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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阅读与思考才能写出《追忆似水年华》？

2023-03-22 18: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法国作家安卡·穆斯坦在《普鲁斯特的个人书房》一书中写道：“没有书籍的生活对普鲁斯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把文学趣味和阅读习惯当作界定其角色的手段。”

《追忆似水年华》中几乎所有人都读书：仆人和主人，孩子、父母和祖父母，艺术家和医生，甚至将军。饭桌和朋友之间的谈话大部分聊的都是文学，比较高雅的人物能很自然地在说话时引经据典。普鲁斯特的家人也喜爱玩这个“游戏”，他回忆说，他母亲临终前引用了一段莫里哀和喜剧作家拉比什的话。

然而，另一位法国作家安托万·孔帕尼翁在他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一书中却给出观点：普鲁斯特反对阅读。这位一级作家当然也是一级的读者。普鲁斯特曾写到：好书最伟大、最奇妙的特点之一便在于，对作者可称之为“结论”的，对读者则是一种“激励”。所以他可以泰然崇拜某位作家，而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判断，同时也不忌惮讨厌哪位作家，而依然从中获取养分。

那么，普鲁斯特的读书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为何彻底放弃翻译事业，又是在怎样的思想下成为了如此杰出的法国大作家？下文摘编自安托万·孔帕尼翁《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01.

放弃阅读，投身写作

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这是萨特《什么是文学》一书的中心论点。“如果世上只有作者，那么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但是作为‘对象’的作品就永远不会问世了……写作行为必然牵连着阅读的行为，阅读是写作行为的辩证的关联品。”

自然，也有另一种观点，它出自马拉美的《关于书》：“书册是没有人称属性的，就像它会与作者脱离一样，它也不会呼唤读者……作为事实，作为存在者，它总是遗世独立。”只要作者写出了一本书，它的存在就不需要以读者为前提。书存在，写作行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它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阅读。

可还有第三条道路，即“阅读的证明在于写作”。这一主张符合经验主义、反理智主义的路径，因此它最好用实用主义的语言——英语来表述（The proof of the reading is in the writing）；此外，它也符合普鲁斯特这位众人皆知的热爱英语文化的作者的口味，特别是它正好与普鲁斯特对一切没有创造性可言的阅读的不信任相吻合。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

对普鲁斯特来说，“阅读的证明在于写作”抑或“反对阅读”的说法，意味着把他亲自构想的两个标题组合在一起。其一是《驳圣勃夫》：普鲁斯特曾设想过把《驳圣勃夫：一个清晨的回忆》这一标题用在一部混合体裁的作品上，他从1905年开始就在构思这本书，并且在1908年和1909年实际投入了写作。其二是《论阅读》，这个标题原用于普鲁斯特为自己所译的约翰·罗斯金的《芝麻和百合》一书所作的序言，不过该文虽在1905年后连载于期刊，但后来收入《戏作与杂文》一书时改名为《阅读之日》。

《论阅读》与《驳圣勃夫》，再加上若干戏拟式的仿作，便是普鲁斯特在全力投入《追忆》的写作之前的主要工作，也是他从“翻译他人”转向“表达自我”的关键阶段——

1906年，当他丧母后不久，普鲁斯特在致与他合译罗斯金作品的玛丽·诺德林格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我已永远结束了翻译他人作品的工作，尽管我妈妈很喜欢我这样做。至于表达我自己，我已经失去了勇气。”1904年之后，他还对诺德林格讲过，他们一起从事的翻译工作主要是一种消遣，“我想，我会拒绝一家威尼斯书商的请求，他们要我再去翻译罗斯金的《圣马可的安息地》。如果不这么做，我大概至死都无法通过写作表达我自己。”

马塞尔·普鲁斯特(左)和母亲及弟弟

由此我们就会懂得，《论阅读》和《驳圣勃夫》之所以被视为关键性的文本，正是因为它们恢复了作者的勇气和通过写作、通过小说形式表达自我的意志。按照普鲁斯特的构想，《驳圣勃夫》本应通过与母亲对话的形式对圣勃夫的方法展开批评，用作者对阿尔弗雷德·瓦莱特的话说，它会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事实上，也正是这部源自批评随笔的“真正的小说”最后升华为《追忆》，而在真实的《驳圣勃夫》一书里，被论述的主题是文艺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叙述者所使用的技艺。

