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市长选举的结果，能否为民主党的执政难题给出答案？

2023年2月28日，近45万名芝加哥市民走进了投票站，在四年一度的市长选举初选中投下了选票。而仅在投票站关闭不到两个小时后，现任市长劳瑞·莱特福特（Lori Lightfoot）便在支持者面前发表了败选演说，承认自己与第二个市长任期无缘的政治命运。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市长洛丽·莱特福特在选举之夜集会上发表讲话。

这是一个芝加哥市民并不习惯的时刻：从担任过众院民主党领导核心成员和奥巴马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到戴利（Daley）父子和哈罗德·华盛顿（Harold Washington），芝加哥市长的位置上从不缺少政治生涯显赫、在整个民主党和全国政治中都持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这个城市更是将奥巴马先后送进了参议院和白宫，而莱特福特却在这个她唯一担任过的民选公职上度过四年后就被迫仓促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不仅和她的前任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她四年前刚刚当选时所象征的历史性意义和被芝加哥市民与整个民主党所寄予的厚望形成了不小的落差。

一

事实上，“历史性”是2019年媒体在报道莱特福特的胜利时最常使用的一个形容词。这种历史性中既有十分明显的含义——她是芝加哥历史上的首位非裔女性、首位性少数市长，也有在更深层次上的意味：在芝加哥乃至整个伊利诺伊州，注重资历、关系、履历的所谓“机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往往是希望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所必经的上升渠道，而莱特福特此前并未担任过任何民选公职，在同一轮参选的14名候选人中也是最不具知名度的，却要面对多位来自显赫政治家族或在芝加哥政界活跃多年的对手。

但在当时芝加哥面临的境况和选民的微妙心态下，这种“外来者”的身份却给了她十分独特而难得的优势。过去几年芝加哥发展的不平等已经在城市不同的区域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一方面，科技和会展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心城区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维系着美国最繁华、壮观的城市景观之一；另一方面，位于城市外围、具有高密度非裔美国人社群的西区和南区则处于被遗忘的状态，面临着居高不下的帮派犯罪率和财政资源不足的公立学校系统问题，导致了每年数千非裔居民的迁出，甚至让芝加哥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总居民数减少的大型城市。

更糟糕的是，在美国社会面临新一轮对种族关系、种族主义的反思浪潮的过去几年间，芝加哥却成为了警察与非裔社区关系不佳的反面例子。2014年，一名17岁的黑人男青年在与几名警察的短暂追逐后，被一名白人警员枪击致死，虽然当时前者身上携有一把刀，但事发时的视频录像却显示他并未展示出任何攻击性，而该警员在他倒地以后还继续射击，证明了这个过程中无疑存在过度使用武力。芝加哥市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起初涉事警员声称“对方持刀冲向自己”、“感到对自己生命的威胁”，而展示出真相的视频来自现场警车的随车监控，是相关部门在事发十三个月后、在法庭命令下才公布出来的。人们还发现，涉事警察在此前有多次被投诉使用不当暴力的记录。这位警察随后被起诉并成了芝加哥五十年里第一位被陪审团判定谋杀的警员。尽管如此，司法部在事后针对芝加哥警队的调查后发表了一篇对其极其不利的报告，称其存在系统性不公对待非裔和拉丁裔居民的问题。由于发生在“标志性”的警察暴力事件“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命案”仅数月后，这起事件在芝加哥政治环境中制造的震荡又大了许多倍。

与此同时，在选举前夕，芝加哥市政厅还面临着一起腐败丑闻：从1969年开始就一直在市议会代表第十四选区、迄今为止任期最久的市议员爱得·博尔克（Ed Burke），被指控在自己数十年的职业生涯里连续对许多希望获得市政工程合同的承包商进行敲诈勒索，以审批他们申请的结果作为要挟，胁迫他们雇佣自己所在的律所或雇佣他的家人；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在当时还任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被指控行为的体量之大和涉及证据的数量之多，导致庭审一度延期至今年年底。这起丑闻可以说完全毁掉了芝加哥市民对传统政治人物的最后一点正面感受。

