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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近代船医的产生

2023-03-27 14: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下文为《西欧近代船医的产生》，张兰星著。摘自《海洋史研究（第20辑）：青年学者专辑》，由李庆新主编。

西欧近代船医的产生

张兰星

船医，简言之即船舰上的医生。英语文献有船医（ship doctors）、外科船医（ship surgeons）和内科船医（ship physicians）三种表示方法，但在近代（或帆船时代），船医多指外科医生。船医涉及的医学领域不局限于外科学，还包括内科学和药学。航海医学或船舶外科学（ship’s surgery）就船医概念有几层理解：专业的船医为船员治病；船医接受过专门培训，有正规的资格（证）；船医有丰富的海上诊断经验；船医对热带病颇有了解。

有学者将西方海洋医学的发展分成三个时代：桨船时代、帆船时代和蒸汽船时代。世界船医史也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另外，船舰上配备船医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航行距离相对远（不同时代有不一样标准）和航行时间相对长。也就是说短距离、短时间的航行（船）没太大必要安排船医，后一种情况可以靠岸救治、医治。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船医逐渐成为远航船舰上不可或缺的组成人员。

一关于西欧古代船医的讨论

一提到古代航海，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原始落后、条件恶劣、疾病肆虐等情况，或认为古代海员更容易患上坏血病、热病、腹泻等疾病，但从相关记载来看，在海上患病的船员并不多。相比之下，触礁、风暴等造成的伤害、死亡更多。船员频繁患病的记载直到16世纪中期才增多，成为亟待应对解决的问题。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之前，准确地说在古罗马强大起来之前，西方罕有船医，古代船员似乎也少患病，只有希波克拉底曾提道：“雅典统治层曾经考虑在亚西比德（Alcibiades，前450～前404年）的希腊战舰上安排海军船医。”

在古罗马之前，西方船舰上有无船医是存在争议的，多数意见认为当时没有船医。这基于几点思考：首先，古代欧洲人不擅长远航，自然就不得（海洋）病。古希腊罗马以前的欧洲船基本靠划桨驱动，用风帆的时候不多。其次，古希腊一些大型船只虽然有几层甲板，但甲板上没有遮挡，很通透。古代桨船并非为远航而设计，船员（奴隶）不必长时间待在舱内，自然就不会患病。最后，能够开展远航的腓尼基人、诺曼人生活在原始社会中，都是公社成员，多是自愿参战，船员、战士数量有限，军营、战船不会太拥挤，登船的又都是身强力壮的战士，身体素质比乞丐、流浪汉好（在近代，英、荷为填补海军人数，征召乞丐等体质差的人参军充数），患病的人也就比较少。也有学者谈到，由于古代战舰上有众多战士、船员、奴隶，安排医生看来有必要。不过，奴隶的地位极低，奴隶主（主人、船长、长官）也大可不必安排医生专门照顾他们，其死后就被随意“处理”掉了。

当古罗马（军队）崛起之后，海疾是否在战船上广泛传播也难说。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400年，帝国战乱不断，很多战俘沦为奴隶，罗马战（桨）船有充足的“能源”保障。在一艘古罗马战船上，有三类人群——军官、士兵、奴隶。奴隶在甲板下划桨，驱动战船。不要说甲板下，就是整艘船的卫生条件都不见得好，疾病极易传播。

18世纪的船医吉尔伯特·布莱恩（Gilbert Blane）翻遍了色诺芬、凯撒、韦格蒂乌斯（Vegetius）、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著作，寻觅古罗马船医的“踪迹”，却极少有相关记载，他只是在塔西佗和普林尼的著作中发现关于坏血病的描述，而坏血病是经常出现在远航船上的疾病。当然，有船员患病，就需要医生医治，军舰上特别需要保障士兵健康，不然军队将失去战力。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时期（117～138），古罗马战船“库皮顿”号（Cupidon，Cupito）上便设有医官，名为马库斯·萨塔利乌斯·隆基努斯（Marcus Satarius Longinus）。著名罗马医生盖伦（129～199）还提到罗马战船上有一名眼科医生，名叫阿克希奥斯（Axios）。其实在古罗马，不少船长及船医都来自希腊。

