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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民主的起源：以斯图亚特·密尔为例

2023-03-28 13: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代议制民主的殖民主义来源：以斯图亚特·密尔为例

摘要：

本文以斯图亚特·密尔这位对现代民主贡献颇丰的理论家为例，检视现代民主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之间的关联。本文提出，密尔正是运用在殖民历史中获取的排他性逻辑与话语，将英国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描绘为英国国内的“野蛮人”，认为这些人一旦掌权将对“文明”本身带来挑战。这一系列主张有助于密尔将代议制政府合法化为一种民主的政府类型，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反民主类型。本文通过关注殖民历史对塑造西方核心制度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加深了对当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理解，并说明这段历史对于形成集体意义的“自我”起到了关键作用。

学人简介：

Shmuel Lederman 以色列海法大学

文献来源：

Shmuel Lederman. (2022).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Colonial Inspirations: The Case of John Stuart Mi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6, 3, 927–939.

本文作者 Shmuel Lederman

引言

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在塑造殖民地社会形态的同时，其自身也为殖民历史所塑造，特别是当今西方国家的核心制度与思维方式。本文要讨论的就是欧洲殖民历史与建立代议制民主政体之间的关联。

Bernard Manin（1997）指出，在十八世纪之前，经由选举而产生的政府往往被认为具有贵族统治的倾向，因为人们往往投票给社会精英分子或富人。即便到十九世纪以后，随着普选权的引入，代议制民主发生了深刻转变，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精英统治的色彩。如今被人们视为“民主”性质的统治方式，最初却被冠以“反民主”的头衔，其中一个重要动因是“民主”内涵发生了变化。本文认为，殖民历史恰好起到了这样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殖民主义常用的“文明（civilized）”与“野蛮（uncivilized）”二分，最初只是为殖民主义活动作辩护，却有力地将代议制政府合法化为一种民主的政府。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首先，密尔实际上比人们以为的更关心普选权。因为在他看来，代议制政府本身就有造成精英统治的倾向，因此他提议普选权实为确保限制下等阶级的社会影响力。其次，密尔对代议制政府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措施。他不仅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制度，还皮里阳秋地用一套排斥性话术将国内下等阶级指为“野蛮人”。

过去研究认为，密尔心目中的“文明（civilized）”与“野蛮（uncivilized）”间不容发，因而在殖民地推崇专制统治而在英国国内实行民主政治。（Jahn 2005a, 195; Klausen 2016; McCarthy 2009, 174; Pitts 2005, 105）而近年来有关密尔的研究更多注意到殖民历史对密尔在认识和思考国内事务上的影响。（Arneil 2012; Brink 2013, 239; Brown 1999; Campbell 2010; Claeys 2013, 61; Finlay 2007; Jones 2005; Marwah 2011; Mehta 2012; Moir, Peers, and Zastoupil 1999; Smits 2008; Varouxakis 2005; Zastoupil 1994）这些研究大都揭示了密尔在“文明（civilized）”与“野蛮（uncivilized）”之间模棱两可的态度，挑战了过去人们所认为的，密尔主张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存在绝对区别的观点。特别是Marwah指出，衡量文明程度的并非什么固定的标准，而是当地人民的民主能力，即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并为自治做好准备的能力。（Marwah 2019, 137–40; see also Varouxakis 2013, 110）正因如此，密尔承认即便在野蛮国家中，也存在着文明的因素，同理，在文明的国度里，也可以见到野蛮的身影。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彻底跳出“文明—野蛮”的二分框架。实际上，密尔将民主能力与理性程度联系起来，并进而与受教育程度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被归入“野蛮人”或者“半野蛮人”而不能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与他们的非理性状态有关，而这一状态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改善。因此，代议制政府作为一种唯一适合于当代社会的民主统治类型，并非适用于纯粹的文明社会，而是适用于混合社会——文明的与不那么文明的人群共同生活其中的政治共同体。

密尔的“理性民主”

选举制度自始就有贵族统治的倾向，这一点在密尔早期的作品中有过充分讨论。在1823年发表在《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论文中，密尔明确地表达了那些支持大众政府（popular government）一派的意图：改革派唯一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是，他们假定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这些选择即便不是最佳的，至少也是优良的。然而，密尔本人对于大众有无做出优良选择的能力忧心忡忡。因为在他看来，大部分英国人此时尚未达到“文明”的程度，因而对广泛给予选举权一事相当排斥。密尔后来提出“开明专制”的主张，正由于人民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而迫切需要一位精英来领导他们。

在1831年创作的一系列文章中，密尔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选举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因而一般说来，代议制民主总是倾向将权力赋予精英——即人群中最文明的一部分人。在这一意义上，密尔认可传统的“选举带来贵族统治”的观点。但密尔也认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对于广大未受过教育的人而言，世上再无领路人。

1835年，密尔在《代议制基本原理（Rationale of Representation）》中提出，代议制政府成立的基础是，政府的利益应当尽可能地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定。然而，代议制政府还面临另一个矛盾：它是由一个选举产生的机关而非人民集体组成的，政治问题应当由少数专门受过教育的人协商决定，而非诉诸未受教育的大众意志的判断。因而代议制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少数人独立判断的优势与确保少数人向大众负责的优良品质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不需要大众都具有很高的智慧，而只需要他们适当地认识到智慧的价值，并选举出具有这些智慧的人来从事管理。密尔主张，一旦这一原则得到了贯彻，那就没有必要再抵制普选权了。故此，精英统治之所以不同于贵族统治，不在于统治者的区别，而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与其所服务的利益。

