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的等待，汤姆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中国丨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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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蔡维忠

编辑 | 柳逸

中国改变那一年，197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就此发生巨变；中美建交，世界格局就此发生巨变。两件大事的影响虽然重大而深远，绝大多数人却在很久以后才逐渐感受到。汤姆·斯考维尔是例外，他的人生轨迹立即发生了改变。那年元旦过后，他带着妻子吉妮和一对儿女，从香港走过罗湖桥，进入内地。

汤姆在匹兹堡大学任语言学助理教授。两个月前的10月底，汤姆在吃晚饭，接到副教务长打来的电话。他很奇怪，大学的高管怎么会往他家里打电话呢？副教务长说：“我刚刚在电话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盛顿的联络处通过话。他们让我立即和你联系，问你是否愿意受中国政府邀请，到中国教学。就我所知，你是受中国邀请的第一个美国人。”

第二天，汤姆向联络处打电话，证实邀请属实，立即接受。他甚至都不知道将要到哪里教学。直到出发前一星期，联络处才通知他，他被安排到天津的一所外语学院，教学一年。至于书面合同，到中国后才签；薪水多少，也不知晓。妻子吉妮为了陪他去中国，丢了工作，她教书的学校拒绝为她保留教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要回到中国了。

在别人眼里，他是受邀去中国任教，在他心里，是回老家。

汤姆在长城，1979年

香港、广州、北京、天津，汤姆沿着这条有关单位安排的路线来到目的地，天津外国语学院，简称天外。很凑巧，这几个地方早已烙印在他家族的记忆深处了。记忆中的顺序要调过来：天津、北京、广州、香港。

1930年，汤姆父亲司福来（弗瑞德·司考维尔）受基督教长老会委派，携妻子迈拉和四个月大的儿子吉姆，即汤姆的大哥，乘船跨越太平洋，在天津大沽登陆，开始了长达二十几年在中国的行医生涯。在大沽，母亲第一次看到了人力车。她出发前就知道人力车，并为此纠结过。怎么可以坐在车上，让另一个人在地上拉着跑呢？但在中国，人力车是当时最为方便的交通工具，她后来逐渐地适应。

他们的第二站是北京，在那里学一年中文。有一次，中文老师在课堂上问司医生：“当你想到太太的时候，用哪个谚语？”他们刚刚学了一些用语，老师期望他回答“夫唱妇随”。司医生却回答“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引得满堂大笑。

然后，司医生开始在山东济宁行医，直到日军占领后全家被关进集中营。后来美日交换囚拘人员，他们一家得以回美。战后他又到中国，先到安徽怀远，后到广州行医。广州解放时，美国人都走了，司医生留下来，继续为新中国的病人服务。新中国把他当朋友欢迎他，奖励他。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时局剧变，司医生无端成了敌人，受到软禁，最后获准去香港，从此离开中国内地。当时，汤姆十二岁，随着父母走上罗湖桥。似懂非懂年纪的他，看着母亲在桥上抱着同行的阿姨痛哭。父母把一生的大好年华献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却落得被迫离开的下场，那种心情，汤姆原来不懂，这次走过同样的地方才真正懂得。

汤姆于1939年在山东济宁出生，在中国长大到十二岁。他有个中文名，叫做司德华。成长中，他的周围是中国人，他讲中国话，一些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和价值理念渗透到他的骨子里。他先会用筷子，后来才会用刀叉。他到了晚年仍然更喜欢吃米饭而不是土豆，喜欢炒鸡丁而不是烤牛排。他曾经中文英文讲得一样好，可惜由于二十八年的荒废，中文全生疏了。他长大后一直认中国为老家，苦于没有机会回去。离开中国后随父母去印度上高中，同学们都很奇怪，他一个白人少年，竟然会讲中国话，他却隔着喜玛拉雅山想中国。他后来到泰国教书七年，隔着云南边境想中国。他也到过香港，咫尺天涯地想中国内地。他曾经觉得自己被永远放逐了，再也无法踏上小时候生活的土地了。

不过，中国有人记着汤姆，知道他在匹兹堡大学，指名邀请他。二十八年后，他终于回来了！

汤姆利用春节放假的时间来到山东济宁。济宁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父母曾经生活过，工作过，甚至与死神打过交道的地方，是他最想去的地方。