18世纪英国船医詹姆斯·林德

除了战船，地中海上还有不少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商船，而且吨位不小。在这些大商船上，可能有医务人员。学者詹姆斯·史密斯认为，圣·卢克（St. Luke）曾经在大商船上担任过船医，据说他还首次描述了船员的腹泻症状。当时还有人提到如何治疗晕船：“如果晕船呕吐，不要着急。持续呕吐并不是坏事，这时要少吃东西，少喝水，尽量少看海面，慢慢就能适应了。”

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是西方早在古罗马时期便有船医，其数量必定偏少。据载，一支3000～4000人的罗马（海军）军队中设有一名医官，其地位比普通军官高，酬劳也不少。在意大利锡拉库萨（Siracusa）附近，有考古学者发现了公元200年前后的罗马沉船，舱内有医生使用过的骨槌和导尿管，似乎证实了古罗马船医的存在。但也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更多沉船及相关物品被发现，也不足以证明古罗马船舰上随时安排船医。

相比上古腓尼基人，中古北欧日耳曼人的航行技术更成熟，航船更先进。日耳曼人的航海活动北至冰岛、格陵兰岛，南至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南部）。甚至有人认为在公元11世纪，红胡子埃里克（Erik the Red）的儿子里弗·埃里克森（Leif Eriksson）到达过北美。相关资料只是提到，出发前红胡子一行准备了容易保存的腌肉及加了蜂蜜的酒，不过是否有船医随行并没有提及。

中世纪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也可能在战船上安排了船医。据记载，7世纪爱琴娜岛的保罗（Paul）医生就在船上工作。拜占庭人对古希腊的《罗得（岛）海商法》（Lex Rhodia，因地中海东南部的罗得岛而得名）推崇备至，他们干脆于公元8世纪将《罗得（岛）海商法》纳入罗马法，此法内容涉及贷款、船舶碰撞、共同海损、海难救助等海事条例，是研究拜占庭史和世界海商法史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由于此法原版未能保全，遂无法得知其中是否涉及海上医疗或船医条款。

近代海上医疗服务应该是起源于中世纪的《奥莱龙卷轴》（Rolls of Olero，也称《奥莱龙法》）。12世纪以前，英格兰王室、贵族、富商的船队（只）均未配备专业船医，偶有权贵和宗教机构派医生随船航行。1152年，阿奎丹的爱琳娜（1122～1204）与法王路易七世（1120～1180）离婚，改嫁英王亨利二世（1133～1189）。改嫁前，爱琳娜曾随路易七世参加十字军东征，了解到耶路撒冷王国有“海洋巡回法庭”（Maritime Assizes）。之后，她在其领地奥莱龙岛（位于比斯开湾波尔多西北部）设类似法庭，助其管理日益扩大的领地，并颁布相关法律《奥莱龙卷轴》，其中不少内容与《罗得（岛）海商法》类似。《奥莱龙卷轴》中有两款提及医疗内容：如果船舰载人超过50名，在海上航行超过12周，就必须雇用一名医生（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都可以）；如果有船员受伤生病（斗殴和性病除外），船主、船长必须提供医疗服务；必要时，船长必须靠岸停船，放下伤病员，寻找医生为其治病，并支付相关开销。基于此，欧洲中世纪的船员在生病遇难时，便有了保障。相关律法也在12世纪后出现于英格兰、西班牙（阿拉冈）、苏格兰、普鲁士、荷兰等地。

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商港城市垄断了部分地中海贸易，在他们的商船上，极有可能安排船医。据说在14世纪，意大利著名医生古阿蒂埃里（Gualtieri，或Gualterius）就曾在一艘威尼斯商船上工作，基于某种原因，他急需钱财，登船前就要求船主预支他一年的薪酬。在威尼斯档案馆的资料中，还有不少同时期的船医被记录下来。

中古西欧船医治病的方法略显简单。他们用蜂蜜、醋、水、酒，配制出药剂，缓解晕船症状。在古代，船上有不少虱子，欧洲人很有可能借鉴阿拉伯医生的治疗方法。中世纪的阿拉伯人擅长用水银（混合药剂）驱逐虱子、止痒、治脓包病、治麻风病等。哈利·阿拔斯（Haly Abbas）已经意识到，船员身上长虱子是因为身体不干净。阿维森纳也建议船员尽量穿贴身的羊毛衣裤，同时将水银与油混合，用来驱逐虱子。有学者认为，除了晕船、皮肤病，中古船员很少得其他病。

