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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被用于表达对他人的失望——失望于他们对现状的失望

安斯加尔·艾伦

2023-03-27 11:25

【编者按】

从木桶中特立独行的哲学家到网络时代涨落不停的不良情绪，在《犬儒主义》一书中，作者安斯加尔·艾伦描绘了从公元前4世纪希腊犬儒主义者的“无畏直言”到当代多面、复杂的犬儒主义表现的历史。本文为该书第七章的《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一节，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对现代犬儒主义的典型描绘并不聚焦于其家长制，或者自称“慈爱”的那一面。与我在上文中的描绘非常不同，大众印象中的现代犬儒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缺陷，或是一种社会弊病，需要被关切，或加以矫正。根据其诋毁者的说法，现代犬儒主义的特点是怀疑与退缩。现代犬儒对高尚的理想报以怀疑，他们从公共领域退缩到私人生活的领域，但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充斥着被激惹起来的有害怨恨。之所以从公共领域之中退缩，有很多原因：否认批评具有积极价值、不信任集体解决方案、不信任体制的介入与干预、对社会与政治改革不抱任何希望，以及对所有呼吁进行行动与变革的号召的选择性失聪。那些号召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徒劳无用，直接被丢在一边。

大众想象之中的现代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是如何产生的？这当然会被首先归咎于市民社会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体制。但对它们的责难是很温和的，认为它们给了民众一些不适当的理由去沉溺于现代犬儒主义。一切都只是良好治理中的偶发失误，是各种不可避免的缺陷、失败、丑闻和诡计的结果。这些却被狂热的媒体公开了。从这种视角来看，大众的现代犬儒主义，其最大的愚蠢在于，它根本无法区分政府治理的好与坏。大众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夸张的失望状态。政府治理的不足之处、体制的失败或腐败都只是个例，但民众的反应模式却近乎巨婴。当没有收到他们心目中恰当的回馈时，这些当代犬儒就主动地切断了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将他们的失望转化为一种犬儒式的决断：所有机构与体制都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只能对它们报以漠视。这些当代犬儒觉得，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所有努力终将白费。因此他们抛弃了个人责任，决心对政治保持冷漠。他们哀叹一切已然被败坏。但就在他们的放任之中，对美好之物的侵蚀却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亲手促成了它。

针对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及其解决方案是这样的：要恢复民主社会中诸多体制的运作，使它们能再次为公民提供充分的服务、支持和照顾，从而弥补和恢复对它们的尊重。这种尊重在很多情况下不应丧失。这一论点或许太绝对了：我们需要恢复信念，治愈社区，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重新赢得意义与目的。必须重建公共领域，因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义完全维系于此。这种恢复与重建是艰难而漫长的。但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努力。因为赌注过于高昂，我们输不起。现代犬儒主义不仅应被视为是个人罹患的疾病，而且必须被视为传染病，因此我们需要扩大治疗的范围。如果这一恢复与重建进程想要成功，就必须获得充分的资助和充足的资源。除了别的东西以外，在此过程中还特别需要这样的存在：现代犬儒主义的敌人——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犬儒主义批判者，通过写作来与现代犬儒主义进行对抗的作家。我们特别需要他们在理智上的坚毅，他们在时间与资源上的付出和他们的善意。这些与现代犬儒主义进行对抗的知识分子，或许在著作中也会表达失望与不满，但他们是有分寸的、有针对性的。这与那种现代犬儒表现出来的巨婴式的、无休止的失望与不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批评家的不满源于他们对民众的失望——民众并未按他们的设想去思考。社会评论家们已经用如此义愤填膺的方式去描绘不公正的存在，民众却未被动员起来与不公正的强力相对抗，也未爆发出集体性的愤怒。批评家们对此只能报以哀叹：这是集体冷漠。这是一个典型诊断：“集体冷漠”是民众持有现代犬儒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些批评家认定，克服现代犬儒主义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评论家，因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批判性洞见、仔细的诊断、富有远见的声明、倾听民众呼声的种种理由，以及宣扬乐观主义的种种宣言。批评家们认为自己发现了症结所在：当代犬儒的问题在于缺乏政治想象力。在主流文化中弥漫着理智与想象力的贫乏。发现这一点并做出论断的评论家们转而用自己的评论来加以回应。他们认为，这种现代犬儒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平庸的人际互动模式，一种习以为常的视角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将自动造就轻蔑的态度，制造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从而以自我强化的预言，使得现代犬儒主义持续存在下去。批评家们进一步认为，要治愈这种作为社会疾病的现代犬儒主义，除了常规方法之外，特别需要注入希望，从而将现代犬儒患者从那种无端的否定性之中解救出来。这种无端的否定性削弱了人们对政治与公共事务官员的信心。现代犬儒错误地、一厢情愿地认定，官员的行为完全受权力意志的驱动，因此一定会放弃对公共善的承诺，转而追求个人的仕途。这种老生常谈的现代犬儒主义论调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被卑劣的动机驱动，不论他们表现得多么崇高。因此，在现代犬儒看来，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客更关心的是在选举中获胜而非治国理政；专业人士更关心的是职业发展和晋升；公司更关心的是利润以及免于诉讼，而非服务公众。现代犬儒主义的批评者认为，所有这些现代犬儒式的先入之见都必须被驳斥。

