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 | 汉堡往事 | 冯文军

原创 冯文军 上海纪实

又是一年中秋节。蓦然想起35年前，我“独在异乡为异客”，生平第一次没有与家人团圆在一起过中秋节。之后连续10年也都是在德国度过毫无气氛、稍不留意就会忘记的中秋节，汉堡已然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虽然早在25年前我已回国创业定居，但每年都要去汉堡一两次，就像回老家探亲一样，那里有我割舍不掉的东西，仿佛早已是生命的一部分。

汉堡市政厅

在汉堡生活整整10年，我对那里一草一木的熟悉程度已经完全不亚于上海，每次重温故地，我都会细心地发现这座城市有哪些变化，哪怕是市中心的商业街上又换了哪家店铺。无论经过多少年，对汉堡最初的印象如同镌刻在大脑皮层上，永远不会磨灭。

汉堡市中心

Bieber Haus

Bieber Haus

汉堡火车总站东广场的整个北面是一栋7层的米色花岗岩大楼，在周边没有高层建筑的环境中颇具气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旅居汉堡时，这座名叫Bieber Haus的大楼曾是汉堡市移民局的办公地，虽然当时它的外墙未经清洗显得有些陈旧，但它在当地中国人的心里却十分宏伟威严，因为最让人担心的签证就在这里申办，能否继续留在德国全凭签证官的一句话“Ja” （德语：是）或者“ Nein ”（德语：否）。久而久之，Bieber Haus一词令许多中国留学生谈之惶恐，俨然成了不可捉摸的命运之神的代名词。

由于当时外国人的居留许可和难民申请都在一起办理，虽然中国人并不算很多，但与大量的土耳其人、伊朗人以及各国难民等混在一起，难怪走廊里总是排满了等候的人，如果来晚一点根本取不到排队的号！于是，“内卷”从那时就悄然开始了，Bieber Haus大门未开之前，早晨5点就有人围着大楼排队了。

我太太中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研究生，来汉堡大学留学。由于勤工俭学晚上在中国餐馆打工，回到家往往是23点以后，所以她上午起床很晚，我常调侃她：能让她早起的只有Bieber Haus。每年要去申请延长签证的那一天，凌晨4点，只要闹钟一响准保她一跃而起，绝不懒床半分钟。毕竟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容不得半点马虎！可怜那些在冬天申请签证的人，早晨室外气温是零下5°C，即使裹着厚大衣或羽绒服也冻得直哆嗦。

以后因为申请签证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移民局终于从Bieber Haus搬走了，再以后审批外国人签证的权利下放到了各个区公所，根据预约时间办理签证。

前几年重回汉堡时，在Bieber Haus附近的中餐馆里见到不少来自国内的小留学生，他们不再像当年的留学生们靠端盘子、洗杯子挣生活费，而是三五成群地聚餐，谈笑风生，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肯定不了解、也不会理解当年Bieber Haus的故事。

东方宾馆

东方宾馆

Bieber Haus东面的街上，有好多个大大小小的旅馆，正对着火车站客来客往十分便利。1987年8月，我初到汉堡时就入住在大门开在背面一条小街上的东方宾馆。这是一栋大约5米多宽、5层高的狭窄建筑，与左右的房子连在一起不易辨认，虽然它只有不足10间的小客房，却是当时汉堡唯一一家由华人经营的旅馆，主要接待来自国内的商贸人员。老板姓杜，很健谈，记得我曾与他打趣说：如在上海做老板姓杜的最占便宜，无论做什么生意都是大老板（上海话的发音，杜与大完全相同）！杜老板听后哈哈大笑，我觉得他的长相，甚至大笑时的神态都与著名作家王蒙有些相像，他告诉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时正巧与文学神童刘绍棠同班。在人生地疏的海外，能遇到聊得来的同胞很难得，如此一来二去，我与杜老板的交往延续了几十年。

我一直笑称杜老板是个“老右派”，他家庭出身不好，20世纪国内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没能幸免被整，直到国内改革开放后才投靠亲戚移民德国。由于坎坷的人生经历，杜老板对国内情绪很大，颇为不满，开口闭口皆是愤愤之词，对于“老右派”的称谓非但不恼竟还欣然接受。没过几年，东方宾馆的客人大都被附近新开的北方宾馆吸引去了，它是汉堡另一对华侨夫妇与国内央企合资经营的，无论规模和背景都略胜一筹，杜老板夫妇只能关闭了东方宾馆，专心于针灸诊所的经营。

21世纪初我已定居在上海，几年中断联系后，杜老板竟设法找上门来，我热情款待了杜老板几次，还让人陪同他游览上海的市容和景点。闲聊中获悉，杜老板退休后已回到故乡漳州养老，对此我很感意外，当年他因遭遇坎坷而移民德国，不是怀抱着“一去不复返”的决绝吗？但晚年的杜老板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停地夸奖故乡的养老设施如何完美，当地政府对他这个徳籍华侨如何关照，还不忘炫耀一下他带着外汇回国兑换成人民币消费如何划算。我再次调笑他：政府把你这个“老右派”改造成了爱国华侨真不容易啊！杜老板一如既往地哈哈大笑。