如果说《驳圣勃夫》是《追忆》最终告成的前提，那么《论阅读》的决定性的分量也同样不可轻忽。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提前道出了《驳圣勃夫》的论点，即“圣勃夫误读了他的时代的几乎所有的大作家”，也不是因为它对童年的描述预告了《在斯万家那边》；我们毋宁说，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它和《驳圣勃夫》一样采取了“批驳”的立场。

它懂得“否定”的意义，在其语境中，其矛头指向了阅读行为。它仿佛暗示我们，对阅读行为——恰切地说是某些特定类型的阅读行为——的揭露或者放弃乃是从事写作的一种前提、一个条件，似乎普鲁斯特就该提前否弃阅读，否则就难以投身写作。后来，作家在《重现的时光》中写道：“我们只有放弃自己心爱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拥有它。”凡此论争性的措辞不免有夸大之处，而我们唯有潜心深思，方能逐渐领悟普鲁斯特最终希望达到的是怎样一种“好的阅读”——作家后来在《追忆》终篇之处颂扬了这种理想的阅读，它的对象必得是那些能够真实表达自我的人的“内在的书”：“这样的阅读本身就是创作。”

《追忆似水年华》（1999）

我们在此讨论的是普鲁斯特对阅读的感受以及围绕这种感受产生的诸种观念。从《追忆》开篇处，从它的第一页起，叙述者入睡时就总是手不释卷：

“睡着的那会儿，我一直在思考刚才读的那本书，只是思路有点特别；我总觉得书里说的事儿，什么教堂呀，四重奏呀，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争强斗胜呀，全都同我直接有关。”

此处，生活与阅读已经融为一体，阅读成为《追忆》的一个基本题材，也是其意义生发的扭结之一。不过，我们也需要避免普鲁斯特批评中那种将作品等同于“护教论”的倾向，按照这种已成俗见的看法，“阅读”简直就是《追忆》的中心主题——普鲁斯特被视为法国文学史上继蒙田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读者，导致《追忆》全书充满了引文、指涉和隐喻，其“互文本”庞杂无比，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丰富的综合。可事实上，这样的结论很难证实，而且我们有必要把阅读对普鲁斯特的写作所具有的“质的意义”与作者具体的阅读和《追忆》的“互文本”所具有的“量的意义”区分开来。

在世纪之交的那代人中，论对有产者文化传统之掌握，普鲁斯特可谓罕有其匹，他的家庭环境使其非常熟悉经典的文学作品，而学校教育对他而言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也不是他最了解的领域。如果说我们感觉其小说世界里的学术世界在比例上并没有那么突出，那是因为其中如颓废派文学等主题在20世纪已经没落，不为今人所熟知。对他笔下的音乐、绘画，我们也可作如是观。

普鲁斯特小说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穿越美好时代的颓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

02.

图书馆=遗忘之地、垃圾场和墓地

普鲁斯特很少出入图书馆。奇怪的是，他唯一从事过的职业，倒是在马扎然图书馆担任职员；不过，他也很快就因健康问题而从那里辞职。

普鲁斯特并不喜欢图书馆，《追忆》中提及图书馆的几处地方无不带着揶揄的口吻。在小说里，图书馆简直就和遗忘之地、垃圾场和墓地画上了等号，那些早已无人阅读的书籍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存身之所，“正如将某一种书籍存在国立图书馆一册，不这样，这本书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论阅读》一文对学究式的，即圣勃夫式的阅读方式语多讥刺，这种以寻找真理自命的行为在普鲁斯特笔下沦为漫画式的图景，它“好似一种附着在书页上的物质性的东西，仿佛我们只要向图书馆里的书架伸出手去，就能采撷到这由他人之手酿造的蜂蜜”。

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要数奥黛特这个形象对学究的讽刺最中要害，当斯万显得三心二意的时候，她倒是直截了当地说：“博览群书，埋头在故纸堆里，该多有意思啊！”

图书馆并不能让书籍增辉，它也不能让人产生阅读的愿望，事实恰恰相反。《追忆》中有两处提到国家图书馆，上下文及其含义相同，因此颇能显现作者的观念。当叙述者第一次在斯万家做客时，“他指给我看他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艺术品和书籍，虽然我毫不怀疑它们比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的藏品要精美得多，但是我却根本不会去看它们。”