汤姆父亲司医生于1931年来到济宁，在教会开办的德门医院工作，这是当地唯一的医院。他当院长和内科医生，医院还有一个妇科医生，半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不在时，他兼做外科。司太太负责训练护士。土墙围起的医院里，刚开始只有四十个床位，后来扩增到六十个。他们在设备简陋，缺医少药的济宁，治疗伤寒、痢疾、疟疾、结核病人，每天要看很多病人。司医生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病人身上，无怨无悔。他们在这家医院工作了十二年。

汤姆一家和老李在济宁，1979年

汤姆参观了医院。医院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不知多少倍，当时的六十个床位变成几百个床位。医院里都是新人，但是接待汤姆的医学主任感谢他的父母曾经对医院的付出，让他感到温暖。他找到了当时他们一家居住的房子，如今用作护士学校。那是一个现在看来都很气派的两层楼房。汤姆找到一楼的一间屋子，他就在那里出生。人生是个圆圈，汤姆在时光中辗转了四十年，终于回到起点。他对济宁原应拥有的记忆，得到了证实。

日本军队占领济宁后，司医生在医院外面挂上美国旗，日本人也在医院外面写了告示，禁止入内骚扰，医院暂时得到安宁。有一天，来了一个喝醉的日本兵，闹着要进医院找护士。司医生与日本兵交涉时被从背后打了一枪，没打中要害，日本兵上去对他的头部补了一枪，结果哑火。他逃过一劫。这件事在家人和亲友口中成了传奇，后由司太太写进《中国姜罐》一书，在美国传播。亲身经历的司医生从来闭口不讲，母亲倒是描述得绘声绘色。只是，母亲当时在家里，事发后才赶到医院照顾司医生，并未目睹。汤姆当时两岁，没留下任何记忆。他想找一个亲身经历者。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人大多不知去向。不过，接待人员还是找到了当时医院的员工，八十多岁的老李。老李晚上拄着拐杖来到旅店见汤姆。当那个日本兵进来骚扰时，老李帮司医生缴了日本兵的枪。后来来了第二个日本兵，他坚持要把枪还给喝醉的日本兵，然后径自离开，留下喝醉的日本兵在那里发飙。日本兵对着走在前面，要把他引出门外的司医生开了一枪，把他打倒在地。老李讲到激动处，竟然站了起来，举起拐杖当枪，学日本兵的样子，先是对着想象中走在前面的司医生“砰”的一声，又对着想象中倒在地上的司医生的头部扣动扳机。老李说：“但是枪哑火了。趁日本兵在摆弄枪、要弄掉哑火的子弹的功夫，我和看门人扑上去，夺了枪，把他拉到门外，然后跑回来把门关上。”

汤姆从不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听了老李生动鲜活的描述后，更加确信无疑。但此事太具传奇色彩，他听后仿佛在梦里。

暑假到了，汤姆又有机会去他想去的地方。其中一站是他生活过的安徽怀远，他在那里生活过；另一站是潍坊，他想重温司家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场磨难。

1941年珍珠港袭击事件后，日本与美国公开敌对，司家全家立即被软禁在家。除了到医院看病人外，司医生不得外出。两年后，日本人把他们一家关进在潍坊（潍县）的集中营。司家在老大吉姆（司来华）后，在济宁添了四个小孩，包括汤姆的二哥卡尔（司济华），姐姐安（司爱华），汤姆（司德华）、妹妹茱蒂（司中华）。最小的妹妹维祺（司美华）正在妈妈肚子里孕育。这些小孩都被关进集中营。同时关进去的是两千个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等等，他们的身份是神父、运动员、学者，甚至妓女。后来美日双方交换囚拘人员，司家才得以乘船回美，妹妹维祺在轮船达到纽约的那一天出生。

汤姆当时四岁，对济宁发生的事情没什么记忆。不过，两个哥哥帮他把记忆补上。当时，日本人让他们一家人拿着自己的行李，在两边有百姓围观的大街上走向火车站。这是一场游街，日本人要让中国百姓看到白人殖民主义者是如何在羞辱中走向囚禁，好展示东方的太阳如何照亮亚洲。照顾司家小孩的张大嫂不这样认为，她要求和司家一起进集中营，被拒绝后倒在大街上伤心大哭。

