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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对谈余华：如何理解文学中的现实

2023-03-28 12:3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3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讲座，引起了青年学生的火热追捧。许多同学连夜排队等候开场，更有40万人在线上收看了整场活动。两位作家在对谈中围绕“现实”与“传奇”两个关键词分享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和观点，并探讨了时下热门的生成式AI对写作者的影响等话题。

活动现场肖启玉/摄

在谈及如何理解文学中的现实时，王安忆表示自己是一位写实主义的作家，需要从现实中攫取材料。她认为，在先锋文学风行的时代，“余华是既服从现实逻辑，又能从中跳出的一位作家。”写作的生发、思想的形成，无法脱离一个人身处的时代。在余华看来，现实是文学的基础，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从现实中提取的过程有点像科学实验，如果发现提取得不够，我们可能还得把它往前推一推。哪怕推半步也可以。”

在《成长初始革命年》一文中，王安忆以其真实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再现了一个革命年代邻里乡间的日常生活。这段“上海成长”的经验于王安忆的创作极为重要，在她日后创作的许多作品中都能找到这篇文章的影子。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文章《成长初始革命年》。在活字文化策划、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成长初始革命年》中，王安忆老师以十七篇散文、对谈、演讲、游记和发言，呈现了童年、青年和中年的思想变化。

成长初始革命年

作者王安忆

本文节选自《成长初始革命年》

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茅盾文学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2011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7年纽曼文学奖。

同住一栋楼的小孩子中间，外婆似乎对我有特别的器重，常邀请我上楼去，和她的外孙女儿玩耍。也可能是我与她小外孙女年龄相近，而独生子女的寂寞是可以想见的。尤其是，没有兄弟姐妹分享家庭福利，他们多半缺乏妥协的意识，不善长与人相处。这孩子常常一个人站在二楼的楼梯口，这个角度正好看见底楼房间里的孩子们嬉闹游戏，我们楼里严格讲只有我们与另一家多子女。她眼馋地看着，然后在大人的叫唤下转身上楼，那背影相当孤单。上去三楼，就会发现楼下几乎是一个草莽世界，大人在家还好，一旦上班，小鬼当家，奔跑、叫喊、吵嘴、哭泣，但一切都止于通向三楼的楼梯口，无论多么调皮捣蛋的角色，都不会莽撞到私闯三楼，当然，那小外孙女也不能擅自下楼。外婆特许我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对我慷慨极了，将她的玩具兜底倒出抽屉，摊在蜡光油亮的地板上，同一种材质的地板，我们家和他们家完全两个面目。她的玩具与我的也完全是两路，她的，更像是旧损的生活用品，废弃后让孩子私藏起来。这些器物的残片，有一种华丽，又有一种颓废。比如，哑了的八音盒，盖板上是螺钿镶嵌的芭蕾舞女郎；缺裂了的赛璐璐茶碟；胸针的骨制饰面上的玫瑰泛黄了；断了环扣的项链......它们散发出陌生却又魅惑的气息，相形之下，我自己的玩具变得索然无味。那些娃娃、积木、办小人家家的碗盘，木制的汽车，玩沙子的小桶和铁铲，事实上，玩具都是仿真品，缩小版和幼稚化的，而三楼女孩的，却是真家伙。

《成长初始革命年》(王安忆著，活字文化策划，译林出版社出版，2019年)