《追忆似水年华》（1999）

另一处地方与斯万的女儿希尔贝特有关：“希尔贝特对某位高雅的夫人感兴趣，因为这位夫人有吸引人的藏书和纳基埃的画，而我这位旧时女友是不会到国家图书馆和卢浮宫去看这些画的。”

与他们对私人艺术展的青睐不同，叙述者和希尔贝特都贬低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价值。他们两人的轻蔑并非与附庸风雅的做派无关，这或许是受斯万影响的结果——斯万在小说开篇处大梦初醒般地宣称，“对那些确有精义的书，我们一生中总要读上三四次”。这样精英主义，热衷上流社会品位，讲究“物以稀为贵”的原则是与图书馆的设置格格不入的。

勒格朗丹也讲过：“说实话，这人世间我几乎无所留恋，除了少数几座教堂，两三本书，四五幅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斯万认为，为了获得它们应得的普及度，某些著作——比如帕斯卡的《思想录》——不妨在报纸上刊登，而社交场上的名册却应该印成切口烫金的精装版。

03.

书页的气味，和玫瑰色奶油干酪一样可人

图书馆让普鲁斯特无感，在于其收藏、整理书籍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乱象，在于其抹平一切差异的理念——这倒是符合民主制的义理——即使珍本善本在图书馆中也不能不服从这样的原则；相反，纯正的对书籍的热爱总是见于那些品位高雅的业余收藏者身上，他们对那些真正值得收藏的书总是心怀虔诚和敬意：以斯万为例，他的身上就总是带着“收藏者的傲气、自私和欲念”。

画家博迪尼笔下的孟德斯鸠伯爵

（斯万的原型）

这样的内心倾向也见于《追忆》的叙述者，他把书册视为物质实体，对它怀有同样的激情，而这种情感在他看来可以上溯到童年时期。早在《让·桑特伊》一书里，孩子们就是带着真正的爱去阅读童书，这种爱指向阅读的程式，仿佛在爱欲的倒错中，爱改变了指向—爱恋的对象成了“爱”本身，而不是被爱之物：“我们不会一心只在乎书里说了什么，而不去牵挂手里摩挲着的书页。”

如果激情倾注的对象又变成作为物体的书册，而不再是阅读程式，那么爱欲的倒错就几近“恋物癖”：“当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眼里，书和它要讲述的东西是不可分离的。”

于是，普鲁斯特开始热情洋溢地描述书册的外观、书上的徽章：“它的形体蕴含的魅力与我们喜爱的故事、书带给我们的欢愉完全融为一体。”在这一页上，连续三次出现对书页上气味的描写，这是一种“清新”的气味，它远离图书馆尘灰满布的藏书里的那股土腥气，倒是“和我们放玫瑰饼干和内衣的橱柜里的气味一样清新可人”。这清新的气味仿佛可以入口，就像“抹上玫瑰色奶油的干酪，大人允许我把捣烂的草莓倒在干酪上面”，又似从加米商店买来的昂贵的“玫瑰色饼干”、玫瑰色的山楂，总之，像一切因为有玫瑰色而变得价格不菲、勾人食欲的东西。

不过普鲁斯特用年幼无知来解释激情指向的迁移：“那时我们读过的东西很少，我们阅读的经常是自己拿在手里的第一本这种开本的书。”这么说，仿佛“第一本”成了“恋物癖”的托词。这样看来，怪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

怪癖的消失还有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在《让·桑特伊》的同一页里，这一怪癖还包括对作家的崇拜，包括为心仪的作者——此处是指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的主人公贪婪地阅尽世间一切书籍——树碑立传的强烈愿望，我们也可以想象，鉴于《让·桑特伊》的主人公和《追忆》的叙述者在遭遇作家和艺术家，如贝戈特、埃尔斯蒂尔等人的真身时感到的失落，那么对作家的崇敬之癖恐怕也会随之消失。

恋书癖的消失还和阅读者的身份有关。除孩童时期对书册的爱恋以外，恋书癖主要表现在贵族们的阅读行为中，他们的癖好简直把圣勃夫式的习性推到荒谬的程度。简单地说，他们的阅读行为的对象不是文本，而是作为物质实体的书册，或是书背后的人。《驳圣勃夫》中盖尔芒特先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下一座书房，其藏书都是精装本，并不按作者的姓氏分门别类：“他把这些封皮一模一样的、令人快慰的书混在一起。”