二

然而莱特福特对自己城市的诸多愿景还没来得及被付诸实践，就被迫面临了许久以来给全美各地基层执政者最大挑战的一场危机：新冠疫情。在最初数月里，当配合封锁还在各个政治派别中都是“团结”的象征时，莱特福特一度成为了防控措施最出色的公共沟通者之一，她不仅成功说服了芝加哥市民在很大程度上遵从居家指令，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严肃表情甚至一度成为了被人们发表在社交媒体上或摆在窗前的meme，意在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提示市民减少外出。但随着时间推延、防疫措施和疫情本身被两党政治化的程度加深，莱特福特也随即面临了数起最终终结了她职业生涯的危机。

共和党人围绕疫情所玩弄的危险政治游戏可以说已经人尽皆知，从前期的封控到后期的疫苗推广政策都被他们描绘成是对个人自由的攻击，并致力于为基础选民铸造更加牢固的阴谋论回音室。而负责在最末端实施这些措施的民主党大、中型城市的市长则成为了很多攻击的直接承受者；莱特福特不仅因为要求包括警察、消防员、教师在内的职业群体接种疫苗受到了诸多保守派知名人士的攻击，更是极易触发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所谓“愤怒的黑人女性”负面刻板印象，尽管管理芝加哥这项工作一直都离不开果断、直接甚至观感上显得“不近人情”的行事风格。

同时，由于民主党人几乎完全控制着从州级到市级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莱特福特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民主党内部已经存在许久的意识形态裂痕中，这甚至成为了她执政中阻力的最主要来源。2022年初，随着多款疫苗的完全普及和其有效性得到充分证实，绝大多数人可以说拥有了唾手可及的避免新冠风险的方式，再加上人们对新变种的理解已足够充分，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心应从口罩、封控、减少公共生活转移到在疫苗接种的前提下尽可能保障正常生活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不仅当时民主党内已经有如新泽西州长菲尔·墨菲等主流政治人物在积极主张这个变化，这一重心转移也得到了科学界的充分证实：许多在疫情初期最坚定宣传口罩与居家甚至因此受到诸多来自保守派的攻击的医学界人士，此时已经开始同样坚定地主张适时废除上述措施，他们还认为这样的决定还有助于增进公众对疫苗有效性和可靠程度的信心。

和其他许多大中型城市一样，在芝加哥，这场讨论最为激烈的领域是公立学校。线下教学暂停和由此造成的少年儿童的孤立生活对他们学习、发展和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已经被无数研究所证明，而生活在非裔和拉美裔社区、由于家庭收入限制而缺少选择只能倚靠公立学校系统的少数族裔孩子从中受到的伤害尤其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莱特福特的市政府作出了在新年假期后全面开放学校、恢复线下教学的决定，但这随即遭到了公立学校教师工会的激烈反对，后者希望能继续进行线上教学，尽管出于上文所提到的原因，恢复教学已经是最受科学支持、最能让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受益的决定，也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在没能得到莱特福特的妥协以后，教师工会随即在学期开始之初组织了一场罢工（walkout），推迟了约三十五万中小学生的开学。这场冲突得到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让芝加哥被卷入了一场由来已久的棘手政治争端中：虽然工会在绝大多数行业中为保护受雇者权益所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共和党各级政府多年以来对工会削弱和攻击更是十分糟糕的，但就像警察工会对遏制警察暴力的努力所起到的负面作用一样，相当多的美国公众相信，教师工会不仅并不完全代表其成员的观点和利益，其领导层在近年来的许多决策和其在最高法院做出“联合公民诉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 United v. FEC）”判决、放开政治捐献之后作为所谓“特殊利益集团（special interest group）”在政治中施加的影响，为许多中低收入社区中公立学校的不理想现状有所贡献。这并不是莱特福特任期内第一次和教师工会发生冲突。带有浓重反高潮色彩的是，大概因为对自己要求的低合理性有所意识，芝加哥教师工会在得到了几点象征性的妥协以后就和市政府达成了协议，在疫情后第一次正式全面恢复了线下教学，但这个结果得到的注意力远不如冲突本身，而这恰恰是政治沟通层面上对莱特福特来说最糟糕的结果，既疏远了作为民主党政治内重要力量的教师工会，又没能向公众展示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果断和决心。

