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给文学批评带来的变革

《法国文学批评史》，冯寿农 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在20世纪的西方，由于语言学的贡献，文学批评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20世纪语言学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思考的出发点。因此，可以说，在西方学术界，20世纪是语言学的时代。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里进行了划时代的“哥白尼革命”，语言学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揭开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序幕。他的语言学研究从传统的历时的研究转向语言的共时研究，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系统加以研究，他的“系统”的概念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结构”。他的理论引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他的“意义来自差异”“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的关系”的著名论点，以及关于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聚合与组合、历时与共时等二元论观点都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范畴。这种二元论的思维启发了后来的语言学家和其他学科。以雅各布森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诗学研究中，尤其是他后来提出的交际理论的六个功能，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独创性地将语言学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把亲缘关系、神话等看作是与语言类似的有结构的系统，它们的个别成分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完整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就是运用语言学分析方法描述这些系统。自此以后，在西方学术界，语言学的模式被借用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艺术等许多学科领域内，掀起了结构主义的热潮，也促使其他学科得到了迅猛发展。

语言学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由于语言学本身突飞猛进的革命进程，也是由于与此同时，在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先后发生的“语言学转向”。这种“语言学转向”给文学研究与批评带来了重大变革。

西方古典哲学主要是本体论哲学，侧重于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的问题。到了17世纪，笛卡尔的理性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我思故我在”，“我”就是人的主体，人凭意识、思维、经验认识世界。黑格尔把认识看作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马赫把认识看作是主观自生的经验感觉。唯心主义认识论坚持从意识到物质的认识路线。而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人的认识是物质世界的映像，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不管是唯心主义或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他们都是将语言当作人认识世界的一种表征的工具，一种“再现”的工具。传统哲学认为：语言是对世界的“再现”，它忠实而可靠，它是意义的载体，它在人与世界之间透明地、忠实地反映出原样。在笛卡尔的认识论里，思维主体的“人”是一个具有先验理性的“人”。在“表征”的过程中，人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而“语言”则仅仅是人的工具，受人的支配，被用来表达和再现自我的思想。古典理性主义统治欧洲二百多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是一个被驯服的工具，语言与它所表示的意义是一一对应的，因此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总之，语言是一面平光镜，是透明的。19世纪反对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者隐约地感到语言是一种根本上不完善的表达工具。连华兹华斯也哀叹人类语言的可悲的无能。于是，人们开始对语言的表征能力产生了怀疑和否定，语言开始出现了“表征的危机”。

20世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旨在摧毁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他竭尽全力，力图返回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产生前的状态，也就是说返回人类童年没有历史、没有哲学的“虚无”状态。但是他发现在这一片“虚无”中总有一种东西，构成了某种障碍，而这一障碍，就是语言，语言“先在”那里。正如《圣经》里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等等。《圣经》将语言看成对世界万物的命名，在混沌初开的时期，语言与世界同在。语言被看成在本原上与世界合一的“逻各斯”。“先在”的语言已经浸透形而上学的意义。因此，人一降临在世界上，就掉落在“先在”的语言的怀抱里。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加入到一个语言的系统之中，别无选择，只能接收这个语言系统，遵循它的规则参与人际的交流活动。海德格尔的发现改变了语言的功能和地位：语言由原先的“再现”或“表征”的地位，跃居到“先在”的地位。他的理论也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旧的看法：不是人们在操纵语言，相反是语言操纵人们。由此推论，语言不再“被动”地受人支配，不再是一种“表征”的工具，不再忠实地充当人与世界的中介，不再是一面“透明”的镜子。由于语言约定俗成的意义的积淀，它在表征过程中歪曲了实在的世界，完全无法忠实地再现世界。在交际中，发讯者编码的信息发出后，受讯者由于语言中沉淀的歧义的干扰，可能解码成其他意思。这正是福柯所说的“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语言由“被动”变为“主动”，由“被支配”变为“支配者”。话语具有异化、失真的“权力”和“霸权”。语言再现的世界只是实在世界的“幻象”，是一个独立的符号世界、文本世界。哲学家发现：人无法直接认识实在世界，而首先要转向认识这个隔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语言。于是，哲学产生了第二次转向：语言学转向。20世纪的哲学首先探讨的是语言问题。哲学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具体的语言分析活动。因此，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在《哲学主要趋向》中指出：“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此外，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发现存在着一个超越时空和个体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在人类大脑皮层深处形成一种结构，它通过遗传基因世代流传下来，正是它控制我们的语言行为，使我们如此去感知、思想、说话、行动，而不是如彼去感知、思想、说话、行动。这同样证明：不是人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人，人不过是语言赖以显示自己的工具。人变成了语言的工具，语言倒成为了运用工具的主体。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认为语言是一种各民族长期保留下来的文化，或者说它是文化的一种象征，它给不同民族的人提供了认知事物的模式，它事先安排好让人们这样去看世界，而不是纯客观地看世界。语言命名的不同，使各民族对世界的看法也就不同。这就意味着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戴着不同语言的有色镜看世界，因此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总之，语言学的发展也改变了人的看法：语言不是指明了现实，而是遮蔽了现实，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而只生活在一个语言的世界里。

（本文转载自《法国文学批评史》，冯寿农 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