这小姑娘游戏也是来真的，比如，烹饪。她会给自己，现在还捎上我，做好吃的。我最喜欢她做的是面饼，面糊里打进鸡蛋和白糖，调匀了，铁锅里的油也热了，一勺面糊放下去，圆圆的荷叶般浮在锅底，油珠子围着周边滋滋地冒泡，真是香甜。她很舍得用料，要知道，白糖食油这类物质，都在国家管控范围，外婆却由着小孩子任意消耗。显然，他们家无论财政还是供给，都有着计划外的渠道来源。后来，我稍长大成人，接触社会逐渐广泛，就知道这城市有不少家庭，依赖特殊的进项维持生计，多少有些神秘，带有违禁的意思。小学里有个同学，父母在香港，她们姐弟随祖父母生活，她的衣着和文具都显得新颖。曾有一度，我与她往来密切，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总是十分渴望友情，她爱送我礼物。有一次，母亲很敏锐地在我铅笔盒里发现一支花杆铅笔，明显是舶来品，勒令我归还，并且亲自监督执行。她凑到我耳边，放低声音，问：为什么？我移开耳朵，埋头在作业本上。从此，我见到她就止不住满脸窘色，而她，也很识趣地疏远我，就此中断友情，小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后来，她去香港与父母团圆，在我们同住的街道上，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我想，香港作家陈冠中，大约也是当年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我母亲也干预我与三楼小姑娘的亲昵，常是以抽查的方式。午觉时候回家，发现我没有在自家床上，便让保姆上楼去，将我从人家席上喊起来，小姑娘从午睡中醒来，眼巴巴望着我下楼，心里边大约也和那个小朋友一样疑惑：为什么？外婆下一日还是会来叫我，我不知道外婆对我的喜欢来自哪里，有一日，她说我长得“趣”，那时，我对上海话所知甚少，以为是说我可笑，经解释才明白原来是“俊俏”的意思，难道因为这一点向我打开大门？显然不足够成为条件。倒更像是一种争取，三楼的世界，宽敞、整洁、富庶、秩序井然，从阳台眺望，可看见弄堂前面女中的操场。这女中是一所初级中学，生源在中等水平，看她们在操场上活动，如同蚁群一般，就觉得命运很不幸，而我们断不会进这样的中学，肯定会有着更光明的前途。在六十年代上海，这样的楼层几乎可俯瞰人间，头顶上是蓝天。快乐总是被母亲中止，她一下班回家，就要找我。很快，我就学会在母亲到家之前下楼来，于是，到三楼玩耍多少变成一种地下生活。

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右）（夏道陵摄/新华社供图）

母亲防御市民风气溽染的同时，又常有妥协，比如，她对“先生”“师母”的称谓逐渐处之泰然，偶尔的，让保姆向外婆请教菜肴的做法，还有一回，学校临时通知我去少年宫接待外国小朋友，来不及准备衣着，母亲亲自上楼借那小姑娘的裙子。外婆一下子拿出三条，母亲很有眼光地选中紫色蕾丝边的宽背带裙。因我比那女孩个头略高，所以裙摆短到膝上好几公分，篷开，类似芭蕾舞裙，很出了风头。这些学习借鉴并不妨碍母亲继续警惕我们被物质主义演变，尤其居住商业区的淮海路，红尘滚滚。那女孩的零用钱比我宽裕得多，又很慷慨，夏天，她请我去跳水池游泳。跳水池是带有俱乐部性质的游泳池，票价很昂，进出都是中产以上阶层的时尚男女，对于小孩子难免过奢了。这女孩特别有运动素质，泳技出色，而我，一口气游毕便难以为继，无论年龄、身份、技能以及孩子气的泳衣，都和跳水池的格调不搭。她呢，宁可陪我在浅水区玩水。每次去跳水池，我的心情都很沉重。接受他人的礼物，价值远远超过一支舶来品铅笔，对母亲是严重的背叛。跳水池的享乐空气更有一种颓靡，与新时代不符，我仿佛就要堕落了。避开耳目，潜出家门，又潜进来，悄悄清洗泳衣，晾在院子的一角。玩耍的乐趣尽数抵销。终于有一日，我们已经走到跳水池，排在买票的队伍里，我却突然消沉，鼓不起勇气，退出来，一个人回去。小伙伴的眼睛一直在身后，失望和不解的，烧灼着我的背影。

住在这条街上，无论纵向的历史，还是横向的阶层，物质精神，法内法外，幕前幕后，全混杂一起，相安无事。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协调功能，将各种差异甚至冲突，有效地消化，最终各得其所。比如，某一条弄堂，弄底是资产者的独幢楼房，弄口的老虎灶住着祖孙二人，卖水为生，两家的孩子且在一所小学一个班级读书；公寓里的孩子和背街上烟纸店业主的儿子，也是同班同学；如我们这幢文化机关所属房屋的左邻右舍，一家是沪上最大绸布庄老板的长房，另一家是开业的私人诊所，再过去一幢，则是市委机关事业处的房屋，多是山东籍的公务员家庭，刚从乡下出来不久的孩子，穿着土气，依墙坐在小板凳上，怯生生地看着弄堂里过往的邻人。这些公有权的房屋的住户，具有相对的流动性，迁进迁出频繁，不像那些拥有产权的老住户，从某种角度看，它们积累着这城市的历史生活。当然，积累是脆弱的，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中，几近灭顶，但当大潮退下，回首望去，又露出水面，方才知道它们的顽固性。

