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评《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法兰西的“牛虻”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著，樊艳梅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1月出版，283页，68.00元

按照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一书中的看法，作为法国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伏尔泰、左拉以及萨特、福柯等人堪称法兰西的“牛虻”——正如先贤苏格拉底自称他是“雅典城邦的牛虻”。与之相对的则是以当代小说家维勒贝克等人为代表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以文艺创作积累的声望为资本，热衷于各种媒体访谈、演讲，心甘情愿充当权力的辩护士甚至代言人。在勾勒启蒙运动以来法国知识分子从伟大到衰落乃至终结的全过程之后，桑德教授得出结论：在信息碎片化、知识浅薄化以及信奉“娱乐至上”法则的当下，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已成为“共谋”，因此即便在法兰西这片盛产“牛虻”的土壤里，也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本书由伏尔泰开篇。1878年，长期流亡海外的作家雨果在巴黎“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集会”上发表演讲，赞扬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正义和良知的化身，是法兰西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的“牛虻”：“啊，伏尔泰！你发出痛恨的呼喊，它是你的永恒的荣誉！你投身于对过去的惊人的审判；你反驳暴君和恶魔，这是人类的事业，你赢得了它。”雨果此处提及的“人类的事业”，即伏尔泰晚年奋不顾身为之奔走呼号的“卡拉斯事件”。

1761年，胡格诺派教徒卡拉斯因莫须有的谋杀（天主教徒）罪被判处极刑，激起伏尔泰满腔义愤——他一方面向包括国王情妇蓬帕杜夫人在内的宫廷显贵求助，一方面撰写雄文《论宽容》（“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是文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格言），从而使得这一事件“成为整个欧洲瞩目的焦点”。熟谙中国文化的伏尔泰在文中首先指出：人权和天赋权利的首要和普遍原则，在全世界范围都大致相同，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伏尔泰看来，依据这项原则，宗教迫害无异于反人类罪行——那种只允许民众相信某种教义的宗教政治团体，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其实无非是以专制特权钳制悠悠众口。伏尔泰最后哀叹：“偏执的权力是荒谬和不文明的，这是虎狼之权。可怕的是，老虎撕咬是为了充饥，而我们却只是为了一些信条而被消灭。”在国王路易十五直接过问之下，“卡拉斯事件”迎来翻转——对卡拉斯的判决被撤销，卡拉斯一家获得巨额国家赔偿。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法国正式宣告废除车碾酷刑。

桑德教授将伏尔泰视为广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在“卡拉斯事件”中，以伏尔泰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发挥其作用和功能，即作为社会正义的代表对抗社会非正义。同时，他也指出，当时这一群体的社会身份尚不能称作知识分子，只能称为哲人（philosophe）——事实上，要等到一个世纪后，在举世震惊的“德雷福斯案件”中，知识分子一词才正式步入历史。

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指为德国间谍。三日后，经军事法庭审判，德雷福斯以叛国罪被流放至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在证据不足（笔迹鉴定专家的证词招致多方质疑）的情况下，军方为何仓促作出判决？很显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当事人的犹太身份有关。一战前夕，反犹浪潮席卷欧洲，法国也不例外。法国右翼分子以爱国为名，力主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德雷福斯身为犹太人竟能担任法国国防部军官，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

面对因种族身份而引发的冤案，左拉像伏尔泰一样拍案而起。1897年末，他在《费加罗报》撰文，表示“真理在前进，什么也阻挡不了”。1898年1月，他在致共和国总统的万言书（“我控诉”）开头便朗声宣布：“我的责任是说话，我不愿成为同谋。”他毫不留情地揭露军方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隐瞒真相、陷害无辜、践踏法律、纵容邪恶的卑鄙行为，并实名指控包括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在内的军方高层犯有渎职罪。不仅于此，左拉在信中还抨击了在法国社会各阶层中蔓延的极端民族主义，认为鼓噪针对德军“复仇计划”的法国军方难辞其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利是法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几名军官运用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他在书信结尾呼吁：“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左拉这篇檄文义正词严、气势磅礴，在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激起了极大反响。

法国右翼对“叛国贼”左拉恨之入骨——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左拉的祖父是意大利人而非纯正的法国人，因此将他改名为“意大利·左拉”，并贬称他为一无是处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据考，这是该词最早的出处，可见其污名化由来已久。对此左拉欣然回答：“对，我就是继承了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为维护人权、伸张正义而战斗到底。”这是在对方挑衅之下变身为斗士的左拉，事实上一开始他并未表现得“如此勇敢”。正如他在与友人书信中所说，他只是一名作家，没有任何权力，更没有能力去为别人辩白洗冤。相反，如果他挺身而出，等待他的结局一定不妙——他已预感军方会以诽谤罪将他推上法庭（他在书信最后一行以“我正等候着”作结，也表明自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如评论家所言，“我控诉”一文昭示德雷福斯事件出现了重大转折：“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它标志着德雷福斯事件已演化为一桩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来看，它标志着笔杆子终于要向枪杆子无畏地提出挑战了。”