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西方虽有海军，但军中的医疗保障并不到位，船医数量依然很少，主要原因是：西欧船舰的航行距离不远，当时从西欧各港航行至地中海东岸的利凡特地区，就算远航了，亦少有补给困难和流行病出现，自然就不需要太多船医；当航船从利凡特返回西欧港口后，有船员在出发地设立医院，治疗远航中生病的船员，亦供疲劳的士兵疗养。最初，如果海员受伤或患病严重，就只能被送上岸，由天主教的慈善机构照顾，但所有医院都不是专门为海员设立的。1318年，古阿蒂埃里在威尼斯政府的支持下，于圣比亚乔（San Biagio）建立一所海洋医院，专门收治病重及贫穷的海员，其善举赢得海员们的赞誉。14世纪40年代，黑死病蔓延欧洲，威尼斯医疗站的经验被介绍到西欧其他港口。如果有人染上黑死病，他们将被控制在医疗站，40天内禁止登陆（深入内陆）。地中海其他沿海城市如法国马塞，在1383年很快采取类似措施，建立港口医疗站，隔离染上黑死病的船员。在同时期北欧汉萨同盟的主要港口如塔林、里加等，也有船主、商人为海员们建立专门的医院或疗养所。这样看来，航行过程即便没有医生，也能在医疗点获得救治。

二近代船医产生的原因

真正意义上的远航船医产生于近代（风帆船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原因有四点。

（一）近代船医的产生与中世纪行会制度的变化，以及与西欧医生职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一般来说，船医多由外科医生担任，少有内科医生当船医，他们的地位都很高。上古时期，西方便已经有内科医生，而外科医生、药剂师则产生于中世纪末或近代早期。

外科医生应该是从中世纪的内科医生中产生。就现在看来，古代内科医生看病的方式很奇特。在中世纪，内科医生都接受过良好教育，身份比较高贵，其中还有不少是教士或修士。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天主教举行第四次拉特兰会议（Lateran，1215），会议强调内科医生不应该触碰病人身体，不然会对病患的精神信仰产生不好影响。他们谈道：“如果人的精神世界健康了，身体也就健康了。”天主教还号召内科医生要洁身自好，禁止他们参与外科手术，触碰尸体等，从而造成医生们成天只是研究古代医学文献。为病人看病时，他们通常保持一定距离。以英国为例，内科医生基本毕业于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他们只从事医学理论，不参与实践，像绅士一样经常戴着假发，拿着拐杖。于是，当时能接触病人的就只有低级看护人员及理发师等，内科医生（神职人员）只在旁边指挥，让理发师为病人放血或做些小手术。久而久之，理发师当中就有些人擅长动手术，成为这一领域的熟手，成为最早一批专职外科医生（11世纪起）。

13～14世纪，理发师—外科医生们逐渐成为专门动手术的那群人。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理发店门口有三色柱，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绷带。其实，柱子最初只有红白两色。这便是理发师外科医生行会（简称理外行会）的标志。在西欧有些国家，外科医生最初有独立的行会，后来与理发师行会合并。还有些国家一开始就将外科医生与理发师归于同一个行会。

总而言之，中世纪末近代早期，整个西欧的外科医生与内科医生基本上是两拨人，后者的待遇、地位、（理论）水平高于前者。而更令外科医生尴尬的是，中世纪的他们居然与理发师同属一个行会。一般来说，船舰上工作条件恶劣，多数内科医生不愿意登船，一些外科医生却为了维持生计，愿意登船，这便为近代船医的产生，以及海洋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人员保障。

（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西欧远航活动增多是近代船医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西欧科技取得进步，帆船不但安装了效率更高的四角帆，欧洲航海者还将指南针、星盘、直角十字杆应用于航海，远洋、跨洋航行（征服）成为可能。

西班牙、葡萄牙人是海外扩张的先锋，巴托罗缪·迪亚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费迪南德·麦哲伦成为这些海洋帝国的奠基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前往亚洲，购买香料，开拓海洋市场。在专业船医出现以前，葡萄牙船船长及船上神父负责处理伤病及死亡。当时，精神安抚远胜医疗。如果有船员生病，他就必须忏悔，病重者还要写下遗书。在16世纪中期以前，即便葡萄牙船上有医生及药品，其地位也比神父低，病患更依赖和相信神的使者。

哥伦布首次远航美洲时，西班牙国王为其提供三艘帆船，旗舰有40人，另外两艘船各有25人。由于首次横渡大西洋仅30多天，船员患坏血病的很少。整个航行中，仅有一名船员因病死去，然无法确定船上是否有医生。但在哥伦布第二次远航时，船队就已经安排船医（内科），这些医生还提到有人在加勒比海患上了与坏血病症状相似的疾病。