和平的生活，自然会养成安居的概念，我们家钉着单位编号铁皮牌的白木家具或是被购买，成为私人财产，或者换成新家具，边角上带着曲线和雕饰，流露出实用以外的美学需求，是一点点过日子的奢心。我们家至少有了部分备用的床单，可一半一半地换洗。母亲的衣橱渐渐丰满，还有了几件化妆品，其中一小瓶法国香水，被姐姐打碎。她做了一朵纸花，每一叶花瓣涂一种颜色，滴上香水，准备献给妈妈从人民公社劳动归来。未及得到夸奖，先被厉声斥责一顿。后来，母亲在她的小说《给我一支枪》，使用了这个细节，笔端流淌出温暖的感动。革命者妈妈与香水彼此不搭又有搭，就好比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艰辛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童话与传说往往如此结局。张爱玲和胡兰成登报结婚启示，向公众立约：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农家柴门的楹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是世俗版的“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然而，共产主义的理想自有超越日常性的价值，它继续启蒙民智民众，呈现周期性的节奏。于是，它又来了！

看起来，这个城市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否则，你很难解释，猝然间，满街都是被剪了裤脚和赤足提着皮鞋的男女，三轮车的生意格外兴隆，车夫们奔跑着，车上坐着表情仓惶的乘客。店铺的招牌摘下来，当街砸个稀烂。红卫兵立在长凳上向路人宣讲，清脆的北京话通过扩音器散播开来。人群朝不同方向涌动，是逃离什么，又是迎向什么。小孩子夹在其中，赤红或者苍白着小脸，心别别地跳，耳边有一个声音：出事了！在我的个人史中，“文革”就是这一日开始的，它一下子撕掳了这城市的体面，就是体面。高尚的政体尊严是属于北京这一类首善之地，现代崛起的上海市民社会，充其量是一点体面，以物质心和虚荣心堆垒起来。这城市的弄堂里，有一支流传极广的英国童谣，演变成上海话的谐音：

马铃铛，马铃铛，

大家一起马铃铛！

原文是：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

MY FARE LADY

讲述了一个倾国倾城的故事，如今，“窈窕淑女”披头跣足，四下里乱窜。

狂飙过去，稍事平静，生活渐归常态。有一个夏季的午后，即将向晚的时分，还有些晶亮的阳光，停留在梧桐树叶间。公共汽车到站开门，底下站一对父子，穿了汗背心和拖鞋，儿子，一个少年人，背心染一片血，顶上敷着纱布，显然是血流的来源。那父亲与司售人员商量，能不能上车，只乘一站路。即便在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公共场所还保持旧式的遗风，其中一条是，着拖鞋与背心者不能乘坐公共交通。那女售票员欠起身子，望着门口的父子，有片刻迟疑，然后点头，允他们上车。父亲掏出钱包，买了车票，因只是一站路，就没有落座，而是站在车门前。车厢里一片肃静，车行走在梧桐树夹道的林荫里，阳光透明。这城市依然美丽，少年的背影则抹上一笔血痕。人们已经见过许多血了，苟且心迅速将其掩埋。不用问，都想得到，眼前又是暴力相加的一幕，因是父子结伴，就更可能发生于街巷邻里。历史又来到斗争的周期，阶级性彰显于各种人际关系，有一类是原本潜藏深处，如今浮上水面；另有一类，则是新近演变。大规模的抄家之后，许多住房被征收封贴。有一些进入分配，还有一些只是闻风而动，强行入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大多怀着强烈的不平，自恃占领正义高地，不时发起挑衅。这是比抄家更具进攻性，一是一时，一是长久。派出所收到大大高过于往常的纠纷事故，请求公道。这也是上海市民独有的理性，相信政府，相信宪法。看起来，这一对父子就是从派出所出来，又去过医院，走在回家途中。夏日里，暑气渐消的傍晚，平铺的光线，从两边建筑拉毛的立面上，温和地反射出毛绒绒的金色粒子。多么忧郁啊！父子俩在静默中下车，车上人目无旁视，车门闭紧，继续向前。