《寻找失去的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中那位把大仲马当作巴尔扎克的盖尔芒特亲王也继承了这一风格。回到《驳圣勃夫》里来，书中描写的贵族式的恋书癖倒未必是出于对作者们之间差异的不屑，毋宁说，它的确近似于叙述者童年时代的热情：“我得承认自己是理解盖尔芒特先生的，因为我的整个童年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读书的。”

“同样的方式”意味着读者首先关注的是书册的物质性，阅读时仿佛这是与书册的第一次相遇，“就像第一次透过一袭裙衫看到一个女人的样子”。普鲁斯特继续说道，“寻找这样的书，这就是我作为书籍爱好者唯一的行事方法。我初次读某书遇到的那个版本，那个给我带来原初印象的那个版本，便是我作为‘书痴’眼中唯一的‘原版’”。

这些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搬到《追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其背景是盖尔芒特亲王的书房：按照《重现的时光》的叙述，这一天的傍晚，当叙述者抵达盖尔芒特亲王府上时，他看到了亲王的藏书，不由得浮想联翩：“倘若我想当一个像盖尔芒特亲王那样的珍本收藏家的话……”不过，叙述者并没有对书籍中讲述的历史、人物的生活产生兴趣，倒是探索起他自己的往昔，而这往日岁月是透过他童年时阅读的书籍，乃至旧日读物的物体形式显现出的。“就眼前这一册册书的本身而言，看着它们活生生的样子，我还是能对它们发生兴趣的。我得作品的初版比其他各版珍贵，可我说的初版是指我首次读到的那个版本。我会去寻找作品给我留下最原始印象的那一版。”

《追忆似水年华》（1999）

无论是在《追忆》还是在《驳圣勃夫》里，叙述者都总是用动词的条件式（“倘若我……”）去描述恋书癖，这说明，尽管这种癖好在上下文中显得是对他者习性的复制，但叙述者并不会陷入盖尔芒特先生或盖尔芒特亲王的轨迹，他有自己的癖性。

04.

阅读本身并不能构成精神生活

普鲁斯特与罗斯金之间关于阅读问题的一切争辩正是围绕“交谈”和“凝视”展开的。被叙述者评论为“失之偏狭”的外祖母的观点不是别的，正是罗斯金在《芝麻和百合》中表达的主张。

在该书收录的前后两次关于阅读问题的讲座中——讲座的语境是一座面向高中学生的公共图书馆新近开馆，而我们知道普鲁斯特与图书馆的疏离关系——罗斯金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这正是普鲁斯特在译者序言和所有的页注中都着力批驳的东西）：阅读是与伟大心灵的交谈，它应该在人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普鲁斯特回击说，阅读并非交谈，它毋宁是孤独中的沉思，让阅读去承担人生至高价值的观念也并不公正：“阅读处在精神生活的门槛上，它可以让我们由此登堂入室，但阅读本身并不能构成精神生活。”倘若像罗斯金一样，把过重的价值赋予阅读，那么这依然是一种偶像崇拜，普鲁斯特对此又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其严密程度前所未有：“我们也希望走近画家米勒的《春》向我们展示的那片原野，我们也希望莫奈把我们带到吉维尼的塞纳河畔，带到那河道的拐角处，看那晨雾起时万物朦胧一片的景象。”艺术展示生活，但艺术的视野并不能替代生活。

塞纳河莫奈法国 1880

普鲁斯特又把偶像崇拜者称为“文人”，书在他们眼中是“恒定的偶像，崇拜者将书作为偶像来尊崇，书并不从它能够唤起的思想中获得真正的尊严，而是向它周围的人发送一种人为营造的尊严。”这无异为“文化上的原罪”“对书的恋物癖式的尊敬”，是“伟大的心灵”也难以幸免的“文学病”。再也没有比这更严厉的指责了。

就这样，追求“精神补益”的功利性阅读最终与偶像崇拜式的阅读合流了，因为二者都试图替代精神的“个体存在”（我们还记得普鲁斯特的母亲在小说中分裂成了叙述者的母亲和外祖母两个人）。应该拷问的依然是阅读和生活的关系，也正是在人生面前，阅读才显示出它的虚弱与局限。普鲁斯特在此显示出某种蔑视——不是对图书馆，而是对阅读，甚至似乎是对一切形式的阅读的蔑视——我们只有回到小说叙述者外祖母的精神生命观，才能理解他的真正想法。

05.