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哥伦布画像

达·伽马船队在远航途中，遭遇到更严重的疾病困扰。其船员记载道：“在前往莫桑比克途中，许多船员病倒了，他们的脚、手开始肿胀，牙龈痛得吃不了东西。当时，瓦斯科·达·伽马的兄弟不断安慰患病船员，并将自己用来治病的药分发给他们。”从症状来看，这些船员极有可能患了坏血病。达·伽马船队出发时共有180人（另有170人、150人、118人之说），有55人在途中死去，多人患坏血病，仅60人返回葡萄牙。

1519年8月10日，麦哲伦船队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船队由五艘船组成，共有船员237人（另有265、270人之说），船队中估计有76人死于坏血病，而且船上缺乏食物，船员只能吃用老鼠腐肉做成的面饼及桅杆上的皮革。返欧后，船队仅存活20人（另说17人，或18人），坏血病导致麦哲伦船队损失了80%的船员。三次著名的远航活动无疑堪称壮举，但所有人都无力控制疾疫，海上医疗并未得到保障，远航船舰急需配备船医。

西班牙、葡萄牙人驰骋海洋的时候，英国人也在积极地准备远航。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航海业有长足进步。亨利与教皇有矛盾，希望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对抗天主教势力，皇家海军得以组建。尽管如此，海洋疾病反而随英国人远航活动的增加而增多。近代英国帆船至少有一层甲板，多则三层，装载压舱物、货物和武器，船员也住在那里。甲板下没有科学的通风设备，是滋生细菌、传播疾病的温床。另外，远航过程中产生的坏血病、脚气病等营养不良症状，是对船员最大的威胁，即便船上有医生，相关问题也很难解决，就更不要说没有船医时的情况了。

（三）后哥伦布时代不仅是大航海、大贸易时代，还是疾病大流行、大传播时代

地理大发现开始后，欧洲人开始向海外移民、殖民，以经营生意，牟取暴利。西班牙人移民美洲后，也带去了旧大陆疾病，对于当地印第安人来说，它们是致命的。其中，天花与麻疹最具毁灭性。天花是一种古老的病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天花已非欧洲最可怕的疾病，但当其传播到非洲、美洲后，没有免疫力的原住民只有绝望和恐怖。还有一些疾病，欧洲本来没有，后来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传入美洲。例如黄热病由非洲西海岸传播至美洲，后又传播至东南亚。疟疾有可能是西班牙人传入美洲，也有可能由非洲黑奴传入美洲，或者说由欧洲、非洲人共同传入新大陆。

16～18世纪，最早在亚洲定居的葡萄牙人也遭受过当地流行病蹂躏。1510年，葡萄牙人阿方索·阿尔布克尔克征服果阿后，在那里建起皇家医院。1529年，他们又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据荷兰人范·林奇顿（Jan Huijghen van Linschoten）介绍，果阿最厉害的传染病是霍乱。1604～1634年，果阿皇家医院共有25000名士兵死于霍乱和疟疾。林奇顿提道：“印度霍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葡萄牙名医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第一次向西方描述了这种流行病。”在两个世纪以后的亭可马里（Trincomalee，今斯里兰卡），英国皇家海军船医查尔斯·库尔提斯（Charles Curtis）仍然认为霍乱是次大陆最厉害的疾病之一，他谈道：“霍乱来势汹涌，传播速度快，致死率高，医院与航船是最大受灾区。”鉴于疾病肆虐，甚至有人称葡属果阿和莫桑比克为墓地。18世纪的荷属巴达维亚也经历了同样情况。恐怕欧洲人已经意识到，东方虽然富饶，令人向往，但其路途遥远，海员的身心必须经历巨大考验，在船上安排船医，以及在殖民地设立医院已经很有必要。