潍坊是在暑假行程中汤姆临时要求加上的。当时所有出游都要批准，并由外办人员陪同，汤姆并没有说明访问潍坊的真正理由，只说要参观潍坊第二中学。陪同人员知道汤姆是教育专家，参观中学算是合理要求。接待的校长和老师也不知道，这里原是汤姆一家被囚禁过的集中营。或许是因为这里没有囚禁过中国人，所以没有留下太多记忆。但是这段历史烙印于汤姆的记忆深处，是他懂事以来最早的记忆。他记得，有个日本人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玩了一个下午，原因是他想念自己四岁的儿子，父母焦急地到处寻找。日本人把他送回来时，送给他一个苹果。那天晚上，父亲把苹果切成七份，每人吃一份。汤姆幼小的心灵还不足以理解战争和监狱的恐怖现实，但他懂得饥饿。母亲在大厨房给囚禁人员煮饭，他们家得到一个苹果，这些事和饥饿紧密相关，他记得。

校长把汤姆带去参观新建的实验室，但汤姆更想看看旧房子。他终于找到一排小房子，是当时全家被囚禁的地方。他意识到，他的人生以囚徒开始，其后又有很多不自由。

在天外，吉妮教英语专业的学生；汤姆培训教师，给研究生开课，有时给大学生讲课，并参与编写英汉字典，做讲座。他在一年中做了大约五十场关于语言学和英语教学的讲座，一半在天津，一半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大学。

给他的待遇是包住，包交通，发工资。他们住在天津饭店，一家人有两个睡房，一个厅。出行和上下班有小汽车接送。他的工资是每月六百元人民币，吉妮五百元。考虑到普通教师的工资是四五十元，他们显然是受到了贵宾的待遇。当然，比起在美国的薪金，这点钱算不得什么了。如果只是为了挣钱，他们没必要来中国。

夏天来了，汤姆吃起了冰棍。有一天，他带着儿子走在街上，看见一群人围着卖冰棍的小贩，便凑上去。他知道，有人扎堆的地方肯定有新玩意儿。原来是在卖一种新的冰棍，他便买了两根，一根给自己，一根给儿子。这种冰棍上面沾了些黄豆。冰棍原没什么味道，黄豆增加些味道。汤姆咬了一口，一边回味着黄豆的脆劲，一边对儿子说：“嗯，不错。”儿子有点可怜地看着他说：“爸，你在中国呆太久了。”

这么一件小事，三四十年后看去，可以抽提出相当丰富的信息。

第一，那时冰棍在中国，相当于冰淇淋在美国，冰淇淋显然好吃得多。普通人在美国随时可以吃到冰淇淋。所以汤姆的儿子才不像汤姆那样对冰棍感兴趣，小孩子不是来体验生活的。

第二，汤姆虽只在中国生活了几个月，但他已经很接地气了，对国情有了亲身的体验。他懂得人们的行为规则是，如果看到有人排队，先跟着排上，然后问卖什么东西。这是在物质匮乏，许多商品需要凭票购买的年代所形成的习惯。所以当他看见有人围观卖冰棍的小贩时，便敏感地知道有新东西。

第三，买冰棍，免不了要用人民币。汤姆照说不能拥有普通人民币，他拿到的工资是外汇卷。外汇卷是当时中国银行发行的货币，境外人士得先把外币换成外汇卷才能在国内使用，用于专门服务外国人士的友谊商店和宾馆，买得到普通百姓买不到的商品。外汇卷俨然具有外币的特殊身份。尽管如此，汤姆身上没有人民币是极大的不便，满城的普通商品都不能买。他只好设法弄一点人民币，才能在大街上买包子，买冰棍，乘公交车。

华侨也持外汇卷，但只能用于专门服务华侨的华侨商店。有一次，汤姆来到华侨商店，为了给一位同事买一种特殊商品。店员一看他那白人的面孔，让他去友谊商店。问题是友谊商店不卖那种商品。汤姆声称自己出生于中国，是华侨，但是店员死活不承认他的华侨身份。在那个年代，人分许多层次。

汤姆生活在中国，与其他外宾很不一样。自从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转变对华政策后，来了一些美国客人。他们被安排参观长城、故宫、十三陵等著名景点，然后是一些比较拿得出手的示范，模范工厂，模范幼儿园，等等。他们只看到这些。汤姆和这些外宾不一样，他走在天津街上，或骑着自行车到处转，看到了真正的生活。

