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形胜与大唐风华 ——“隋唐中国与周边世界”课程考察记

“数百年来王气消，难将往事问渔樵。苑方秦地皆芜没，山借扬州更寂寥。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豪华只有诸陵在，往往黄金出市朝。”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王安石自金陵赴丹阳，道中作此怀古。957年后，江南岸春风又绿，南京大学文学院选修“隋唐中国与周边世界”博士生课程的诸位同学在童岭教授的带领下，于3月11日顺着省道S338沿江驱车而东，自南京前往镇江访古寻幽，以期回到历史现场，加深对“典型中国王朝”——隋唐时代的理解。

孤城铁瓮坐落晖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北固形胜，实为京口之最，因此元修《至顺镇江志》总结前代兴废云“北固之上，郡治据焉”。本次课程考察的第一站即坐落于北固山前峰的铁瓮城——镇江历史上最著名的城池。

镇江文物局张小军老师为南大师生在铁瓮城现场讲解

铁瓮城的营修，据《至顺镇江志》载：“子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内外固以砖，号铁瓮城。”其得名，唐孙处玄《润州图经》云：“古谓之铁瓮城者，谓坚若金城汤池之类”，故梅尧臣《铁瓮城》诗云：“堑江以为池，增山以为壁。铁瓮喻其坚，金城非所敌。”程大昌《演繁录》一说其“圆深之形，正如卓瓮。”三国之后，铁瓮城作为历代郡治所在沿用千年，其间留下了衙署、城防、居所、陵墓等大量历史遗迹。

铁瓮城遗址位置示意图（刘建国、王书敏、霍强：《江苏镇江市铁瓮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

1991年，在蒋赞初先生的主持下，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与镇江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开始对以铁瓮城遗址进行考古，迄今已逾32载，曾先后对南垣、东垣、西垣、城内建筑及西垣外侧的石路、城壕等遗迹进行勘探、试掘。2004年2-10月抢救性发掘了南城门遗址，发现六朝城垣包砖墙、门墩包砖墙及门道、人行道等遗迹，其中包砖砌筑规整，向上逐层收分，为考察中国古代城墙建筑方式提供了重要实证。

铁瓮城南门遗址六朝城垣包砖墙

2020年起，镇江博物馆又对西城门遗址进行主动性挖掘，目前已发现四处城墙及夯土遗址，包括一处外侧包砖及三处内侧包砖，出土各类陶片、瓦当、钱币、铭文砖等遗物近四百件。

铁瓮城西门遗址考古现场

盛世风华——大唐地宫的惊世宝藏

美国学者查尔斯·本（Benn, Charles D.）曾以China's golden age（本书有姚文静中译本《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为题形容唐朝的日常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唐代不仅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可以称之为中国黄金的时代。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发展，至唐朝方才兴盛，据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的统计，目前考古发现唐以前历代的金银器皿，总共不过几十件，唐代的数量猛增，已发现几千件，而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镇江丁卯桥窖藏及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无疑是唐代金银器遗迹的三大宝藏。其中法门寺地宫所藏金银器，据同时出土的《法门寺物帐碑》记载，多为皇室“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及“新恩赐到金银宝器”，极为精美。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

何家村窖藏则广泛反映了唐代贵族宫廷生活、外来文明的融合、丹药炼制与服食以及租庸调制等多方面内容。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口沿和圈足底边錾刻联珠、口沿与杯体有环柄均为粟特银器风格，体现出唐代金银器对粟特等异域文化的取摄。（齐东方《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镇江博物馆“大唐地宫的惊世宝藏”特展海报