（四）近代船医制度的建立与西欧海外军事扩张、军队建设、军医设置有很大关系

进入15世纪，西欧航船开始配备火炮火枪，热兵器对士兵船员造成巨大威胁，再加上船舰上流行各种疾病，招募船医，势在必行。关于16世纪英西大海战西班牙失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要从医学角度来分析。整个无敌舰队虽然配备了85名医生，但数量还是不够（舰队有100多艘战舰，上万名士兵）；除此之外，西班牙船舰上的卫生条件也很差。首先，船上的饮用水不干净，基本上呈变质状态。据说这批水是海战前3个月储入各船舰的，时间过长。其次，腌制的牛、猪、鱼肉已经变味过期，面包也生蛆或布满蟑螂。而且，酒桶也密封得不严，葡萄酒放久了，也不宜饮用。数以百计的船员患上痢疾。最后，即便舰队有船医，但当时的医生对痢疾、斑疹伤寒等疾病基本是束手无策。西班牙医生没能有效地预防疾病，没有合理安排膳食，以至难以维持军人的健康体质，这是应该追究的。另外，西班牙“无敌舰队”中有300名神职人员，一来可以增强士兵信仰，二来可以教化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其地位、作用远高于舰队中的医生，以至淡化了后者的作用。这可能也是无敌舰队最终被时代淘汰的原因之一。相反，英国舰队在医疗、卫生、饮食供应等方面都要优于西班牙，这为英国舰队战胜西班牙舰队提供了基础保障。

油画中的“圣玛利亚”号帆船

三 15～16世纪西欧船医的基本情况

最初，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内科医生不愿意担任船医，于是出身卑微、生活拮据的外科医生为了生存，登上了远航船舰。多数船医由“理外行会”培养，上过大学的外科医生较少。

就葡萄牙而言，达·伽马船队中有两名内科医生，相关信息仅被简略记载：两名内科医生都是葡萄牙人，一人叫加西亚·德尔·福尔托（Garcia del Huerto，另载为阿波托），另一人叫克里斯托弗·达·科斯塔（Christopher da Costa）。他们是首次记录南亚情况的欧洲医生。其实，福尔托（就是葡萄牙著名医生加西亚·达·奥尔塔）。这两名船医都在非洲及南亚海岸居住过一段时间，对热带疾疫有初步了解。也有学者谈到，在达·伽马的船队中，没有一名真正的船医，福尔托等人抵达次大陆后，就再也没有在船上服务过，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船医。麦哲伦船队仅雇用了一名船医，还有3名助手（理发师）。不幸的是，包括麦哲伦自己、船医、2名理发师都在途中去世。16世纪，西班牙无敌舰队有多艘医疗船，这些船上共有85名船医（内外科都有）。同时期的法国海军也有医疗船，基本上是每10艘战舰配备一艘医疗船。

都铎王朝的英国存在四类医生。内科医生地位最高，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懂外科知识（即内外科兼修），但很少动手术；外科医生负责做手术及理发；然后便是药剂师，其获得资格后，便可以在药店卖药，顺带指导患者用（吃）药、治疗；地位最低的就是草药医生、草药商、江湖郎中、炼金术士。他们通常游走于各地，用偏方治疗患者的小病，也以此养家糊口。英国船医主要来自第二类（外科）医生。由于情况特殊（在海上），船医兼顾内外科医生的职责。最初的英国船医指服务于商业公司的海上民间医生，以及效力于皇家海军的军医。

近代英皇家海军（官方）始设船医的日期不详，有学者认为是在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时期，但相关证据不足。准确地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英国官方（海军）雇用了第一名（外科）船医，当时，皇家海军还为这位医生配备了助手，协助其动手术。近代船医特恩布尔（Turnbull）也提到，大英博物馆保存了一些资料，其中谈到1512年英海军便雇用了船医，他们有固定薪酬。1513年，英法展开海战，其间英军为舰队配有四名船医，另外雇用了一些助手，还偶尔派地位颇高的内科医生登舰指导。另有资料提到，1513年，有32名外科医生在英国海军中服役，薪水由王室拨付。也有学者认为，当时英王仅在特殊战役或事件中，才为船舰安排船医。亨利八世时期，海军的行政制度初步确立。一来，英国成立海军委员会，设立军阶制度。战争爆发时，皇家海军又设立“海员伤病专事委员会”（Commissioners for the Sick and Wounded），管理医务（包括船医）。二来，“理外行会”必须为海军、王室服务。于是，亨利八世赋予“理外行会”推选船医的权力。1545年，亨利八世的战舰“玛丽·露丝”号（Mary Rose）在首航时便遇难沉没，考古人员在主甲板右舷发现两间狭小的医务室，室内有两个医药箱、一张（医疗用）四角长凳。医药箱由木头制成，箱内有许多小格，格子中放着各种药剂。有学者认为，当时的英国船医较少，小船上根本没有医生，只有大舰才配备相关人员。