前几年听说杜老板已作古，汉堡华人圈里没有人再记得这位曾经的“汉堡一怪”，可我的脑海里还有他的朗朗笑声，感叹一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时代的缩影。

天地书店

天地书店

汉堡曾有一家“天地书店”，当年可是相当的出名，因为那时华文书店在德国寥寥无几，不仅其他城市的中国留学生纷纷专程前来，连国内来汉堡出差的经贸、文化人士也会慕名打听。老板是香港人，在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人称梁先生，他热心于文化交流，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等许多国内的著名文人都在文章中提到，曾受过汉堡天地书店梁先生的帮助。

其实，天地书店的面积很小，与其盛名完全不相符，我第一次按图索骥找到它时简直不敢相信。天地书店的位置很不错，距离火车站不远，Bieber Haus北面的一个小广场边上，每逢周六的上午，这里尤其热闹，10多个平方米的店内被挤得满满的。起初以为是生意火爆，仔细观察才发现，真正买书刊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手捧一本书刊站着“蹭看”，众多的中文书刊，为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穷留学生们所关注。梁先生为人谦和厚道，明知囊中羞涩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来“蹭看”的，也从无微词，更不会驱赶。据说他在香港的家族很富有，绝非靠这家小书店赚钱糊口。

以后我也常去天地书店“蹭看”，选择在周六上午去，不仅是因为平日里需上班没空（当时德国法律规定周六下午和周日商店不允许开门营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书店人多的时候，恰是当地中国人的社交场所，可以认识结交朋友。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尽快找到“组织”是多么的重要啊！小小的书店真的为许多华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它可以寄托乡愁、排遣寂寞，还能让人告别孤独结交朋友，天地书店承载的东西实在太多，难怪低调的梁先生在当时的汉堡华人圈里犹如神一般的存在。

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天地书店搬迁到100米开外的一条幽暗的小巷里，渐渐地门庭冷落少人问津。好多年后，听说梁先生的爱人意外去世，梁先生关闭了书店，离开了“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伤心地，去往澳大利亚安度晚年。

曾经闻名遐迩的汉堡天地书店终于落下了它的帷幕，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也有人说是雁过留声，无论如何，汉堡的华人史上少不了它书写的一页。或许寡言的梁先生深知应运而生、时过境迁的道理，他像一个完成使命的胜者挥挥手告别一个时代，不带走一片云彩。

布朗克内泽

在汉堡居住的10年里，我那套五楼坡顶的公寓几乎成了同济校友及其友人的接待站，我这个“三管站长”除了管吃管住，还要管旅游。游完市区的阿尔斯特湖和易北河畔的老卸货码头，我会带朋友再去城外的富人区布朗克内泽，那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同济校友合影

沿着易北河林荫大道开车去布朗克内泽，两边郁郁葱葱的绿荫里隐藏着一栋栋漂亮的别墅，令人赏心悦目。布朗克内泽是易北河畔的一个小山丘，它的街区早年是个小渔村，蜿蜒陡峭的窄巷两侧布满各式各样的小房子，白墙红瓦，别致整洁，不乏风情，常有见过世面的人告诉我：很像厦门的鼓浪屿，怎奈我当时尚不知鼓浪屿长啥样，根本无法比较，但鼓浪屿也因此在我心里留下了好印象。

布朗克内泽的大草坪

真正让人大开眼界、赞赏不绝的还是那些茂密森林里的大豪宅，有的挂在半山腰直面开阔的易北河，有的占据山顶被硕大的花园草坪环抱。我有一套标准的旅游路线和流程，走过小巷，看完豪宅，最后来到易北河边的游船码头，以绿荫红瓦的山丘为背景拍照留念，还不忘调侃一句：树立一下远大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以至于，我的相册里留下许多张当年与友人在那里的合影照。

森林里的别墅

这些在嬉笑自嘲中树立的目标谁都不会当真的，因为人人清楚，这个目标太高不可攀了！可就是这个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目标，30多年后居然真的触手可及了。我曾与太太开玩笑说：卖掉一套古北的公寓，我们就可以搬进布朗克内泽的大别墅了。幸福来得太意外，连我自己都时常觉得不可思议，莫非是风水轮流转，应验了中国的那句俗语：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有朋友因此取笑我：还是你会投机，30年前在德国，30年后回中国，风水哪儿好往哪跑！

我肯定不接受“投机分子”这顶帽子，顺应历史潮流何错之有！何况我心系两地，比旁人还多付出一份情感呢！这两天太太依旧上网看德国新闻，关心新上台的总理朔尔茨最近民意如何，发邮件问汉堡的德国朋友如何度过今冬的能源危机？而我也在想象汉堡下个月就将进入深秋了，布朗克内泽满地金黄的落叶应该还是那样美不胜收，浓浓秋意里包裹着的依然还是我向往的童话世界。

布朗克内泽的秋景

冯文军，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曾旅居德国十多年，后回国创业，并创办国内独一无二的“桥梁病害陈列馆”，著有科普性散文集《桥上桥下》（同济大学出版社），获得2021年全国公路优秀科普作品奖。作者还以游历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及感悟，创作了几十万字的游记散文，先后出版了《云游笔记》（学林出版社）和《且行且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另有《潮起潮落》已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审定，正待印刷发行。

上海纪实

原标题：《风情 | 汉堡往事 | 冯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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