批评者认为，这种现代犬儒主义是缺乏信仰的产物，是危险的、自我否定的，具有社会破坏性。它也是对所有社会改良的拒绝，一种独断的、不假思索的拒绝。现代犬儒主义对人的这种理解，基于一揽子假设：个人和体制首先被一种自私自利、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冲动所驱动，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永不满足的贪婪，因此对个人和体制都不能加以信任。批评者认为，这种对人的理解流毒甚广。评论家指责这些现代犬儒犯了错误，将自己对世界狭隘贬抑的理解随意扩展延伸到了其他人身上。就此看来，即便现代犬儒自称持有“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现实主义”，声称已经看透了事物的本质，达到了事物的根源，但这只不过是现代犬儒在表达自己的卑劣自私和道德上的贫乏而已。这些现代犬儒因为自己的“现实主义”而遭受着折磨，但他们又犯下以偏概全的谬误，将自己那种狭隘贬抑的观点扩展延伸到那些尚未对人类的可能性失去所有希望的人身上。批评者继续指责道，现代犬儒主义流毒甚广，存在于那些假定其他人和他们一样愤世嫉俗的人群中。这种基准假设使得现代犬儒被封闭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封闭在个人对世界状态的种种自我强化的先入之见中。被如此这般描绘的当代犬儒主义被认为应该对各式各样的社会顽疾负责：从公众的不满、政治冷漠和文化衰退，到对启蒙理想失去信念的危险状况，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内部衰弱。当代社会中，民众对自由民主政体的体制性价值和文化性价值普遍缺乏认同，从而缺乏投入的热情与行动。这被归咎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现代犬儒主义。它还被指责引发了对真理、专业知识以及权威的全面且无限制的怀疑与猜忌，最终导致了所谓“后真相”这一现象的出现。

我在上文和下文中都引用了很多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批评。从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到，尽管每一个批评者都在小心翼翼地展示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他们还是在支持（至少是迎合）对“犬儒”这一术语的贬义用法。其典型特征是强调“犬儒”对“他人”的依附——“犬儒”永远是围绕着“他人”在打转。“犬儒”这个词被批评家们调动起来，毫无讽刺意味地表达着对其他人的失望——失望于其他人对事物现状的失望之情，即对失望的失望。现在现代犬儒主义成了批评的标靶，因为其在政治方面的有害影响而被责难。这些有害影响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缺乏对共同事业或社群倡议的承诺（这种承诺本身必须以对“共同善”的承诺为基础）；在面临逆境时过早过快放弃的倾向；在同一环境中生存却拒绝提供任何回馈的自私自利。总之，一系列社会弊病被归咎于现代犬儒主义，而这些社会弊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灾难。

尽管在这份批判清单上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但这种对现代犬儒主义批判的框架仍然是有问题的。让我们回到这一章的最初话题上来。根据之前的讨论，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些斥责并通过写作来反对现代犬儒主义的人，他们所进行批判的方式正好提供了适当的例子，例证了现代文明的家长制底色——现代犬儒主义则是彻底否定家长制的。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所有指责，也同时为那些警告公众注意现代犬儒主义危险的人们提供了辩护，为他们的道德严肃性以及对社会的不可或缺性提供辩护。这些都基于对平民大众的疑虑和猜疑。在批评家眼中，平民大众的自我治理能力不值得信任。所以社会必不可少地需要专家，需要社会评论家、学院派的专才、媒体专栏作家、社会福利部门的专职人员、政治野心家的道德干预，连同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者所代表的体制性的力量。在对当代犬儒主义的批判中可以收获的吸引力和自我肯定的满足感如此之大，以至于近年来，大众和学术出版物都被淹没在了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指责之中——从它对“美国梦”的清晰可见的破坏到它对人际关系的侵蚀。它是妖孽，或是大恶。它使得新闻记者遭遇公众的冷漠，它从教育之中抽走了希望与本真，它为煽动战争和无视国际法提供了便利，它撕裂了家庭与社群，它使我们无法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斥责现代犬儒主义，控诉它在其产生过程中暗中破坏着体制，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简而言之，这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体制与社会弊病之间的共蕴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