就英国官方船医发展而言，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是转折点，特别是在击败无敌舰队后，英方更加重视船医，努力提高海员的医疗待遇。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三点。其一，在英西大海战之前，西班牙虽然准备了大量食物（盐渍肉类等），但多数已经腐坏变质，不能食用。相反，英国海军的食物不但准备充分，还很新鲜，且搭配合理。英方规定：

在每个星期，军舰上每位士兵每天的食物都不一样：有一天吃1磅面包、1加仑啤酒、一些奶酪、1块干鳕鱼；又有一天吃1磅面包、1加仑啤酒、3磅盐渍牛排；还有一天吃1磅火腿、1品脱豌豆；另有一天专门吃鱼肉。其他时间的食物也不一样。

这样一对比，在英西海战中，拥有健硕身体的英国士兵似乎更具战斗力。

其二，16世纪中期以前，西班牙葡萄牙大帆船仍然占据海上主动权，英国造出的船舰还不够强、大、快，海洋疾病未能在英舰上凸显。最开始，英国人沃尔特尔·那勒夫（Walter Raleigh）在远航圭亚那（1595）、委内瑞拉的航行中还表示，船员们没有遭受疾病困扰：

虽然船队抵达之处非常炎热，天气变化很大，时而暴晒，时而暴雨，船员们的食物也已经腐烂变质，即便捕到新鲜鱼类，也没有任何调料，但令人惊奇的是，大家都没有生病。

就此，有学者指出，当时疟疾及黄热病尚未在新大陆流行，因此英国人得以幸免。但是，到了1558年伊丽莎白继任英国王位时，英国船舰已经开始大规模远航远征，船员染上疾病的概率大大增加。

其三，英西开战前，英方船舰的环境及医疗条件也很差。于是，有谋士向伊丽莎白女王进谏，希望改善海上医疗条件。该请求最初被女王拒绝，理由是泊于英国军港中尚有不少病患等待救治，海军更无精力照顾（参战的）健康军人。好在伊丽莎白女王经过深思熟虑后，意识到船医可能要在战争中发挥不寻常的作用，遂又尝试改革，其颁令：“随着皇家海军中病患增多，女王陛下认为有必要安排经验丰富的医生加入军队，提高医疗福利。”果然，英国船医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马不停蹄地应付截肢、骨折、脱臼、烧伤等问题。一些不检点的船员在战前染上性病，他们也进行了处理，最终保障了士兵健康，为赢得战争立下功劳。

在中世纪后期，荷兰外科医生已经有自己的行会，也有行头、行东（或称师傅、老师、职业医生）、帮工、学徒的等级划分。当然，学徒水平的高低与其师傅的培养有关。一般来说，学徒学习剪头剃须，清洗医疗用具，做些小手术，为病患包扎伤口。在荷兰，还有培养外科医生的专门课程及书籍。如果能够到医院实习，则能上解剖课。学徒学成之后，师傅便授予其毕业证（teaching letter，相当于文凭），这是成为职业医生的前半程教育。要成为职业医生，帮工阶段也很重要，帮工要跟随另外一名师傅学习、实习及工作，在较大的城市听课、听讲座。另外，“理外行会”的学徒、帮工还要参加职业医生考试（master-surgeon，有些资料称主治医生考试）。如果考试没有通过，还可以参加船医考试（荷兰语称zeeproef）或外科护理人员考试（荷语称meesterknecht）。这从侧面证明，在16世纪（及之前），荷兰船舰上便有专业医生了。一旦帮工获得新师傅授予的毕业证，就有机会成为正式、职业的医生了。以德国的帮工为例，他们从学徒阶段毕业后，便离开老师傅，去荷兰等地寻找新师傅，学习新知识。毕业后，他们可以当军医或民间船医，或成为乡村医生。想成为职业医生，则必须参加并通过相关考试。如果有当船医的经验，还可以折抵成实习期或实习经验（当职业医生要求实习）。

