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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甲午战争前后宫廷问题与政局之关系

石泉

2023-04-16 09:54

专制时期，臣子不得妄议君上，故宫廷中一有变故发生，少数知其事者，必极力隐讳，不肯亦不敢公言，以招奇祸，致失臣节。而外间则捕风捉影，纷纷猜测，其偶有一鳞半爪，为当事人所泄，则辗转传言，更增益附会之，于是曲折离奇之宫禁故事，遂层出不穷，而确然可信者，则又甚少。官书讳莫如深，野史则记载多，出入互见，真伪难明，故兹篇所述，于野史传说，力避引据，惟就少数可信之资料，稍加编述，以求略见甲午、乙未间，宫廷问题发生之轮廓，并阐明其与外朝政局之关系而已。

翁同龢

甲午年宫廷问题发生之最早迹象，见于翁同龢《日记》记中官文德兴受惩事云：

（七月）二十一日……奏事处中官文德兴者，揽权荐贿久矣，昨打四十，发打牲乌喇，盖慈圣所定也，闻有私看封奏，干预政事语。

此文德兴者，何人也？即二年以后，御史杨崇伊劾文廷式时所称，与文廷式结为兄弟之文姓太监也，或云姓闻。文廷式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被劾，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出京；而随之文德兴亦奉旨在黑龙江就地正法。盖皆太后之意也。而文廷式固与珍瑾二妃有相当之关系，又深为德宗所亲信者，此文德兴为地位相当高之太监，而又为太后所深恨，则其必为珍瑾二妃所亲信者，无疑也。

自文德兴被逐后，阅三月，而太后与两妃之冲突，正式爆发，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上谕下，二妃皆受惩，降为贵人，谕旨曰：

朕钦奉……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准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借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着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此事之内情，今犹可于翁同龢《日记》中，见其大略，录之于次：

（十月）二十九日……午初先散。……又传有诏，驰入。……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耳。命即退，前后不及一刻也。回直房，余与莱山拟稿，似尚妥协，递上，传散。……

另外，在日记空行内，又以双行密书云：“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求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所谓“西边”云者，指太后也。慈禧太后于慈安太后在世时，向有“西太后”之称，以别于慈安之称“东太后”也。观此，可知太后与两妃冲突之症结所在，乃实为“乞请”。在上者，因而有权势之争，而双方属下之亲信宦寺，则以利之所在，尤不相让，各自簧鼓于其主之前，以求得志，遂使摩擦日深，终于一发难收。翁同龢身为帝师，久值宫禁，内里情形，自较熟悉。对于太后之不能正己，而惟责人乞请之不当，自难心服，而又不能明言犯上，于是记出鲁伯阳一段，以示微词也。

两妃受惩后二日，珍妃位下之亲信太监高万枝亦处死。翁同龢《日记》记之曰：

（十一月）初二日……午初三刻，传太后见起。午正二刻，入见于仪鸾殿，论兵事……次及言者。……次及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遂言议退。退写懿旨，封固呈览发下，交内务府大臣，即日办理。

二妃之间，珍妃以明慧，尤为德宗所宠信，预朝事当较多，故其位下之太监，独蒙重谴。由此亦可推知，此次变故之发生，珍妃之关系，当尤大于瑾妃也。

两妃获罪，德宗心境之不佳，当可想见，然亦无法违太后之意，以自立异。于势有所不能，于家法亦有所不可也。故只能不表示态度，而徐图补救于将来。此所以翁同龢于事发之次晨去瀛台见德宗时，德宗则“语昨事，意极坦坦”。盖处境诚不易也。

外朝之清流主战人士，此时则大受刺激，彼等对太后之偏重主和，本已不满，而苦于无法反对，惟有力攻为太后用以主和诸大臣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以示己意，亦有直接提及太后者，则皆旁敲侧击，委婉讽劝，以反语称太后之必不主和，传闻之不足信，然后来安维峻则犹因之获罪也（详见后文）。此外，太后之多私财，外间亦颇有传闻。言官且有以免致日人垂涎为理由，请速行处置者。而土木、宦官诸事之不洽清议，则尤昭然在人耳目，翁同龢且尝言于德宗之前。凡此，皆与清流主战人士之风习格格不入，而况往事之不愉快者犹多？（详见后文）