这一幕其实已是余韵，激烈的剧情已经上演过了。在我们弄堂里，左右两户不必说了，日夜大门敞开，抄家者，滋事者，骚扰者，以及看热闹者，如入无人之境。箱笼搬到天井里，掀开盖，多年的过日子的积存，暴露于光天化日。成捆的毛线，摞起来的布料、药材、补品......还有锡箔——阴冥里的货币，如何对应阳界的财富，于我们这样的新居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对安居的生活尚不得概要，何谈精髓。查抄传奇十几年过去，又生后续，“文化革命”结束，归还抄家物质，比例大约只在十分之一二，其中有一具沙发，返回修理时候，竟发现沙发芯子里夹裹着金银首饰。藏匿的人，他们家的老奶奶，按本地人称“阿奶”，绸布庄老板的正房妻室，此时已经去世。这位出身浦东乡下的女人，在弄堂里以节俭出名，碎旧布头都会拾起来，积少成多，捆扎拖把。她待人和气，毫无老板娘的骄矜。她的浦东娘家的亲戚孩子，穿着自家机织的土布，在弄堂里与大家玩耍，有淘气鬼学舌她的浦东口音，就羞涩地笑。你就可以想象一部勤劳致富的发家史，可视作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缩影。那些日子，我们弄堂的夜晚，几乎家家黑着灯，就像战时防空宵禁，稍不留神就会引祸上身。在几幢机关权属的房子里，时而也会有抄家者闯入，那都是单位里的造反派，比较讲政策，查抄针对不外是书籍、笔记、资料，与意识形态有关，抑或还有枪支、电台、国民党委任状，听起来颇为荒唐，罪恶的性质也相当抽象。而对于那些旧日的企业主，敌意却是具体的，就是财富。在上海这城市，阶级的异己性，极大程度体现在贫富的差异。这个势利场，听听那些沪谚：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不怕天火烧，只怕跌一跤——意思所有家当只在一身行头；被俄国十月风暴夺走一切，流亡在上海的白俄，做点街头小生意维持生机，被叫做“罗宋瘪三”，后又延伸用于所有的落魄者，身穿洋装却不名一文：“洋装瘪三”。现在，“瘪三”起来造反了。我亲耳听见那遭受凌辱的有产者，背地咬牙切齿骂：瘪三！因此，有时候，无须确凿或者疑似的罪名，单是殷实富裕，便可激起愤怒。

三楼终于抄家，都不知来自哪里。老先生，我们称公公的，早已赋闲；女儿女婿都是普通职员；小儿子，我们称舅舅的那个年轻人，原本在北京清华大学读土木专业，因没有服从工作分配而成青年右派，回到上海，做一名社会青年，摘帽以后在一家工厂做操作工。外婆和邻里说起对儿子学业的投资，常提及一副模型的昂贵价格，流露出血本无归的憾意。然而，当她去北京领儿子回家，目睹的京城，其水土粗砺，生活简陋，无异于蛮荒边地，那就更不要说内陆城镇，所以，还是回来的好。造反派上到三楼，起先还寂静着，忽然就在楼梯口，起了争执。一楼二楼房门紧闭，依然有动静传来。是外婆和舅舅的申辩声，又被抄家者的呵斥盖过，然后听见舅舅下楼的脚步，走出后门，远去了。过后才知道，外婆催促舅舅快走，赶上夜班，递给一把雨伞。这天是不是下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抄家者一定要检查雨伞，外婆不让，于是抄家者越发生疑，强行打开，发现伞里塞着一卷存折。我很佩服外婆的勇气，竟敢与造反派叫板。再一想，外婆这样的人，经历的事情多了去了。“上海滩”的电视剧都看过，黑白道贯通，方能立足。更加令人感慨的是，临到这时节，天翻地覆，今天不知明天，外婆还有捍卫私人财产的意识。从乱世中过来，外婆的经验也许就是，任凭哪个世道，没有钱是不行的。

本文为节选，来自《成长初始革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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