不出所料，左拉大著发表后，军方旋即以“诽谤罪”对他提起诉讼。1898年2月，左拉被陪审团判决监禁一年，并处罚款一千法郎。左拉受审期间，右翼鼓动民众包围法院，不断高喊“法国万岁、军队万岁、绞死左拉”等口号，与左拉的支持者相抗衡。两派的冲突严重割裂了法国社会。《费加罗报》上曾刊载一幅漫画：原先衣冠楚楚、其乐融融的上流家族，竟因在餐桌上讨论德雷福斯案而撕破脸皮并打成一团。与此同时，矛盾冲突也由家庭蔓延至政府、军队以及社会团体，几乎所有法国人都必须对这一事件表明立场——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德雷福斯事件的确将法国人“撕裂”为两半。

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同道中人包括历史学家饶勒斯、文学史家古斯塔夫·朗松、小说家安德烈·纪德等人。此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朗士专门创作一部以德雷福斯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克兰比尔》，以此作为声援。小说家普鲁斯特倡议社会各界人士在支持左拉的请愿书上签名——最终征集到三千余人联名，有力促进了政府对德雷福斯一案的“重审”。1898年初，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发表名篇《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在文中，涂尔干承认个体的神圣性，强调个体的基本权利以及政治义务的界限——“任何人要掠夺一个人的生命、他的自由或他的荣誉，都会在我们内心激起震惊和恐慌，就像信徒见到神像被亵渎时的感觉”，并呼吁知识分子采取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和天赋人权。

在所有人当中，左拉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法国著名政治家克列孟梭。左拉万言书刊发之前，时任《曙光报》主编的克列孟梭灵机一动，加上标题“我控诉”，使得这篇檄文如虎添翼，战力倍增。在请愿书上，他率先签名；左拉出庭受审，他寸步不离左右。克列孟梭选择和左拉并肩作战，因为他坚信“心灵的最大疾病是冷漠”——作为报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在于揭示真相，更在于鼓舞人心。当时持阴谋论的右翼分子炮制谎言，宣称在争取德雷福斯案件重审的行动背后，存在一个类似共济会的跨国“辛迪加”，企图借机控制并攫取法国的最高权力，克列孟梭对此予以猛烈抨击。作为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克列孟梭深知，每有一个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就有几十个为军方立场辩护的反动文人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每有一张发表左拉“我控诉”的《曙光报》，就有几十张为反犹主义火上浇油的《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因此，他们唯有紧密“抱团”，才有望战胜强大的敌人。

这个团体中的代表人物与左拉政见不同（饶勒斯和克列孟梭），文学主张不同（普鲁斯特和法朗士），他们的脾气性格更是迥然不同。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是对弱势群体的共同关注，以及维护社会正义的道德良知——他们坚信这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正如桑德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所说，在此之前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伏尔泰，他们之所以感到孤立无援，正因为在报刊媒体兴起的现代社会之前，知识分子难以形成这样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互助团体——相反，他们被切分为若干个体（“分子”），只能像充满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单枪匹马向社会发起挑战，结果自然是被逐个击破，境遇凄惨。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革命元勋富兰克林所说：“我们要不紧紧抱团（hang together），要不分开被绞死（hanged separately）。”

桑德教授将“我控诉”视为“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宣言”，将左拉誉为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典范。诚如传记作家菲利普·埃尔朗热所言，“一位声明卓著、家道殷实、秉性非但不好斗争反而有些荏弱（他甚至害怕暴风雨）并在事业上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作家，为了拯救一个素昧平生的受害者，竟不顾一切甚至连生死也置之度外，实在是极其难能可贵的。”1998年，在纪念左拉“我控诉”发表一百周年之际，时任总统希拉克致辞，回顾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然而在此危难之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左拉，一位杰出的文坛健将，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明白自己有责任明辨事理；当别人保持缄默时，他表达意见。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这是对左拉的最高礼赞，也是对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礼赞。

“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继承左拉等人的斗争精神，使得法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成为世人崇敬和仰慕的对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为人类贡献和传承大量精神财富的群体，更是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最敢于挺身站在权力与暴力面前为正义呐喊的群体。他们代表了人类自由、平等的最高价值”。从罗曼·罗兰、安德烈·马尔罗到布尔迪厄、福柯，无不受到左拉精神的感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兰西“牛虻”，在桑德教授看来，非萨特莫属。