自行车是当时通行的交通工具；他父母乘坐的人力车已经见不到了，私人小汽车还没有登场。他们夫妻买了二手飞鸽牌自行车，骑车上班。照说他们可以享用小汽车接送上下班，但是学校离他们居住的宾馆只有四公里，骑自行车相当方便。后来当他们需要接送时，反而遇到困难——有关人员已经把小汽车调度到其他地方了。

他们夫妻两人常在星期天骑车出去，见到了外宾们看不到的现实。他们看到有人拿着小耙子在翻垃圾，寻找一点有用的东西。乞丐在卖烧饼的旁边看着，汤姆多买了两个分给他们。宾馆经理的儿子早上上学去，身上穿着洁白的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两个同龄的少年光着脚，穿着破衣服，拉着一车砖，和经理的儿子擦肩而过。他看到，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中，人并不平等。

当时，中国几亿人上下班，送孩子上学，购物，周日出游，都用自行车。美国人用私人小汽车做的事，中国人几乎全用自行车解决了。汤姆把中国当成老家，老家比美国落后许多，他不嫌弃。他甚至为落后找了些优点：自行车不用一滴石油，解决了能源问题；数千辆自行车轻松挤在一个小停车场，解决了场地问题；自行车扛到楼上办公室旁边，不用担心被偷，解决了治安问题。按照这个思路，要是有朝一日中国人都拥有小汽车，道路会堵塞，国家会对石油依赖，污染会增加，环境会退化。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噩梦！他和吉妮一边踩着自行车，一边为这种前景担心，随后又坦然一笑——这种事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会发生。不会发生的事情后来发生了——此是后话。

当时汤姆对中国的印象，可以用两张照片来形容。一张是他父亲在四十五年前在济宁照的，汤姆找到同样的角度，也照了一张。新照片中多了许多建筑，但四十五年前的墙、门、大街依然在。汤姆用一句东方式的话表达感触：济宁的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还没有改变。

一年后，汤姆一家回到美国。回来不久后，吉妮说：“汤姆，你是个很棒的作者，但你写的东西枯燥乏味。答应我，你退休后要写一本书，讲述我们一起到中国的经历。” 枯燥乏味的东西是指只有少数人读的语言学论文。

汤姆答应下来。

他理解吉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吉妮不像汤姆在中国生活过，受到的挑战甚于汤姆。例如，她给小孩办理入学手续，要过许多官僚关卡，觉得很沮丧。又如，那时天津普遍人家都烧煤炭，空气污染，导致吉妮眼睛过敏；她戴隐形眼睛，对眼睛的刺激更大。凡此种种，都让她很不适应。另一方面，她在天外很受重视，学校把七七级一班给她教，这是文革后首届大学生中水平最高的班。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多次邀请学生们到家里来聚会，一起庆祝节日，和他们到公园出游。他们离开时学生们组织了欢送会。这种师生之间的密切接触，在美国极其少见。吉妮还没有离开中国，就因为想念学生而哭起来。

所以，汤姆懂得吉妮的心愿。

一晃三十年过去，到了2009年，汤姆七十岁，从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职位上退休，照顾陪伴患病的吉妮。吉妮患了一种罕见病，叫做包涵体肌炎，是一种缓慢发展但不可逆转的肌肉衰退疾病，无药可治。汤姆想起曾经对吉妮的承诺。

汤姆回顾和吉妮度过的一生。吉妮不但是他一生的亲爱伴侣，更是使得他在美国找到踏实生活的第一个人。

汤姆在中国长到十二岁才随父母离开，不久后又随他们到印度，上完高中才回美上大学。他外表上看是白人，讲着纯正的英语，也知道一些美国电影明星和美式足球，但在内心，他不是美国人。他无法融入同龄人。他在大学里挣扎，学业成绩不佳，无法和同学深入交往，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交上。他如无根之萍，无法在这个社会找到扎实的落脚点。

汤姆从俄亥俄伍斯特学院毕业后，只有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文学系愿意招他进硕士项目，并给了他教学助理资金。他对文学不感兴趣，但他没得选，只好将就去读研。学校给的资助不够用，他便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人家给他两个选择：在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他当然选女生宿舍了，他就盼着有机会和女生接触呢。

入学一个月后，在10月的一天，对面走来一个高挑的女孩，汤姆一看眼睛就发亮了。女孩叫吉妮，会拉小提琴，汤姆在伍斯特学院见过，他们是校友。汤姆觉得她很漂亮。

吉妮说：“你看着面熟，是叫汤姆吧？你就是那个留着长发，有个黑牙齿的疯小子，对不对？”