15世纪，当尼德兰受控于哈布斯堡家族时，荷兰海军便开始雇用船医了。不过在一支荷兰舰队中，仅有高级将领才有权配备私人医生。在西班牙菲利普二世（1527～1598）统治荷兰期间，有些荷兰军舰也安排了医生。当时，舰队甚至拥有医疗船，16世纪中期的荷兰医疗船“圣·约翰”号由耶汉·迪尔西斯（Jehan Dircxz）指挥。荷兰奥兰治亲王（1533～1584）反抗西班牙统治期间，也在军舰上安排医生。荷兰共和国成立后（1581年以后），五大海军分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米德尔堡、霍恩、恩克霍伊森，各自招募船医到军中服役。16世纪后期，荷兰的军医制度进一步完善，每团配备一名外科医生及2名助手。17世纪中期，英国军团参照荷兰模式，为每团配备一名医生。不过，这里没有特别强调（英、荷）是陆军还是海军。

结语

近代早期，欧洲虽然已经出现船医，并有人数增加的趋势，却存在不少问题。西欧船医的人数还明显不足。以英国为例，从都铎王朝至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其船医并不多，海洋医学也发展缓慢。16世纪由于英国军方支付的报酬少，船上条件差，遂没有多少合格的医生愿意加入海军服役。更多时候，英官方（枢密院）向“理外行会”施压，强迫其输送外科医生（或学徒、帮工）到海军服役。

当时西欧船医的地位普遍较低，还没有独立、统一、完善的编制，身份与水手长、炮手、木匠持平，低于主炮手，算不得船舰上的军官或长官。在英国，直到1843年，船医地位才有较为明显提升。

16世纪，西欧船医的工资普遍较低。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英国普通医生的年薪已经达到200镑，船医的年薪却只有100镑。同时期，西班牙外科船医的待遇稍好，月薪为35先令，超过普通水手（19先令）和水手长（25先令）。

近代早期，西欧船医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多数人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1588年，英船“阿鲁德尔的理查德”号（Richard of Arundell）的船员在前往贝宁（西非海岸）途中患上热病，船医的主要治疗办法就是放血，就当时而言，多数船医不了解热带疾病。即便有些船医能力强，也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病情，如果遇到流行病，病患激增的话，他们根本就顾不过来。

早期船医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对疾病缺乏后期护理上。1554年，“普利姆罗斯”号终于返回普利茅斯，但病重船员威廉·约阿比（William Yoabe）及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被送上岸后，仅被当地杂工照顾，没过几天，两人相继去世。另外，1554～1555年，当英国船“特立尼提”号（Trinity）返回布里斯托后，生病的炮手约翰·休伊斯（John Hewes）雇用了三名女佣来照顾他。不久休伊斯去世，留给每位女护工10先令。若是在远航途中生病，病重者有可能被放在抵岸处，由没有医护经验的当地人照料，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近代船医及相关管理制度还不健全，欧洲人却已经意识到，在大船上安排船医好过遇到问题后到处寻觅医院。近代海上医疗和海洋医学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缓缓起步了。

首先，近代早期的船医虽然难以了解坏血病病因，但已经熟悉其症状。也即是说，他们发现了问题，却不知道怎样解决问题（例如营养缺乏症的处理）。16世纪末，英国人已经注意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1562年，“米尼恩”号（Minion）船员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Freeman）在（西非航线）航行过程中去世，他将部分遗产（6先令8便士）留给船医，另一部分留给众船员，丰富大家的伙食，补充营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艘船的船医、船员或许注意到了饮食结构的重要性，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坏血病是由营养失衡导致的疾病，却无疑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当然，船医还需要对付各种传染病，如痢疾、斑疹伤寒、伤寒、肺炎，以及性病。

其次，在“理外行会”中，学徒主要学习放血、引流（例如刺破脓疮）、拔牙、截肢、缝合等技术。当时，外科医生不能开药，那是内科医生的工作。在这方面，只有船医是例外，因为船上只有外科医生，没有内科医生，也即是说（外科）船医在船上要治疗多种类的疾病。如此看来，外科船医虽然辛苦，却能较快积累实践经验（包括内科），这无疑促进了外科学的迅速崛起。

最后，近代船医与古代船医最大的不同在于，随着其数量增加，一套系统科学的船医管理系统将逐渐成熟，海洋医学随之得到发展。1590年，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及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爵士创立“查塔姆·切斯特”（Chatham Chest）慈善基金，帮助残疾及贫困的船员。1594年，查塔姆医院成立，专门照顾受伤生病的海员。这些善举促进了英国海军医疗制度的发展，也为欧洲同行提供了经验。

总之，西欧近代船医的产生或出现，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地理大发现、或大航海运动、再或风帆船鼎盛时代，船医是保证远航成功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西欧近代产生远洋船医是值得关注的历史问题，其存在及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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