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十五小时之花嫁”背后：非性缘的婚姻关系与日本照护保障的缺失

3月15日，一条名为#上野千鹤子承认秘密结婚#的词条出现在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一时间舆论哗然，针对上野千鹤子本人的争论四起。而这些争论则大多聚焦在上野千鹤子与色川大吉的婚恋关系上。

当天与热搜相关的热门微博里，有一条微博传播得尤其广泛，博主将上野千鹤子此次的舆论风波笼统概括为四点，其中的第一点，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点是：“她承认，的确与已故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注册登记了婚姻关系’”。

其实，上野千鹤子在那篇由她撰写，如今被称为“承认自己与色川大吉的确注册登记了婚姻关系”的文章《15時間の花嫁》的开头处明确表示了她并不喜欢这种行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冒犯。她在文中写道：“在这世界上不乏存在着四处打探他人隐私，并将之当作八卦的卑鄙之人，而所谓‘文春炮’便是其中之一。”

被称作文春炮的杂志，是日本著名文娱杂志《周刊文春》，该杂志曾经写文“揭露”过上野与色川的婚姻关系。在色川大吉去世后，有不少媒体试图打探上野千鹤子和色川大吉的相关事宜，但都被上野拒绝了，她在文章里称：“尚未整理好自己悲伤的心情，也不想贩卖自己的隐私。”

与其说这是一篇被概括为“承认秘密结婚”的澄清文，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上野千鹤子陪伴在“最好的朋友”身边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的记录，文章中关于两个老人在年老后该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是复杂且具体的。

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婚恋关系与女性主义者标签之外，上野千鹤子和色川大吉是两个超高龄老人，他们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即如何作为一个年迈的老人，独自面对衰老与死亡。该起事件揭露出的问题——上野与色川在拒绝进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关系后就无法在强硬、暴力的系统下维持日常的正常运转，也许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社会切面。

上野千鹤子

一，婚姻关系并不等同于性缘关系

上野千鹤子秘密结婚这一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的轩然风波，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大部分人默认一个人在社会之中集结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公司，二是家庭。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性别相异，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只可能是由性缘关系构成的情侣或夫妻。

上野千鹤子曾经在她和铃木凉美的书信集《始于极限》里说道：团块世代也许是被“浪漫爱”意识形态洗脑最严重的一代人。而洗脑装置就是少女漫画与电视剧。年轻时狂热追捧《凡尔赛玫瑰》，上了年纪之后又为《冬日恋歌》心潮澎湃的正是团块世代的女性。她们大概也是渴望真命天子、相信红线传说的最后一代人。

其实追溯起来，无论是“恋爱脑”，还是“恋爱”，都是独属于近现代的词汇。近现代以前的日本，有权力的贵族们惧怕且坚决反对“门不当户不对”的“自由恋爱”。因为在过去，贵族们惧怕其他阶层的外来者通过婚姻提升自我阶层，所以“自由恋爱”一度是一种罪名。为此，日本旧社会所准备的战略，是将罗曼蒂克式的爱情意识形态与婚姻紧密结合。满足社会规训下的“爱情”的隐藏前提，是“门当户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与“合适的对象”恋爱，才能称之为“恋爱”。不仅如此，任何“下嫁”与“高攀”的恋爱，都会因为阶级的分化影响了社会的秩序与安定，而被列入不正当的“恋爱”中去，被世人所谴责。

在上个世纪以前，恋爱的“正当性”始终与“合适的”婚姻互相捆绑。任何与“不合适”的结婚对象产生恋爱感情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有可能扰乱阶级秩序与家族秩序。如果将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愫称之为恋爱，那么无论是自由恋爱关系，还是过去在父母之命下，严格依托宗族关系而产生的恋爱关系，都是一种由社会与文明构建而成的记述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恋爱关系有不同的规范概念。而由恋爱关系所延伸的家庭关系，与所谓的近代式家庭关系，同样是社会规训下的规范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形成，每个阶段的关系与范式，都具有其当下时代特定的历史特征。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在《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中，上野曾经提及过：“1994年，联合国家庭年的标语是“从家庭开始的小小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家庭里没有民主主义。家庭是性和世代不同的异质度很高的小集团。在家庭中，权力和资源被不均等地分配着。年长的男性统治支配着年少男性和女性的父权制概念，也适用于近代家庭。随着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国家进入新的阶段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都在悄然发生改变。所谓近现代家庭的崩溃，由此而来。”