另一个断送了她政治生涯的关键节点同样是对许多地区级政治人物都十分棘手的问题：如何把握警察改革与公共安全两个重要需求间的微妙动态。选民在做出选择时对警察不满的心态，莱特福特竞选中对此的表态，她此前在一个警察监督委员会上的任职，种种因素都预示了她任期中在与警队的关系问题上注定极具挑战性。事实上，在她上任初期，警察工会的领导就表示过对她的不满，称她“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抱怨警察”。这位工会领导还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表达过对国会山暴动参与者的同情；莱特福特则曾在通信中将对方称为“小丑”，称他“除反对和阻挠改革以外什么都没有做”。双方最为公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21年秋天，在得到了其他大多数公共部门雇员认同的情况下，芝加哥警察工会激烈对抗市政府要求全体雇员接种疫苗的规定，并以置自身职责和城市公共安全于不顾相要挟。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了下一年的年终，直到最后，未按规定接种疫苗的警员依然有近一千八百名，这也成为了莱特福特任期中市政厅与警队关系的一个缩影。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0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洛丽·莱特福特出席芝加哥警察局的晋升和毕业典礼。

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她有再多针对警察部门的改革计划也很难付诸实施。雪上加霜的是，从2020年年中开始，民主党内部也很大程度上搞砸了自身在警察问题上表态的可行和自洽性：在2020年夏天弗洛伊德之死激发的种族正义运动中，由一部分怀有好出发点却过于绝对地看待问题的活动人士提出的“撤资警察”口号迅速占领了相当一大部分的舆论场域。虽然在当时的语境和情绪下可以理解它的诞生和走红，但事实上，它不仅忽视了公众——尤其是其中如芝加哥南区的中低收入少数族裔社群居民——对警察和公共安全的正当需求，更与能够制约警察暴力的诸多有效举措背道而驰：从更年轻、更多元的新警员雇佣，到更科学的降解冲突、反种族主义训练，再到配备如随身摄像机等设备和更加科学的监督机制，这些都需要更多更科学地分配和使用的拨款。作为在警察监督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莱特福特自然也能看到“撤资警察”的上述问题，早在2020年夏天就对此明确表示了反对，并指出一旦在芝加哥实施，造成的另一项后果便是受雇时间较短、族裔组成更多元且受训更科学的警员要被迫离开芝加哥警队，并且会让许多少数族裔年轻人失去一项能实现阶级跃升的职业选择。

和莱特福特一样对“撤资警察”表示了反对的民主党人并不在少数，但在过去的几次大选中，共和党人还是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他们和这个标签绑定到了一起。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沟通方面的因素以外，还有从疫情中开始的美国大中城市治安的恶化，而这其中，芝加哥的情况可以说尤为严重。相比2019年，严重犯罪的数量上升了33%，2021、2022两年所发生的谋杀案数分别为近700和800起，帮派犯罪、抢劫、劫车等也成了特定区域的“常态”，而非裔居民为主的社区则受这股犯罪率伤害最深。同时，“撤资警察”声浪在公众中激起的愤怒并没有将压力施加给妨碍改革的警察工会，反而针对了无力改变系统、真诚希望对保护自己社区安全的普通警员，他们在疫情期间不仅属于承受了最高的感染风险的职业之一，而且还承受了极高的工作强度，却因此感到自己的付出不仅没有得到承认或感激，反而收获了不少不应得的敌意。在这样的背景下，芝加哥的警员人数在这段公共安全恶化的时间里居然减少了近一千五百人，这无疑加重了芝加哥市民对莱特福特市政府无力且无意愿处理此类问题的印象。

三

所以，莱特福特的竞选失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本人并不怎么能够控制的因素：新冠疫情自然是其中十分主要的，事实上，她是疫情以来第一位面临连任竞选的大型城市市长，她的同事们在之后的表现是否会更好还是未知数；同时，她所面临的处境体现出整个民主党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民主党虽然时常讲，自己承诺的图景无法实施的原因纯粹是因为共和党的阻挠（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但观察全国上下民主党拥有所谓“政府权力铁三角（Government trifecta）”——即政府和议会两院——的地区，很多时候情况也并不像他们所许诺的那么理想。