“写作”才是最终的形式

外祖母总是以生活和行动为理由去指责阅读的不当，在她眼中，阅读就是消遣，也是虚掷光阴。在《让·桑特伊》中，母亲也斩钉截铁地说过类似的话：桑特伊夫人“认为诗歌不能用来充实生活，只能打发闲暇时光。作为学业诗歌太过轻浮，作为娱乐倒还算雅致，它就像用来装点易逝时光的花环”。轻浮而无用，只能浪费生命，阅读就这样被母亲弃若敝履，尽管是她自己把让引进了阅读的世界。

阅读代表了感性上的麻木，生活的反面，而普鲁斯特长久以来总是长于思辨而短于行动。还是在《让·桑特伊》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即将面临的决斗将他从惯常的慵懒和“麻木”中惊醒，极为罕见地准备投入行动，这时普鲁斯特的评论是：“几天以来，他的日子古怪地变成了一种外部的生活，积极而又有趣……这些天来他从未打开书本。”

“美好年代”里热闹的法国舞会场景

被动、麻木、惫懒、病态……就这样，阅读也被列入社交生活。阅读或许是在孤独中进行的，但这并不能让它像外祖母的精神生命论期望的那样，产生出某种作品来，毕竟她所寄望于叙述者的，是要投入积极的工作，她也为叙述者放弃外部生活而抱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罗斯金把阅读看成与作者的交谈，它优于社交场上的真实的谈话，他的观点却得不到普鲁斯特的赞同。

罗斯金诚然赞美阅读而贬抑社交对谈，但在普鲁斯特看来，这并不能真正拯救阅读，因为即使在孤独中展开的阅读行为也只是一种“精神沙龙里的生活”——叙述者在斯万家遇到贝戈特，这次相逢让他颇多感触，但并没有促动他投身写作：“这是一场在静默中进行的操练，但它却仍是谈话而非沉思，我的孤独则是一种精神沙龙里的生活（在这个沙龙中，控制我话语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想象的对话者；我表述的不是我认为真实的思想，而是信手拈来的、缺乏由表及里的反思的思想）。”因此，关于阅读，我们能够谈论的东西实际上和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感到一种纯粹被动的乐趣，好比因消化不良而呆坐不动时所感到的那种被动乐趣。”

同样，按照《论阅读》里的观点，体现在阅读行为中的偶像崇拜简直比附庸风雅还要糟：“纯粹的附庸风雅要更加无辜。”后者相对的无辜在于它少了一些自命不凡的成分。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众读者相比，普鲁斯特宁愿选择盖尔芒特一家，后者翻阅的总归还是一些能够改变他们生活的书，而他自己受罗斯金的影响，“对那些他让我爱上的东西，我寄托了过多的牵挂，结果这些东西在我眼里简直比生活本身还要重要”。阅读近似社交，而其习焉不察的危害更甚于社交，它们都让人远离了行动和真正的生活。

《追忆》全书所有关于阅读的描述无不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有时还伴随着行动和停歇交织的节奏。小说开头提到了在贡布雷的夏天发生的阅读场景：

“那时我早已拿着一本书躺在我自己房里的床上了。几乎全都合上的百叶窗颤颤巍巍地把下午的阳光挡在窗外，以保护房内透明的凉爽……我的房里的这种阴暗的清凉……同我的休息十分合拍，由于书中讲述的惊险故事，这休憩时刻本来的宁静也被激动起来，让它能经受得起急流的冲击和摇撼，就像一只插在湍急流水中却一动不动的手掌。但是，我的外祖母……苦苦劝我出去走走。”

《追忆似水年华》（1999）

除了扫兴地打断阅读的外祖母形象一再出现之外，如果我们继续阅读《在斯万家那边》的下文，我们还将发现这段话与著名的“维福纳河的玻璃瓶”意象之间的相似之处，后者也表现了静止之物插入流水后发生的张力能带来怎样的愉悦与清爽。与这两个动静交织的意象一样，在阅读的“被动性”和“激情”之间也有一种脆弱的平衡和张力，一边是外部的生活，即外部世界中发生的行为，一边则是书籍本身的世界，即对世间惊险故事的叙述。在这动与静之间，便能涌现那极致的愉悦。

