祚当终，历数有在，王诚不杀，则民归有赖。”王悦其言，禁将士下未附者毋劫掠。（李修生《全元文》卷一五五二，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648页）

首先时间改到了至元十三年，地点虽未明言，但显然是指临安而不是当涂，而且加入了杜道坚的话语。朱右年辈已晚，未见过杜道坚，所记当是据赵碑改写，“宋祚当终”等语恐是想象之词。元军进入临安，确实未大开杀戒，所谓“市井熙然，秋毫无犯”，（《平宋录》卷中）有亲身经历的汪元量，在《醉歌》组诗其六中也说：“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5页）但主要是因为城中没有抵抗，宋太后和皇帝直接投降了，再者伯颜在南下前元世祖曾叮嘱他：“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亦曹彬也。”（《平宋录》卷上）表明尽量以和平手段取江南是当时元朝君臣的既定策略，所以伯颜“不杀”其实并不是因为杜道坚之言。

王祎（1322-1373）在《尚德斋记》中也有一段对杜道坚的描述：“有南谷杜真人学道吴兴计筹山，国兵南伐，宋且纳土，乃杖策军门，为民祈命。丞相淮王与语大说，一如其请。”（《全元文》卷一六八九，第457页）更为简略，没有增加新的信息，他可能读过赵碑、朱传，或者是听尚德斋的主人道士胡尚德说的，因为胡是杜道坚的再传弟子。

综上可见，杜道坚为民请命之说源于赵孟頫碑文，朱、王的记述都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问题是，赵孟頫的依据是什么？其实《杜公碑》本文就有说明，赵氏文集的明唐廷仁刊本、城书室本称：“其高第弟子姚志恭、孙拱真以真人事状，请大洞法师张君嗣显遇余溪上。张君于真人有云霞之契，于孟頫有道义之交，俾撰新铭，用彰玄德。孟頫，粤从髫岁……”

城书室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卷九《杜公碑》

但元沈氏刻本《松雪斋文集》此处却作：“其高第弟子孟頫，粤从髫岁……”没有中间的内容，从文意看，显然前者更为连贯通顺，沈刻本可能有脱落。（关于赵孟頫文集版本的介绍，见《全元文》卷五九一的说明，第2页）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沈伯玉刊本《松雪斋文集》卷九《杜公碑》

如此，《杜公碑》的来源无疑就是由杜道坚弟子姚志恭、孙拱真提供的“事状”，这也符合一般撰写碑志的流程。则杜道坚为民请命之说可追溯至姚、孙等杜门弟子。

弟子是否闻之于师呢？史无明文，不过有一旁证，《丛书集成》初编本《平宋录》有杜道坚序，文中对伯颜推崇备至，称：“今国朝之兴，元辅之臣，股肱爪牙之士，辨博之人，肩摩踵接，固多有之，以仆所觏，未有逾于太傅者也。用兵江汉，不嗜杀戮，城下之日，万姓谧然，是太公之将也。辅我圣皇克正大位，是子房之傅也。”

《丛书集成》初编本《平宋录》卷首《杜道坚序》

从自述看，并未言及他曾向伯颜“披胆陈辞”，而请他作序，也只是因为“惟耆艾是求，次及于仆”。故可推测，杜道坚见伯颜为民请命且有效的故事，当是逝世后弟子们制造出来的。

接着的问题是，杜门弟子为何这么做？这自然容易令人联想到丘处机。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出现于窝阔台时期，最早可追溯到《玄风庆会录》序文，序撰于1232年。故事完整的呈现则是在姬志真撰写的《长春真人成道碑》，撰写时间在1234-1238年间。之后李道谦在至元十八年（1281）《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中又有内容上的增补。（以上叙述据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第1-62页）所以到杜道坚去世的1318年，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当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同为道门中人，姚志恭、孙拱真不应该不知道，他们替师父编造这一故事，可能是受到全真教的启发，于是仿造了南方版的“一言止杀”，表面为尊师，实则是为抬高杜门弟子的地位。

将杜道坚与丘处机并提，元人已是如此，杨维桢《尚德斋铭》：“尔祖著经尊九流，一德授受长春丘。长春丘后为计筹（杜南谷），计筹弟子今浮休。玄牝有得天同游，五千之言俱赘疣，幽关相见西青牛。”（《全元文》卷一三一六，第47页）以杜道坚接丘长春。王祎《尚德斋记》表述更加充分：

惟我国家之兴，用兵中原，草昧之际，丘长春氏者出，实以其道上启圣明，以开物而成务，生民免于涂炭，而受其赐为甚大。及江南既一，天下大定，时则玄教大宗师张公复用其道，以佐佑乎财成辅相之宜，其用之所寓者益密，而功之所及者益广矣。当其间，有南谷杜真人学道吴兴计筹山，国兵南伐，宋且纳土，乃杖策军门，为民祈命。丞相淮王与语大说，一如其请。及入奏对，言论慷慨，深契帝衷。寻上疏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天子悉嘉纳之。其道视丘公、张公于是为无愧矣。（《全元文》卷一六八九，第457-458页）

杨、王二文均是为胡尚德道士作，他们都联想到了丘处机，此看法或者当时已是共识，或者可能就来自胡尚德，后者可能性更大，他是杜道坚的徒孙，说明在杜门弟子中，这一南方版的“一言止杀”故事一直在流传，而且逐渐扩散到了士大夫群体。

无论丘处机还是杜道坚的，“一言止杀”都是典型的宗教叙事，因此往往经不起史学的考证，不过，正像伪材料可以有真用处一样，编造的“伪故事”也能反映真情态。就杜道坚此事看，极有可能是弟子编造的，道士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目的即在于借助与皇权建立联系以巩固、提升自身的地位，并以此扩大影响、吸引信众，显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的性质和其中宗教团体的真实处境。所以，对宗教故事不能简单斥之为伪，以至弃之不用，甚至嘲讽，而应在历史实证而外，注意它的出现情境、演变过程以及背后的群体心态等，如此，方能“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