因此，对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流露出的对民主危险倾向的忧虑，密尔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把握好民主的真谛，美式民主的变质倾向就不值得忧虑，而真正“理性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确保有好的政府，而这种确保来自对政府的终极控制，即精英面临着选举失败而下台的风险。但选举一经结束，最好的政府就是有少数最有智慧的人统治的政府。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民主制度中，人民势必选举出最文明的少数人。密尔所忧虑的，反而是警惕人民利用对政府的终极控制，迫使官员执行反映大众判断的政策。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中的代表们一旦沦为被代表者的发言人，那么民主制度就可能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即是说，民主必然带来精英统治，这才是理性民主的真谛；至于依附代表观，则完全是对民主的误读。

在目睹了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密尔的心态更趋复杂。一些反对向工人阶级放权的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粗鲁本性会控制整个国家的走向；但密尔反驳说，法国的经验恰恰证明，即便工人阶级参与投票，也往往倾向于选举精英上台。这意味着，放权给工人阶级不仅不会将有产阶级逐出政府，反而能向社会大众证成自身的统治。密尔之所以支持工人阶级代表，因为他相信大众终究会接受他提出的“理性民主”观。诚然，民主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只有采取一条渐进开放的道路，才能确保民主的过程和平稳定并对所有社会成员有利。

然而，围绕着群众的权力日益上升的趋势，密尔对大众民主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他在1859年的《关于议会改革的思考（Recent Writers on Reform）》中说，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政治上的自由与保守，而未受良好教育的人，只能是政治上不自由的人。以及在《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中说明的，没有人愿意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像工人阶级那样的一群人。只有改良，才是好的政府的标准，而这正是实施开明专制的理由。例如Thomas Hare提出的比例代表制，可以提高天赋异禀之人在议会中的席位。实际上，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设想的，到处都是这类限制工人阶级权力并确保精英的地位的措施，例如“复合投票权”等。他的理由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平等地发声，只有少数人才拥有从事治理国家的能力。

尽管提出了各类限制措施，但密尔仍担心民众会滥用他们的权力，因此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十分有必要。密尔不仅重视培养人们择其贤者的倾向，而且对工人阶级的教育，保证了他们理解并认可这种政府形式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宗主国与殖民地

英国宪章运动表明，工人阶级“错误”的民主观点不仅是理论的误读：要求拥有随时更换代表的权力；而且其如此盛行，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革命。密尔反对这种“错误”的民主观点，但很熟悉宪章运动中工人们的政治诉求。他将工人阶级权势的上升与野蛮人形象联系起来，并警告说这可能会冲毁英国的文明基础。

他对政治改革呼吁的重点在中产阶级身上。他提出，普选权应当开放给所有的中产阶级，并允许接纳少数工人的代表。仅此而已。真正的普选权就是为中产阶级制定的。中产阶级不应拱手将政府让给工人阶级，但应该在听取工人阶级要求的基础上，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治理国家。

在这方面，东印度公司成了密尔可资借鉴的一个样板。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基于知识和技术，另外，它也允许治下人民的意见和利益表达。不过，印度与英国不同。对密尔来说，东印度公司只是一个灵感的来源，而非效仿的对象。

密尔通常的话语是“文明—野蛮”，这种二分经常被用来描述宗主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区别。而当密尔用“野蛮人（barbarians）”来指称工人阶级时，他更多指的是行为模式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因此，所谓文明或野蛮，并非特定的衡量标准，其与所在国的关系也更为复杂。例如英国工人阶级中所表现的酗酒、犯罪、无知等，短期来看确实是文明本身的威胁；而在印度土著当中，却有一些人具有相当的“文明”，甚至值得引为政府顾问，或被授予更高级的职位。

当然，密尔所谓印度土著当中也有精英，只是他印象里汪洋大海之一粟；而就整个印度社会而言，远不足以形成一个代议制政府。而英国的工人阶级则不同：他们或许不适合担任政府高官，但密尔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地方事务，并以此作为开启“民智”的渠道。显然在密尔看来，即便是最无知的英国小工，也应该被视为远高于最聪明的印度人的水平。只不过，密尔所说以参与地方事务来培养民众民主能力，似乎成了完全参与全国性公共事务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密尔鼓励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范围其实非常有限。

在对待社会主义问题上，密尔的态度如出一辙。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理想固然丰满，但实现起来就是一场灾难：社会主义势必对现有的有产者不公，平民大众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只会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所以临到了，密尔都始终认为英国的下等阶级处于彻底的野蛮状态中。（Clearly, even at this late stage of his life, Mill viewed many of the lower classes in England as being in a state of complete barbarism.）他始终认为，对工人的教育尤为重要，甚至远在给予普选权之先。假如工人无知于前，代议士又盲从于后，那么整个英国文明将荡然无存。

结论

本文重读密尔关于代议制政府和殖民地关系的思想，说明尽管密尔和其他理论家一样，主张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存在霄壤之别，但这并不等同于每个社会中的个体或集团都是一样的。过去那种以“民主—专制”的二分政体对应“文明—野蛮”的二分社会，并非密尔的本意。相反，在文明的社会中可能存在野蛮的因素，同理，在野蛮的社会中也存在文明的身影。

更进一步说，密尔将英国工人阶级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相提并论，说明从政治上区别对待不同人群，并非主要基于他们的身份认同，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理性”。用福柯的话说，这种以“文明”为名的话语，可以在不同环境中相互借鉴，从而将不同但有关联的排斥合法化。

（立足殖民主义历史，合法化其关于政治参与的排斥性主张，对殖民地人民施以专制统治，对国内广大的人民群众加以限制，这正是密尔的“理性民主”之内涵。——译者）

编译 | 曾恺之

审核 | 查皓

终审 |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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