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贵州出土的汉代铜铃，用途各不相同

《诗经·载见》一诗，记录了周成王姬诵率领一众大臣，前往父亲周武王姬发祖庙祭祀的场景。

作为周朝第二位君王，场面恢宏壮观。其中一句“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意思是画有蛟龙图案的旗帜，在迎风飘扬，马车上的铜铃，则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句中的“和”，是一种挂在车轼前的铃，也就是挂在车把手上的铃。句中的这个“铃”，则专指挂在旗杆头上的铃。两种铜铃上下作响，显得气氛热烈。其实在周之前的商朝，从考古发掘看，铜铃主要作为人或狗身上的装饰品。这首诗至少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铜铃运用到了更加高级的马车上。

管耳铜铃线描图，威宁县观风海镇采集

贵州出土了不少早期铜铃，种类也比较多。有一种样式非常特别，目前可以确定和马车或马有关，我们称之为“管耳铜铃”。已知最大的一件，1993年出土于兴仁县巴铃镇牛场坪，整体铃腔呈扁圆筒形，高18厘米，铃口长径12.8厘米，短径5.5厘米。铜铃顶微弧，左侧开一条形孔，作用不详。自顶向下，铃身略向内斜收。最大的特征，是顶部左右两侧，各伸出一管形短耳。铃身中部，开有对穿孔，有使用后残损的痕迹。对穿孔的目的，可能是支撑一根细的横梁，用来悬挂铃舌。下端铃口截面为扁椭圆形，底沿加焊一圆箍进行加固。

相较兴仁县的这种大号，目前发现数量较多的，是高度仅为其一半左右的管耳铜铃。1978年，威宁县中水镇出土一件管耳铜铃，高度仅为10厘米左右，但奇怪的是，这件铜铃的铃身没有穿孔，这意味着无法悬挂铃舌，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是刻意为之，还是铸造失误所致。

管耳铜铃 兴仁县巴铃镇牛场坪出土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望谟县石屯镇，该镇距离北盘江不远的巧散村白岩坡，当地村民杨再兴，1998年曾经在坡上挖出一个黑灰色陶罐，罐内藏有66件小型青铜器，其中有55件为铜铃。分为两种，其中13件为管耳铜铃，高在6-8厘米之间，宽在7-10厘米之间。这13件中，只有一件没有穿孔，其余皆有穿孔。

同年，就在望谟县石屯镇北盘江对岸的册亨县岩架镇，再次出土几件做工相当精致的管耳铜铃，现藏黔西南州博物馆。这批铜铃高度10厘米左右，大小相当，多为素面，其中一件有纹饰，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该铃整体呈扁圆筒形，高9.5厘米，宽6.5厘米。圆弧形顶，自然圆润，等距四方，各斜穿一孔，猜测可以用绳加固悬挂。两侧对称饰有管形短耳，铃身上扁鼓，下微向内收，中有对穿孔，可悬梁挂铃舌，前后上下对称铸浅浮雕蛙纹和鱼纹，惟妙惟肖，各四只。底部截面为椭圆形，饰锯齿纹一圈加固。鱼蛙多子，早在新石器时代，这种纹饰就已经出现，可能与古人的生殖崇拜有关。

管耳铜铃 威宁县中水镇出土

将贵州这些管耳铜铃与马车或马直接挂钩的原因，则来源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在李家山1号、3号、26号、27号等墓地，均出土有类似的管耳铜铃，共计10件，年代约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这些墓地伴随出土有数量不等的马衔、车辔等车马具，因此普遍认定这种管耳铜铃，是作为马铃或马车铃使用。使用方法也颇为简单，即通过双管耳穿绳连缀，用于套挂在马或车上。因多数铃舌和悬梁无存，猜测这部分可能多为木质制造。

据贵州省考古所张元老师《贵州发现的汉代铜铃》一文，1989年在六枝木岗镇斗篷村的一个山洞，出土7件铜铃，皆为管耳铜铃。与前述管耳铜铃的平口不同，这些铜铃有些铃口内凹，有些是斜刃口，简单地说，就是不规整，放不平。铃身均为素面，体型甚至比望谟发现的还要小，高仅3～3.4厘米。唯一的一件平口管耳铜铃，则稍大，高6.4厘米，宽6.8厘米。全身铸满纹饰，顶面为柱状乳钉纹和一些不规则的圆圈纹，铃体则铸造浮雕效果的动物纹、人纹以及几何纹。此外，这种全身布满纹饰的管耳铜铃，在贵州威宁县的观风海镇和牛棚镇，也均有发现。个人认为，尽管这类铜铃也有管耳特征，但主要特点是在纹饰，而非管耳。这些动植物纹、人兽纹、山水纹非常抽象，繁缛又复杂，布满整个铃身，感觉缺乏美感。同时，铃口或凹或斜，多数不平，管耳部分也大量被纹饰化和象征化，与上述用于马饰的管耳铜铃相比，显得极不标准，自成一体。

管耳铜铃 册亨县岩架镇出土

据毕节地区一些学者关于近现代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表明，该地区一些彝族后人保留有几件管耳铜铃，与这类全身布满纹饰的铜铃一脉相承，常常被彝族布摩作为一种法器或神器佩戴使用。同时，据文献记载，也有一些管耳铜铃，作为彝族墓葬习俗的冥器使用。因此猜测这类管耳铜铃，一是时代稍晚，可能在出现时就已经具有不一样的用途，或祭祀，或穿戴，或陪葬。当然，也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族群背景和文化背景。

原标题：《文化 | 贵州出土的汉代铜铃，用途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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