与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关系一样，强调女性无私奉献、蜗居于家庭之中做家庭主妇的家庭分工范式，开始成为旧理念。202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30岁年轻人的不婚率高达55%。日本进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以后，选择进入家庭的人们和不组建家庭的人们，开始出现分化。不组建家庭的人们与选择组建家庭的人们，都需要面临新的挑战。

过去，日本社会曾经兴起过一阵购买照护保险的兴潮，该保险刚推出的时候，有不少人称其为“子女不孝险”。然而，据调查报告显示，当时照护保险的主要推行对象，并非是独居无子的老人，而是需要护理老人的年轻一代。照护保险的出现，能够大幅减少家庭护理的负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照护保险受到推崇也与日本部分年轻人存在“弃老”的动机有关。关于这一点，上野曾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中这样写道：回顾社会保障先进国家的老人福利历史，就会发现，老人福利的推广往往是响应护理一代的要求，而非被护理一代的愿望。“弃老”很容易获得护理一代的支持，他们是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多数派。

在逐渐变老的过程里，许多老人都会面临被社会、家庭、周边的人所忽略、甚至抛弃的境遇。在现代社会，衰老在很多时候被隐喻为一种慢性疾病。对于有孩子的老人而言，家庭或许能够为老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但老人也可能面临“养儿不防老”的问题，美国作家路易斯·阿伦森（Louise Aronson）也曾在其著作《银发世代》中讲述过，有病人经常表示：“我选择生孩子，但他们没有选择照顾我。”阿伦森认为，对家庭最好的定义是家庭成员能在一生中互相照顾。另一方面，不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照顾则是针对老年人的一种暴力。我们会看到赤裸裸的虐待：包括身体上的、经济上的、性上的和情感上的虐待。这对于任何年龄群体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但是，当老年人不得不在生活上依赖施暴者时，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会变得非常困难。

当有孩子的老人无法依赖自己的后代时，他就需要和无子的老人一起，转向社会医疗体系的照护之中。但在美国，政府为阻止虐待老人所提供的资源甚至要少于为阻止虐待动物而投入的资源。对于如何“一个人居家临终”的问题，无论是美国社会，还是日本社会，至今似乎尚未交付一份有着良好计划的答卷。

二，超高龄社会下的弱者

在新书《快乐上等》里，上野千鹤子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超高龄社会是一种福音，因为无论是谁都会早晚站到弱者的立场上。”90多岁的色川大吉在各种意义上，似乎都已经成为了弱者，尤其是色川大吉在93岁那年摔断了大腿骨以后，已经无法下地行走，不得不依靠轮椅生活了三年。在这期间，因为“新冠”的原因，上野千鹤子由东京迁往山中的家避难，工作也基本转为线上。她工作的地方和色川大吉的家属在同一地界；因此契机，她成为了可以在第一现场照顾色川大吉的人。色川大吉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和儿子也鲜少见面。因为距离和疫情的关系，上野开始着手处理色川大吉的照顾事宜。

《快乐上等》

关于上野千鹤子与色川大吉的关系，上野千鹤子她在文章中是这样阐述的：有色川大吉故乡的亲友前来看望他，他在介绍我的时候这样称呼：“这个人是介护的专家”，要这么说也没有错，不过不知道内情的人可能会以为我是专业的介护士。色川大吉不仅头脑清晰，也相当的有幽默感，“上野啊，现在是你实践理论的最中心处啊。”色川大吉向其他人介绍我时，最让我开心的一种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この人はボクの親友）

上野千鹤子在过去写过许多一个人老去后应当如何生活的文章，这也正是色川大吉表示“上野啊，现在是你实践理论的最中心处啊”的原因，她和色川大吉都是高龄的独居者，也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照顾逐渐老去、疾病缠身、一个人住在疗养院时的色川大吉的过程中，上野千鹤子也深感无力。在色川大吉临终前的某个深夜，上野因为色川大吉痛苦的呻吟而醒来，她因为自己无法为色川大吉做任何事情而感到无力，捂着脸一直痛哭。

