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泰国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

 “在泰国参与修行实践的中产阶层普遍相信一种观点：世界任何时候都充满乱象，关键是我们的内心，如果内心足够强大，就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痛苦。这种把痛苦都归结到个体内心的观念，其实和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和个体责任的精神非常契合。”

近日，应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在一场题为“灵性政治：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泰国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的讲座中，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龚浩群分享了自己在泰国的田野经验，并做出上述判断。

根据大卫·哈维的观点，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具有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内，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新自由主义与个体的情感改造之间存在关联，有学者提出个体成就“作为企业家的自我”（Entrepreneur of the self），即个体被定义为自我驱动、总是回应市场变化的自治的经济行为者，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精神的核心。

新自由主义经济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催生出一种经济与宗教相结合的形式，即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普适性，强调自我修养以及以审计文化为特点的灵性经济。审计文化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商业逻辑之下，使我们屈服于一种需要我们为自身行为负责的伦理机制。这种灵性经济不是将宗教视作逃避或对抗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手段，而是指经济改革与新自由主义再结构化被想象、被规定为宗教热情与灵性美德的方式。例如，印尼的灵性改革者通过个体伦理改革项目，试图生产出符合新自由主义规则的主体性的类型，自我规训、责任与创业行动都被展现为伊斯兰美德，并在工作场所的内外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行为。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2003年起，龚浩群坚持长期在泰国开展田野调查。她最初的研究聚焦于乡村佛教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2006年后，随着泰国国内阶层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冲突加剧，龚浩群开始转移研究视线，关注城市中产阶层中的佛教修行者。泰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有什么特点？新宗教形式如何回应新自由主义语境中的政治转型问题？龚浩群在讲座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泰国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

当代泰国人的宗教活动植根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背景。当代泰国佛教改革派主张“在当下灭苦””，“工作即修行”以及“人人皆可涅槃”，这种倡导个体自由平等和介入当下的宗教精神，被认为与民主政治一道构成了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泰国本土资本家力图维护自身利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政治权威主义相结合的经济政治形态。2006年泰国发生的军事政变在泰学研究界引起震动，学界开始思考泰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是否有路径可循？曾经为了实现民主而走上街头的中产阶层为什么成为了政变的拥护者？

龚浩群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两次在曼谷开展田野调查。最初，她感受到佛教修行中令人惊奇的身心技术；到了2014年，随着泰国国内政治冲突加剧，她的田野调查计划搁浅，等到2015年再回到曼谷时，她更多地感受到乡村佛教与都市佛教的分化，修行者的政治态度也更为清晰地浮现出来。修行者们集中讨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是痛苦，为什么有痛苦，以及如何从痛苦中解脱”。有多名访谈对象宣称“佛教是关于痛苦的科学，它能让人们产生智慧”，认为修行实践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不论人们信仰什么宗教，都可以通过实践来获得解脱。在一场修行实践的小组讨论环节，导师说“懂得痛苦是一种能力”，这令龚浩群印象深刻。她感到乡村佛教与都市佛教的风格“太不一样了，乡村一到佛教节日，大家都会开心地去寺庙，寺庙里放着欢快的音乐，洋溢着喜悦之情，可是中产阶层的修行却天天在讲痛苦”。

为什么会有痛苦？泰国的中产阶层修行者认为痛苦的根源在于内心的欲望。在龚浩群参加过的一次佛法讨论课上，导师给大家看了一幅图，上面有座风景优美的山峰，他问大家看这张照片是什么感觉，大家说“心旷神怡”。这时图片上出现一行字，写着“一亩地两百万泰铢出售”，这时候，大家看着都不会轻松，觉得这个地方跟我无缘，然后感到惋惜，产生遗憾和痛苦。导师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我们的内心，是由我们的欲望引起的。

如何去解决痛苦？泰国的中产阶层强调通过各种身体技术如走步、呼吸或打坐的方式训练自己的内心，而修行体验是不可言传的。在女子修行处的封闭式训练里，龚浩群感到内心难以平静，作为研究者她想“我是不是该去访谈？是不是该拍照？”宗教人类学研究中讲求悬置研究者的价值观，可是涉及到身体的时候，很难把自己悬置起来，可以说是“分身乏术”。直到第五天，龚浩群才开始进入专注的状态。专注是克服“身心分离”带来的痛苦的一种重要方式，比如人在专注于吃饭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的牙齿在咀嚼，知悉食物的味道。另一种克服痛苦的方式就是内观，让另外一个自我来看清自己，比如自己的孩子不认真写作业，作为家长感到生气，但当情绪升起来时，如果有另一个自我在看自己，跟自己说“你看你又发火了，发火能有效果吗？这样教孩子对不对？应该冷静下来”，那么你就会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

修行实践与社会意义

泰国都市的修行者将修行体悟嵌入自己的世俗生活经验中。有一位泰国石油公司的员工，他所在的公司每遇经济不景气就会裁员，以致他常常担心自己的饭碗。为此，他在家中早晚进行走步练习，坚持了十余年后，渐渐感到能让自己从紧张激烈的工作环境当中解脱出来。对于修行者来说，心不是一个被灌输和压抑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被调节的对象。修行的一大目的是厘清自己的身心关系，进而知晓自己的内心。任何人可能都有心智涣散的时刻，修行者可以感受到心的状态，并让自己回到心智清明的状态中。就像学骑自行车很容易摔跤，但摔跤没关系，站起来重新学习就可以。

泰国的都市修行者与乡村佛教信徒有很大的差异。在乡村佛教中人们会强调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在都市修行者眼中，宗教的核心是止息痛苦，宗教不等同于且高于道德。都市修行者会进一步建构起自己对社会的认知。个人的痛苦源于内心，如果每个个体通过修行超越痛苦，社会的痛苦就会消失。即使是涉及教育资源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修行者仍然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贫困，所有的贫困都是因为个体的欲望所致。在龚浩群看来，修行实践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把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内向化，这与修行者对政治变革采取回避态度是一致的，修道者探讨的核心问题不是怎样推动社会变革，而是回到个体内心。

修行实践对泰国中产阶层来说既有超越性也有局限性。从个体层面来说，通过身心锤炼，个人内心的焦虑和压力能够得以释放。但是，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来讲，修行实践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龚浩群将这样的修行实践放在灵性政治的框架中进行阐释。灵性政治是将个体转变为更具激情的宗教主体，也更具个体价值自觉性的政治主体的规划。在灵性政治的框架下，个体解脱被视作宗教的最高价值，也是灵性训练的最高目标。个体的解脱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并具有价值优先性。同时，一切社会问题都被归因为个体灵性的缺陷，个体诉求取代社会诉求，实存的社会问题被逐渐淡化。

灵性政治影响着修行者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人们关注的重点从社会改革转变为内心修炼，把个人欲望当作痛苦之源，不再强调公平和正义问题，从而否定了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在当代泰国，修行者通过自我救赎来回避政治社会转型中的冲突，并使得冲突的解决前景更为模糊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