清流主战人士所倚以主持大计者，为德宗，为翁同龢等，而二妃（尤其珍妃）当亦为皇帝之臂助。清流健者如文廷式、志锐等，固常借二妃之关系，得与闻宫禁事者也。今二妃获罪，实不啻与彼等以甚大之打击也，于是太后与翁同龢一系清流主战人士之间，遂发生直接冲突。

文廷式于二妃获罪之次日（十一月初一日，即11月27日），即上疏猛劾太后所亲信之枢臣孙毓汶，称其生活腐败放荡，专于欺蒙君上，与李鸿章相勾结，以揽权谋和，请诛之，以振朝纲。措辞极为峻烈。

折上，德宗无所可否，太后则颇不满，翁同龢《日记》记德宗与太后之反应云：

十一月朔……访瀛台，上语昨事，意极坦坦，是日封事中（文学士）有弹济宁者，诋訾过当，上亦不甚怒也。二刻退，见起，语长，济宁辩语恳切，上云：但尽心竭力，不汝责……

初二日……传太后见起，午正三刻，入见于仪鸾殿……次及言者杂沓，如昨论孙某，语涉狂诞（孙今日赴总署，不在列）。事定，当将此辈整顿。

于是此一雷霆万钧之参劾，以报二妃之受惩者，遂自然毫无结果。

言官之中，则御史高燮曾首先于十一月初三日（11月29日）上疏论二妃获罪事，未敢直指太后，而惟责备枢臣之不能匡救。折上，太后大怒，高亦几于获罪，颇赖翁同龢为之委婉陈说，始已。翁氏《日记》述其经过曰：

（十一月）初三日……见起三刻。……封奏五件，高燮曾一件指斥前日懿旨，谓枢臣不应唯阿取容，无所匡救，并有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殛之，云云，语多狂诞。午正，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首指高折，以为离间，必加辩驳，慈容艴然，诸臣再三劝解，臣谓：明无弗照，圣无弗容。既调护于先，何不搜求于后？且军务倥偬，朝局嚣凌，宜以静摄之，毋为所动。圣意颇回，又泛论数事。上出宜麟私信三纸又一纸，不知何人，论库银不足（疑近日湘省解款灌铝事），迟回久之。谕曰：姑从汝等请，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罚；否则门户党援之习成矣！时孙毓汶奏：言者结党陷害，夙习已然，请鉴悉，二刻退。己未初二刻矣……

慈禧太后

此一段，除叙述高燮曾事以外，宜麟私信一事，亦颇可见出太后与德宗间关系之微妙。宜麟为走“西边”门路者，乃为德宗获得把柄，太后之“迟回久之”，意者，或由此乎？随后乃转圜，释高燮曾不问，而禁止今后再有人论列。翁氏笔下，诚已达其微旨矣。

高燮曾以后，遂果不复再有人敢于论列。太后则同时继续处置两妃之兄志锐。志锐先已于上月奉旨派往热河练兵。至是于十一月初三日，太后面谕恭亲王，降旨立即召回。所有经办事务，一律停办。初八日（12月4日）更降旨，调充边荒辽远之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同日，又令撤皇帝之满汉书房。于是德宗亦大不悦，而又无可奈何，终赖恭亲王与翁同龢等之弥缝，始成过去。翁同龢《日记》记此事经过曰：

（十一月）初八日……是日恭邸请起，偕孙、徐、张（荫桓）见于仪鸾殿，余与李公先散，甫抵都虞司，传有起，驰入。与枢臣再见于殿中。慈谕周匝严厉，先论田贝电事，即以志锐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次谕恭亲王授军机大臣，次命撤满汉书房，臣力争之，无人和也，命姑且听传，择日再发出。……三刻退……晚归，夜燮臣来相与嗟诧。……

初九日……卯初三刻始至书房，上色不怡，谓正典学，奈何辍讲？一刻退，见起五刻。……上问事毕，以书房不欲辍，命恭邸于谢皇太后恩，召见时，言之，并言：翁某常来，孙某当来否？上惓惓于旧臣如此，吾辈其捐糜不足为报矣。