《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碑》（简称《法门寺物账碑》）拓片

明年即将问世的童岭老师主编《镇江通史·隋唐卷》中对唐代润州金银器也有专门介绍研究。特别是镇江的丁卯桥窖藏，代表了唐代金银器的南方风格。郭璞《金银赞》尝云：“惟金三品，扬越作贡。五材之珍，是谓国用。务经军农，爰及雕弄。”《新唐书·地理志》也记载了唐代金银矿冶，其中产、贡金银的州郡中，今江苏地区仅见扬州。时人奏章文稿及丁卯桥窖藏的出土则表明，润州的金、银器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均超过了扬州，润州制作的金银器皿成为了李唐皇室和长安朝廷向江南宣索的重要物品。因此早在唐代，金银器的南北系统即有紧密联系，如法门寺出土金银器中有一鎏金双鸯团花纹大银盆，盆壁分为四瓣，内外均錾石榴团花，盆底外壁錾刻有“浙西”（唐代润州属浙西）二字，表明银盆由浙江西道官员进奉，而后作为皇室赠品埋入法门寺地宫。

鎏金双鸯团花纹大银盆 内外底纹样

鎏金双鸯团花纹大银盆 内外底纹样（见《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册，第139页）

千年后，随着何家村、丁卯桥窖藏及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先后现世，银盆与“浙西”又续前缘。镇江博物馆联手法门寺博物馆，推出“盛世风华——大唐地宫的惊世宝藏”特展，也是本次课程考察的第二站。

百代王孙争供养

长干寺舍利银椁

本次特展集结了镇江博物馆以及法门寺、陕历博、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诸多稀世瑰宝共117件（组），镇江甘露寺地宫出土的唐代佛教文物亦有展出，与法门寺地宫所藏大唐皇室供养的佛家珍宝交相辉映，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一个重要单元。

法门寺地宫所藏四枚指骨舍利及瘗埋舍利的多重宝函已广为人知，甘露寺地宫出土舍利的情况则较为复杂：隋平陈后，建康城邑宫室尽为平荡垦耕，长干寺“殿宇悉皆焚烬”，瘗埋舍利的两座地宫被先后打开，一为隋炀帝杨广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塔下；一于中唐为时任润州刺史的李德裕所发，并将其中十一粒舍利与禅众寺舍利同埋于京口甘露寺石塔下。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甘露寺僧众于已毁石塔处整平地基，发现了瘗埋的舍利及李德裕所撰碑志，因于原址又建九级铁塔，重瘗舍利及碑志。1960年，镇江文管会发掘塔基，出土了佛骨舍利、长干寺舍利金棺、长干寺舍利银椁、《李德裕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润州甘露寺重瘗舍利塔祀》石刻等遗物两千余件。

《润州甘露寺重瘗舍利塔祀》拓本（郑金星等撰《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长为兄弟得始终

作为中国古代常见的两种饮料，饮茶饮酒是唐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敦煌写本唐人俗赋《茶酒论》写茶、酒争论功勋，茶先说其自然尊贵，酒复言其自合称尊，往复辩难数回又有水调和二者云“从今已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仔细分析茶、酒互相辩难的内容，如茶谓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流顶，其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舡车塞绍”（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571页）等等，正是当时社会生活饮茶饮酒的真实反映。（徐兴无《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唐人的饮茶饮酒》，《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

本次展陈有法门寺地宫出土一套以“五哥”为标记的系列金银茶具，据《法门寺物帐碑》记载系“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其中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一件碾槽、碾轮均有“五哥”字样的划文，底部錾刻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并盖，共重廿九两”等字样，表明为唐懿宗第五子唐僖宗李儇所有，用以碾碎茶饼。当然，法门寺地宫所藏茶器不止七事，他如带盖银茶盒以盛装茶饼、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过筛茶末、鎏金飞鸿纹银则投放茶末、鎏金卷草纹长柄银勺击沸茶汤等等，共同展现出唐代茶道之兴盛。