萨特是典型的“介入型”知识分子，1940年代与友人一同创办《现代》杂志并担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争取倾向性文学》一文，主张“文学必须具有倾向性，必须干预生活”，“作家在他的时代都有一个位置。每一句话，哪怕是沉默都会有回音。我认为福楼拜和龚古尔对镇压巴黎公社的事件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为阻止此事写下只言片语。你也许会说：那不关他们的事。那么，卡拉斯审判是伏尔泰的事吗？谴责德累福斯事件是左拉的事吗？”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阿尔及尔等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法国增兵进行弹压。萨特不仅著文公开质疑政府对外政策，而且亲自走上街头劝阻法国士兵“与其前线送死，不如转头回家”。1960年，他说服一百二十余位知识分子共同签署声明：“公职人员或军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换作他国，这无疑是赤裸裸的“叛国”行为，起码也能安他个“口袋罪”。但出乎意料的是，当许多正人君子对这位哲学家并未依照法律被传唤而感到“义愤填膺”之时，戴高乐将军回答：“我们不会监禁伏尔泰。”这是享有社会批判特权（且不必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共知识分子，桑德教授将其称作“巴黎最后的贵族”，因为从此以后，法国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其锋芒而走向平庸和堕落。

与萨特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对媒体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飞速出版一些简短、轻盈的作品，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可能性被邀请去参加周日的电视节目”。由此，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知识分子”，他们思考敏捷、反应迅速，十分懂得如何通过兜售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来赢得更多的屏幕时间，并且对市场行情及其身价了如指掌——布尔迪厄将其称作“提供文化快餐（fast food）的快式思想家（fast-thinkers）”。在桑德教授看来，本书副标题中的畅销书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便堪称个中翘楚。

维勒贝克是当之无愧的“媒体知识分子”，以擅长“博眼球”著称。早在2000年，他便发表雄文《走出二十世纪》，在文中痛斥萨特和波伏瓦“对科学无知透顶”，宣称马尔罗“不配被称为伟大作家”，甚至为“布尔迪厄或鲍德里亚之流竟然能最终找到愿意出版他们蠢话的报刊媒体”而感到极度震惊。以维勒贝克为代表的这类“媒体知识分子”自称“不介入型知识分子”：他们每晚阅读《时报》（Le Temps），定期参加选举投票，但他们会小心翼翼，避免就任何重大公共问题发表意见——他们是当今社会成功人士的“模板”。

维勒贝克于2015年出版的小说《臣服》（Soumission）大受欢迎：在小说设定的场景中，法兰西被穆斯林征服，并沦为地中海哈里发帝国一个行省。尽管桑德教授将其斥为“无稽之谈”，但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又激化了法兰西和伊斯兰的宗教和民族矛盾。更有甚者，同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维勒贝克刊文指责当局“过于松懈”，并主动献策，认为当局应当针对非法移民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桑德教授对此评述道：“当一名知识分子对警察、军队和国家力量大唱颂歌的时候，那么他与伏尔泰以来的法国历史就不再合拍。维勒贝克指责政府在军国主义上做得不够充分……我们怎么能想象站在对立立场的一名知识分子、一位作家、一位艺术家批评当权者不够‘强悍’呢？”

桑德教授将当下“媒体知识分子”大行其道归咎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都知道，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自由等思想同《百科全书》一样，曾诞生于十八世纪的沙龙，这些沙龙既不授予博士学位也不颁发任何文凭”。然而时至今日，如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所说，知识分子在无形之中却被“异化”：一方面，他们“被一个政党和一种僵化为教条的意识形态所控制”，沦为御用“喉舌”；另一方面，他们被商业和资本裹挟，沦为赚钱工具。

这也是桑德教授在本书第五章“偶像的黄昏”中援引拉塞尔·雅各比的主要原因。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雅各比将二十世纪末的高等教育机构描述成知识分子的“墓地”：“现在，研究者只给学术期刊写文章，这样才能在大学的体制中尽快升职……理论话语总是显得更加艰深、晦涩，非专业的读者往往无法理解。大学语言就像一种新的拉丁语，它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使用者升职，让其保留一种能使自己与众不同的知识并维护他们重要的权力地位。”由此作者发出感慨：“公共舞台消亡了。二流的业余爱好者登上了舞台，因为曾经伟大的知识分子没有了继承者。”

恰如本书副标题所示：从昔日以公理正义为己任的法兰西“牛虻”左拉到八面玲珑的“媒体知识分子”代表维勒贝克，两百余年来法国知识分子不断退化以至于“终结”的全过程已昭然若揭。需要指出的是，桑德教授（以及雅各比）将这一种知识分子的“终结”归因于“学术资本主义”的泛滥，显然有简单化之嫌——幸好，作者在“终结”之后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似乎也预示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尚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