初十日……卯初三刻，懋勤殿人以灯来，遂至补桐书屋（是日旁坐撤）。上命臣及孙家鼐以后仍在祥晖楼候起，然未敢断也。见起二刻，恭邸奏：昨皇太后召对，论及书房事，亦尚在辍不辍之间。巳正先散……传有起。驰入，知独传臣起，遂至五间房俟，午初入见仪鸾殿。上未在座，起居毕，略问前敌军事，即及书房，臣力陈讲不可辍，太后谕曰：此恭亲王所陈，前日余所谕太猛，今改传：满功课及洋字均撤。汉书不传，则不辍之意可知。汝等仍于卯初在彼候旨。或传或否，或一人或二人，皆不拘可也。（常时见起后，书房功课则撤之矣）臣叩头称：圣明洞察，一一敬遵，因论人材贤否，及志锐举动荒唐，又回溯同治年事，臣不禁泪下如縻，慈颜亦为之戚惨，褒奖数十语，大略谓：汝信实可靠。臣又力保孙某谨慎无失，凡三刻始退。

燮臣为孙家鼐字，太后盛怒之下，命撤书房，随后亦觉太过，乃转弯，撤无关紧要之满功课及洋字，并特召见翁同龢，加以笼络，手段之巧，可为叹止矣。至此而两妃事件所引起之波澜，乃始告一段落，而余波未尽，至十二月初，又有安维峻事件之起。

李鸿章

十二月初二日（12月18日）御史安维峻上疏，严劾李鸿章跋扈不臣，请予明正典刑，折内猛攻淮将，痛斥和议，语中竟牵及太后及太监李莲英之干预政事。虽亦仍作反语，而语气则甚为露骨也。其辞略曰：

……而又谓和议出于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事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治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折上，安遂得罪，翁同龢《日记》记其事曰：

初二日……照常入，封奏七件……唯安维峻一件未下，比至小屋，始发看，则请诛李鸿章，劾枢臣无状，而最悖谬者，谓和议皇太后旨意，李莲英左右之，并有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入见，上震怒，饬拿交刑部议罪，诸臣亦力言，宜加惩办。臣从容论说：以为究系言官，且彼亦称市井之言，不足信，良久，乃命革职，发军台。四刻退，到书房复论前事，退拟旨。午初散。……

由此可见，翁同龢对之颇加维护，始得止于革职、远戍也，当日上谕曰：

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辞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诚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递封奏，记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再向来联衔封奏，必有言责者，方准列名。此外部院各官，均由堂官代奏。乃近来竟有一二人领衔，纠集不应具折之员，至数十人之多，殊乖定制，以后再有似此呈递者，定将列名呈递者，概行惩处！

就当时德宗之处境，亦惟有如此处置而已。末段禁止一般臣工附名联衔上疏，盖亦对主战派少壮分子之过激不妥言论，隐示裁抑之意也。

安维峻以辞涉离间获罪，而同时则大受清流主战人士之推崇。《清史稿》本传记当时情景曰：“安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

视此，可见为德宗所亲信之清流主战人士，由于和战之争，宫闱之变，已渐次与太后形成对立，德宗介乎其间，此后乃益不易自处矣。

刘坤一之《文集》中，曾记其于甲午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16日），见太后时之对话，颇足以助吾人了解当时太后与德宗之关系，录之于次：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论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坤一奏曰：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者，不在外廷而在内廷，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意，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渐。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尔如此公忠，诚宗社之福。奏曰：臣老病无能，难以图报万一。谕曰：尔居心忠爱，天必佑尔俾享长年，第须善自保重，山海关天气冷，多带衣去。……

由此一段对话中，颇可见出：此时太后与德宗间，虽未必有猜疑之意，而因内外廷权力之事，对立之迹，盖已显露。在专制时期，旧礼教之下，此实为一难于解决，而又有关国家命运之严重问题也。当时重臣之识大体者，如翁同龢、刘坤一等，面对此一问题，亦无法更有良策，惟于遇有机会时，即尽力调停其间，释除双方之误会，增进其感情，使二者之间能互信相安，以期渐泯裂痕于无形而已。翁同龢《日记》曾记其与刘坤一之深谈曰：“（十二月）二十四日……送刘岘庄，有客在座。送客，留余深谈宫禁事，不愧大臣之言也，濒行以手击余背曰：君任比余为重。”

此为刘坤一见太后后三日，而出发赴前方先一日之事也，翁、刘当时颇相结纳。湘军人士之见解，在当时大致与主战派相近，而京中清流主战人士亦最对湘军寄予期望，后来戊戌政变时，刘坤一为疆臣中惟一以坚定之态度，公然维护德宗者，其种因或即在此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