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筒

有唐一代，豪饮成风，饮酒时又多行酒令助兴，《蔡宽夫诗话》即云：“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但其内容多不传世，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云“今人皆不能晓”。丁卯桥窖藏出土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系整套唐人饮酒器具首次出土，为探究唐代酒令艺术提供了重要佐证。整套器具包括酒令筒、酒令筹、酒令旗、酒纛、竹节银棒等。其中酒令筒分为上下两部，底座为鎏金银龟，昂首而屈尾，托举圆柱形酒令筒，酒令筒有盖，筒身有龙凤一对，正方刻一长方形框，内线刻“论语玉烛”四字，“论语”即令辞取材，“玉烛”者，《尔雅·释天》云：“四气和谓之玉烛”，取意四时和气，温润明照。酒令筹50枚，筹长20.4厘米、宽1.4厘米、厚0.05厘米，正面刻有文字，如：

一箪食一瓢饮自酌五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自饮十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

……

上半段选自《论语》，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归纳为“饮”、“劝”、“处”、“放”四类，“饮”为自斟，“劝”为敬酒，“处”为罚酒，“放”为不敬不罚，重新下筹，元稹《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筹箸随宜放”即咏及“放”。分数为酒量单位，“十分”即满斟一杯，“五分”为半杯，“四十分”为四杯，即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传盏加分数”一句所咏。

此外又有酒令旗、酒纛，据皇甫松《醉乡日月》载，酒令旗、酒筹与酒纛均归“律录事”执掌，分别用以宣令、裁示犯令之人及指挥饮次，丁卯桥窖藏出土酒令旗与酒纛应无不同，但棒身所刻“力士”二字成为了学者关注的焦点。其实不止这两件器物，同批出土的金银器也多刻有“力士”二字，引人遐思。唐代最有名的“力士”莫过于高力士，因此发掘者以为“这批银器或即润州地方官吏为高力士制作的礼品。”（刘建国、刘兴：《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又说此“力士”即许浑先辈许力士，代代相传至许浑。（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前言》，中华书局，2012年）然而也有反驳此二说，以为“力士”乃产自今江西九江者。

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筒（《镇江出土金银器》，第18页）

春风拂槛露华浓

中国古代早有重名的传统，孔子即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重视译名，如1996年，国际知名彩妆品牌Revlon进入中国市场，即取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译为“露华浓”，令人联想起大唐贵妃“云鬓花颜金步摇”的美好妆容。唐代女子喜梳发髻，戴步摇，唐段成式《髻鬟品》云：“高祖宫中有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明皇帝宫中双环望仙髻、回鹘髻。贵妃作愁来髻。贞元中有归顺髻，又有闹扫妆髻。长安城中有盘桓髻、惊鹄髻又抛家髻及倭堕髻”，种类繁多。

鎏金双蜂团花纹镂孔银香囊

唐人又喜用香，《杨太真外传》记载杨贵妃之“初瘗，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肤已消释矣，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中官葬毕以献，上皇置之怀袖。”法门寺地宫也曾有鎏金双蜂团花纹镂孔银香囊出土，香囊为镂孔球体，上下半球以合页铰链相连，球冠上有圆钮以接长链。其精巧之处在于“香囊内之香盂铆接于双层持平环上，环又与下半球形铆接，使香盂面始终保持平衡”，不至倾翻。

还丹成金亿万年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诗云“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批评服食以求长生，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服食寒食散或丹药，其实都是在互渗律思维（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影响下，认为金石类药物可使人体永固，经典论述见于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同书《仙药篇》云：“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于赓哲《中古的丹药疾病焦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四十五辑，2022年）

因此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光明紫砂、丹砂、朱砂、白英、琥珀等大量药物及素面双耳提梁银锅、银石榴罐等药具，而用金银器盛放药物或即基于金银之气能巩固并提高药效的理念。

其他如单轮十二环纯金锡杖、鎏金千佛印等均极为精美，琳琅满目，难于详述。本次考察活动得到了南京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项目”、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镇江市文物局与《镇江通史》（隋唐卷）编纂团队的大力协助。

南大文学院课程考察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