《纽约时报》社论编辑本雅明·阿普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曾撰文指出在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系统性的问题：“住房类别分区法律（zoning laws）”禁止了在大量地区建造价格更友好的公寓楼，从而导致了这些地方房价居高不下，产生了大量无家可归者，且对少数族裔居民的影响格外严重；规定特定公立学校的收入只能来自于其所在学区的特定税收，导致不同学校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芝加哥所在的库克县正是一个代表性极强的例子。和其他许多问题不一样的是，这两点都是可以在这些深蓝地区内通过州级和市镇级的立法改变的，然而即便住房和教育公平都是民主党今天纲领中的中心价值，因为党内特定派系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阻挠，对住房分区和学区的改革也鲜能在这些深蓝地区成功推行。

许多并不缺乏能力和执政意向的市长便被卡在了许多类似的派系斗争中间。事实上，虽然莱特福特接下的是一个让选民有无数不满的“烂摊子”，但她的前任不仅并非平庸或懒政之辈，而正是曾任众院民主党领导层成员和奥巴马第一任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努尔。在他的两个任期内，他已经大幅提高了公立学校学生的平均在校时间和毕业率，让芝加哥河两岸的办公和商业区重新焕发光辉，还免除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本地公立大学就读的费用。但面对着和莱特福特类似的处境，他无力解决的问题反而成了定义他任期的符号，让他选择不再竞选第三个任期。类似的情况还在最近的纽约发生：当去年年底刚刚连任竞选成功的纽约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面对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席位空缺时，希望提名拥有丰厚经验和法学素养、且能作为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创造历史的候选人Hector LaSalle。尽管这一提名让许多拉丁裔纽约人都倍感鼓舞，这位候选人也得到了多个工会组织和如路易斯·米兰达（Luis A. Miranda）等进步派拉丁裔社群领袖的背书，但一些来自深蓝选区、以意识形态作为唯一行事原则的州参议员还是因对他在涉及如工会权的案件中考虑更深刻、周全的判决感到不满，不仅在公开表态中对他的判决进行简化和断章取义作为反对理由，还多年来第一次拒绝将这一提名推举至全体参院进行表决，给予了这位来自本党的候选人和共和党参院给奥巴马高院提名人在2016年时同等缺乏最基本尊重的待遇。除了意识形态原因本身以外，他们行为的另一个目的是在属于党内“实用主义执政派”的州长任期开始给她一个下马威，表明掌握自己派别才拥有左右纽约政治的力量，尽管在不久前的中期选举中，正是他们在公共安全方面过于简化问题的表态，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党在纽约的重大失利。

事实上，“公共安全”在过去的两年里甚至快速超过了上文中提到的住房和学校两个议题，成为了在民主党内部制造派系分裂并降低其执政可信度、为地方级执政者制造难题的最大因素之一。不久前，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对本地区刑法的改革，其中除了一些对司法系统公正性的改善以外，还包括了如大幅降低劫车、抢劫等行为刑罚的条款，这无疑对扭转公共安全恶化的趋势并无帮助，因此，特区的民主党市长随即否决了这个法案，但她的否决却被议会再次驳回。由于华盛顿特区在政治上的特殊性，这立刻将整个民主党拉进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联邦国会拥有驳回特区立法的权力，共和党人也立刻起草了这样的法案出来；而对民主党人来说，拒绝支持驳回不仅会导致一个连同党市长都拒绝支持的糟糕法案通过，更会在接下来两年内的竞选中被多贴上一个“应对犯罪不力”的标签，但和共和党人一起投票支持驳回这个行为本身，则违背了民主党党长久以来所支持的赋予华盛顿特区州权的立场。在经过权衡后，拜登政府选择了伤害更小的一个方案，和数十名国会山民主党人一起通过了对特区立法的驳回。而这场吸引了大量注意力的冲突，原本可以通过特区议会中民主党人更谨慎的立法行为来避免。

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想象，在芝加哥一轮选举中胜出的，也都是代表了对当下政策方向相当程度上相反的候选人：以32.9%得票率居首并大幅领先其他8位候选人的保罗·瓦勒斯（Paul Vallas），是一位伊曼努尔式以擅长治理和政策制定为特色的政治人物。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长候选人保罗·瓦拉斯(中)与支持者一起庆祝。