汤姆说：“对啊。”

两人开始约会。第二次约会时，吉妮把手指伸出来，让他看订婚戒指。

汤姆显然没有注意到，他对美国习俗不了解，心里根本没有订婚的概念。

吉妮告诉汤姆，她的未婚夫是巴基斯坦人，长得高大英俊，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核物理，去伦敦做博士后。他们定于12月结婚。12月，汤姆送吉妮到机场。吉妮向他吻别：“我如果回来，就嫁给你。”吉妮原是决定去伦敦结婚，去后却解除了婚约，回到美国，于次年成了汤姆的妻子。

汤姆有了终身伴侣，学业也出现了转机。他去找系里的王博士，想要修一门中文课。很凑巧，他发现王博士来自他生活过的安徽怀远。王博士正在开设语言学新专业，说服了汤姆转攻语言学。汤姆当然乐意了，他原不喜欢文学。后来在王博士指导下，汤姆完成了一篇关于用计算机翻译中文的硕士论文。他后来在密执安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业还是语言学。汤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爱情和事业都有了着落，他再也不是无根之萍了。

想起往事，汤姆更坚定了为吉妮写本书的决心。

为了写书，汤姆把他和吉妮在中国做的大量笔记翻出来。这些笔记记录了许多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和得到的收获，回味起来都让他觉得兴奋。毕竟，他了结了回老家的心愿。除了济宁和潍坊外，他还访问了曾经生活过的安徽怀远和广州。此外，他意识到自己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变化。绝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才突然发现中国发达了，汤姆却是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从它很落后的时候开始。

中国发生的变化太大了，大大超乎他的想象。小汽车取代了自行车，成为私人交通工具；中国人开始购买住房，而不是住单位分配的宿舍；中国的经济逐年攀升，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体；中国人涌向世界各地的旅游胜地。

诚然，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以来，到了1979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自行车取代了人力车。又如，新的建筑不断出现。只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变化着，进步着。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而不是如后来发生的，越来越小。

汤姆觉得，1979年以后发生的变化是另一种变化。

在1979年，汤姆看到了什么巨变的苗头吗？似乎没有太多。不过，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在将近年终时，汤姆和吉妮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转，在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中英文双语的蓝天牌牙膏广告牌。他们两人立即发现这是新生事物。他们在美国和亚洲其他城市见惯了广告牌，也习惯了在中国一切都规划好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广告。这第一个广告牌意味着，有人在为产品找销路，这完全不同于当时的通行做法——国家安排工作，单位分配住房，粮食凭票购买，商品紧缺，不需要推销。汤姆和吉妮对此议论了一番，觉得很兴奋。

当然，汤姆没有预见到一块广告牌代表巨变的开始。也是在1979年，深圳设立特区。汤姆在天津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预见它会发展成超级大城市。如今回顾，一切都清楚了，中国所发生的巨变，起点在1979年。他觉得， 1979年的变化不是普通的变化，而是方向的变化，就像一艘一直在上游缓慢行驶的船，转了个弯，顺流而下，才有了后来一日千里的航程。中国改变了，无可逆转地改变了。

1979年是历史的转折点；在那个转折点，汤姆在中国生活了一年。

于是，他对于书的主题有了主意，他不会仅仅写一个寻根之旅。

他写下了开头：“我对中国并不陌生。她是我的出生地，是我最早记忆的摇篮，是我最早受教育的校舍，是我人格的孵化器。”五百多页后，他写下结尾：“很明显，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在一个比我童年时那片饱受战争蹂躏的土地更好的国家。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生活的社会比我们在 1979 年经历的更为优越。中国人民也应该拥有更好的社会；如何获得，取决于未来和他们自己。至于我们，我们在离开中国时变得无比富有。”

在动笔三年后的圣诞节，汤姆收到出版商寄来的第一本书。他把书递给吉妮，作为结婚五十年的纪念，并附上一张纸条：“亲爱的吉妮，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就像我们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它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故事，是对你承诺的兑现！”

吉妮身体更差了，拄杖才能走路，她的生命只剩下一年多了。她接过书，非常高兴地给了汤姆一个吻。她掂量着厚厚五百多页的份量，从中感受自己的心愿，还有心血。汤姆每写完一章都先让她看，再根据她的意见修改。她欣慰地看到红色封面上印着黑体字书名——《中国改变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