在别处，与阅读相伴的“动静交织”也可能是休息与孩童在田野间的奔跑。“那年秋天，我觉得散步特别开心，因为我总是读了好几个钟头的书之后才出去散步。整整一上午，我坐在大厅里读书，读得累了，就把格子花呢披巾往肩上一搭，出门散步去。”

《让·桑特伊》中的一段话则把读书和生活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的格局展示得更加明白：让散步归来，一头扎进书本，“他一动不动，却又紧紧跟随着小说主人公的历险，他啜饮着自己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兴奋，这带给他极度的欢愉”。一切秘密都蕴藏在身体和精神双重历程的对照和反差之中。小说最后写道：“当四点半的钟声敲响时，让感到阅读的疲倦，此时身体反而又被唤醒，于是他合上书，下楼去了。”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阅读与生活之间的对峙和矛盾，外祖母就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根据她的生命观念来谴责偶像崇拜的，而偶像崇拜是所有阅读行为都极易陷入的倾向。此外，这种矛盾一旦成立，似乎就难以克服，孩童的阅读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它使读书与生活的相互排斥彰显无遗。唯一能够在形式上化解读书与生活的对立的方式其实正是偶像崇拜，因为它把生活本身变成了阅读产生的效果，可这种化解却意味着一个更加致命的陷阱。

事实上，《论阅读》一文的目标便是在生活和阅读之间寻找一种可能的调和，并以此克服罗斯金的缺陷。该文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过得最充实的日子或许就是那些我们自以为什么也没有经历就白白让其流逝的日子，也就是那些我们和最心爱的书一起度过的日子。”

换句话说，阅读绝非生活的“他者”和反面，它就是生活本身，因为正是阅读让我们对生活更加敏感，阅读打开了通往生活的道路。我们刚才引用的话其实是作者重新打磨文辞以后的结果，在《论阅读》的初稿上，这句话其实是“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可能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日子能让我们记忆如此清晰……”与定稿相比，初稿可修正之处在于，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回忆那些日子，而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它们；也就是说，生活本身胜过回忆。如果说孩童的阅读能够避免被动性，那是因为被它存入记忆的不是它自己，而是行为和生活。因此，“阅读的日子”之所以与“生活的日子”合二为一——这也是孩童的阅读的教益——是因为“它们给我们留下的东西正是我们进行阅读的地点和时日的图像”。

《追忆似水年华》（1999）

能够逃脱被动性法则的阅读，积极主动，毅然主导生活的阅读，这便是孩童的阅读。这也就是普鲁斯特为何在法译本序言中以此挑战罗斯金的论点：“我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澄清……为什么在我看来阅读不应该在生活中发挥罗斯金赋予它的那种至重的功用，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把孩童那充满魅力的阅读方式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孩童的阅读与偶像崇拜完全不同，阅读者对文本的字词几乎毫无兴趣，阅读在他们心中唤起的是文本之外的生活。因此，如果孩童的父母以“与生活毫无关系”为由轻视孩子的阅读，那他们就犯下了错误。父母们像罗斯金一样，把阅读行为看得过于严肃，他们对“被称为阅读的这种独特的心理活动”一无所知，也不明白本真的阅读既不是智性的操作，也不基于偶像崇拜。用普鲁斯特很看重的一个表述来说，“阅读者独特的精神状态”是积极的，只有从积极的阅读状态这个视角出发，才能理解纵贯普鲁斯特全部作品，唯一让他自己心心念念的“书痴”，即对所有初次读过的书籍的收集—在这样的“书痴者”心中，“依然希望在书页上还能看见那些如今已经消失的住所和池塘的倒影”。

普鲁斯特手稿

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积极的、本真的阅读仅仅限于孩童的世界呢？并非如此，它只不过代表了一种模式。在《论阅读》一文的结尾处，普鲁斯特给出了两种走进本真的阅读的途径——“本真”意味着它们不会崇拜别的阅读，即使孩童式的读法也不能作为它们的“偶像”——我们用“趋近的途径”一语，则是想说明这两种积极的阅读形式最终会“二法归一”，“写作”才是它们最终的形式。

本文摘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