他在芝加哥南区长大，履历中与这里关系最大的一项是在1995至2001年间担任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CEO，并在之后被宾夕法尼亚、新奥尔良、桥港等地的公立学校系统雇佣担任管理层，在这些岗位上获得了善于在短时间内解决危机、制定策略的名声，甚至在卡特琳娜飓风后主持了新奥尔良学校系统的重建，这自然是许多市民眼中今天的芝加哥所急需的；但让他获得最多市民支持的，其实是他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表态：他从竞选初期就将自己树立成“撤资警察”的反面，提出了提高起诉率、招募更多警员并建立“社区警察”制度，虽然如上文所说，莱特福特也从未表达过对“撤资警察”的支持，但选民还是和四年前一样，将瓦勒斯视为了代表对现状发起挑战的候选人。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市长候选人Brandon Johnson与支持者庆祝。

而获得21.6%选票的亚军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则来自光谱完全相反的一侧，他来自党内进步派一翼，因他在公共学校方面的政策而获得了芝加哥教师工会的支持，他与瓦勒斯和莱特福特最大的分歧存在于公共安全方面：他曾对“撤资警察”表达过支持，但在注意到这方面的民意后在选前撤回了曾经的表态。

更仔细地观察投票结果还会发现这次选举的更多独特之处：芝加哥居民中，白人、非裔和拉美裔基本各占三分之一，而所谓“部落性投票”——选民大比例投给自己族裔候选人的现象——是大多数时候的常态。这次选举中，莱特福特依然在许多非裔社区保持了领先，但瓦勒斯作为候选人中唯一一位白人，却在一些芝加哥市区和南区非裔居民比例较高的选区获得了比身为非裔约翰逊更高的得票，而这些地区正是在近年的犯罪率高峰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同时，本人身为非裔的约翰逊则在城市东北部平均收入偏高、以白人居民为主的选区获得了胜利。在初选结束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瓦勒斯还出乎意料地获得了许多非裔社群著名政治人物的背书，这其中既有他初选中在城市南区表现颇为良好的对手威利·威尔逊（Willie Wilson）和一众黑人教会领袖——这在四年前给予了莱特福特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又有伊利诺伊州最受人爱戴的政治人物之一、任职二十多年的州务卿杰西·怀特（Jesse White）。他们给出的理由都十分相似，即不希望城市中的非裔社群继续在学校和公共安全方面被忽视。同时，约翰逊则获得了其他几位非裔候选人和众院民主党领导层之一吉姆·克莱伯恩（Jim Clyburn）的支持。

除此以外，其他全国性民主党政治人物在一轮选举中背书了莱特福特后，并没有在瓦勒斯和约翰逊两人间表态站队。对于一个市级选举，民调往往很难做出准确预测，但无论如何，4月4日的选举结果无疑会对芝加哥市民和之后两年内的全国性选举带来影响。约翰逊至今为止以来的记录，无疑会导致与芝加哥警队和警察工会更加紧张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善公共安全还是更系统性地对警察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改革都依然可能难以实施，同时，他和教师工会非同寻常的紧密联系也可能让他难以实施如在特定社区扩建特许学校、改革录取制度、改变教师雇佣和评估制度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改革。另一方面，瓦勒斯提出的包括重组水平过于糟糕的学校、扩大学校运营时间、给予家长包括特许学校和教育补贴在内更多选择等的教育改革政策是许多工薪阶层市民所支持的，在他上任后，市政厅与警队的关系注定会有所缓和，但这是否会对扭转公共安全危机有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在2021年，纽约现任市长艾瑞克·亚当斯（Eric Adams）就是在相似的情况下用相似的政策主张在一众候选人中赢得了选举，但自此之后，他很大程度上依然忙于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除了在警队任命了对改革更友好、更对警察不当行为零容忍的领导层以外，还未能顾及实施更具系统性的改革。另外，身为市长的瓦勒斯，必然会在市议会遭遇类似纽约州长所面对的阻力，双方间出现的摩擦也很容易成为市民对城市政治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反感、厌倦的缘由。

而这些都会作用在面临严峻选情的整个民主党上：当共和党人的阻碍不再能成为民主党的执政阻力以后，后者能否真的能将政党纲领中所承诺的诸多美好价值付诸现实、还是会继续陷于意识形态和派系间的纷争而陷入停滞呢？在这之中，找到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政治表述可以说尤为重要，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对这个议题的一定程度上的“逃避”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民主党候选人在以位于纽约为主的多个国会选区的失败，让在其他地方十分成功的整套竞选策略没能守住众院多数;而和纽约、加州、华盛顿、密歇根等地方一样，芝加哥之后两年的情况，将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