上野在过去曾表露过她对于一个人步入老年生活状态的担忧：“要说为什么未生育过的女人会被视为弱者，变老就是起因。没有什么比没孩子的老年生活更让人觉得凄凉了。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是有选项的，但变老这件事对谁来说都别无选择。”

这大概也是上野面对色川大吉的衰老与死亡时感到无力的原因，上野在照护色川的过程里，逐步预见了自己衰老与死亡的过程。“就这样下去的话感到自己无力支撑，有谁能来帮帮我？”这样想着，上野千鹤子拨通了朋友N的电话。N是这样安慰上野千鹤子的：“上野，你依照自己书里写过的那样照顾色川大吉了呢。”也正是这句话让上野千鹤子如释重负。

“就像120%地知道自己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肉体一样，我渐渐深刻地认识到精神也会变得无法控制。这是我在看护研究中的学习成果。”他们开始频繁地谈及自身的后事。上野作为色川法律关系以外的人，连“死亡证明申请书”都无法替色川大吉办理，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甚至连入院和手术的同意书也无法替他签署，她彻底感受到了各种手续都以家庭优先的现实。当上野试图将色川大吉的银行账户归拢到她名下的账户时，银行工作人员问她，“你们是什么关系？”，上野回答是“朋友”以后，对方便表示无法办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成为收养关系，第二种就是结婚。如果建立收养关系，上野千鹤子便只能改姓色川，因为日本的收养制度是为了家族的存续而存在的，年长的一方自动归为父母的一方，因此年纪较小的那一方必须随父母改姓。而婚姻关系的姓氏则必须统一，在上野千鹤子还在艰难选择的时候，色川大吉已经先行签署了两封文件，决定改姓为上野。

如上野千鹤子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如果日本拥有‘夫妻别性制度’，事情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吧。我因为没有改姓而避免了一切不利。我也从这件事意识到：原来没有改姓的那一方，会难以理解另一方的不便和痛苦。如果日本法律不是以家族主义至上的话，也不止于此。”

作为读者，我反倒觉得“澄清自己和色川大吉有过15个小时的婚姻”是这篇文章里最无足轻重的一点，因为婚姻关系并非是上野千鹤子自愿选择的关系，而是一种对不合理制度无奈的妥协。上野千鹤子曾在她的书里不止一次提到，她渴望建立的世界，是一个让弱者有所依靠的世界。读文章的时候每每想到这句话，都会令我感到异常难过。

上野千鹤子已经足够强大，但在最好的朋友面临死亡的关头，她却仍旧不得不对这样庞大而荒谬的制度做出妥协。想到上野千鹤子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里写到的：追求精英的时代，原本就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社会有缺陷、有纷争的时候，才会期望超级英雄的出现。尤其是，政治精英出现的时代往往不是什么和平的年代，这恰恰证明了一个无须由精英来运转的社会才更为健康。

《一个人最后的旅程》

从这一次上野照护色川、陪伴其走完最后旅程的风波中，我们可以窥见的远不止“一个女性主义者选择照顾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这件事，除了上野选择承担起照顾色川的责任之外，我们能够看见日本社会之于年老群体关怀的缺失，一个90岁的、有孩子的老人的介护义务，为什么需要转移到一个75岁的高龄女性上？疗养院可以为色川大吉看病、配药，解决老人所需要的身体健康关怀，但当一个老人独自面对衰老的恐惧与孤独，医疗看护人员又该解决他的情感需求？在维护身体健康之外，如何直面老年群体存在的精神需求，仍旧是日本社会存在的一大问题。

生与死，已然是超越了个人意志，且无法以人力掌控的事。在当下，日本社会无疑已经进入了人口不断减少、孩子的数量也毫无増加迹象的时代。不论个人的意愿如何，今后的日本，独居的人口都会不断增加——这也意味着，“无处临终的难民”也会愈来愈多。2022年的年末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每年有超过三万人的独居老人在家中死去。老龄少子化的趋势下，一个人如何度过最后的旅程，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与思考的命题。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无需恐弱的，能让人安心、自然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始于极限》铃木凉美，上野千鹤子

2.《ロマンティック・ラブ・イデオロギー再考》，佚名

3.《专访｜路易斯·阿伦森：人都会老去，善待老年人就是善待未来的我们》，澎湃新闻记者：龚思量

4.《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上野千鹤子

5.《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上野千鹤子

6.《快乐上等》，上野千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