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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时差：破解西安事变时间之谜的一把钥匙

田武雄

2018-07-25 14:19

开始于1936年12月12日早晨的西安事变，对现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不言而喻。很多人对事变当天及后来的戏剧性变化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然而，长期以来，令研究者感到困扰的是，事变中关键细节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其根源在于留存的各种史料记载多存歧异，受限于时代、观念和视野，大多研究者的结论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临潼扣蒋行动为例，当时各种记载和后来不同当事人的回忆中所述时间就有凌晨1时、3时、4时、5时、5时半、6时、6时半等诸多说法。研究者的结论至少也有凌晨4时以前、凌晨5时左右和凌晨6时三种看法。那么，事变到底发生于何时？有没有可能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

笔者在北京、西安长期生活过，也曾在吐鲁番待过几个月，对三地的时差有比较深的印象。注意到在1936年前后，西安当地尚无统一而精确的时间制度，且西安与南京之间又存在约一个小时的时差后，笔者突发奇想，以前研究者都未提及的时差因素，或许是破解西安事变时间之谜的一把钥匙？

西安事变旧址张学良公馆视觉中国资料图

事变前西安当地混乱的时间标准

学过中学地理就知道，地球上不同经度的地区，时间各不相同。但为了便于统一时间，全球按照经度划分为24个时区，经度每跨15度为一个时区，相邻每两个时区之间相差一个小时。早在1919年，参照国际惯例并结合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央观象台就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标准时区，即长白时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臧时区和昆仑时区。其中，南京所属的中原时区比西安所属的陇蜀时区早一个小时。虽然这一方案长期停留在纸面上，未能施行。不过，由于新式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加上国民政府的努力，五时区制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中渐次推广和被接受。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政府及公教人员接受和适应地更早更快一些，时间相对统一而精确。

由于僻处内陆，1930年代中期以前，西安当地基本上还是沿用不够精确和统一的地方时间。1935年前后，欧亚航空公司在西安开航，陇海铁路也已西延至西安。由于飞机和铁路时刻表使用的是东经120度标准时（即东八区标准时，当时称中原标准时），与西安当地时间相差约一小时，这就造成了一定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有鉴于此，为了统一时间，西安测候所建议西京建设委员会在西安筹设标准时钟。1936年3月26日，《西京日报》全文报道了西安测候所的呈文。呈文称：“本市自欧亚航机开航及陇海路通车以来、因其应用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本市人士每感时间不能一致、迩来本市应用西安真正太阳时者有之、应用西安平均太阳时者有之、而应用东经一百二十度之标准时者亦有之、是以各自为政莫衷一是。”

可见，当时在西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计时方法，即“西安真正太阳时”（传统的看太阳高度和角度确定时间的方法，精确度较差）、“西安平均太阳时”（将每天平均划分为24小时）和东经120度标准时。如果在同一时刻，询问使用不同计时方法的人“现在是几点”，得到的答案是不同的，相互之间可能相差一个小时左右。在上述呈文中，西安测候所建议，根据西安所处地理位置（东经108度左右），西安所设标准时钟应采用陇蜀时区标准时间（即东经105度标准时，东七区标准时间），和南京等东部城市所采用的中原标准时刚好相差一个小时。

然而，筹设标准时钟并非一蹴而就，直至西安事变前，西安的标准时钟仍然未能设立。即便设立起来，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和观念，以及当时钟表、手表以及收音机（用于校对标准时间）还难以普及，要想在短时间内统一计时方法和时间制度也是不太可能的。大抵上，西安当地人大多依然在使用西安地方时（即“西安真正太阳时”和“西安平均太阳时”），而航空、铁路、广播、邮电等新式交通和通信事业则基本采用中原标准时。

另外，某些行政和公教机构可能也逐步采纳了陇蜀标准时间。因此，直至西安事变发生，西安尚无统一和精确的时间制度。为免混淆，当报纸上报道的时刻指的是中原标准时间时，一般会特别注明，并说明其与本地时间的时差，如《西京日报》1936年7月至10月有关西安广播电台播音时间的至少四次报道，都特别注明所指时间是“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本台所用时间，以南京中央电台时间为标准，约较本地时间早一小时”，“按该表所定时间，系根据南京标准钟，较西安钟约快五十分”，“此时标准时刻，较此间早三刻钟”。以上报道所列时差从45分钟到1小时，并不一致，这从侧面说明所谓西安本地时间也不统一，可能有时候指东经108度的西安地方时，有时候指的是东经105度的标准时间（即陇蜀时区标准时）。

破解西安事变时间之谜

西安事变前，在西安当地不同领域和群体中，有的使用西安地方时，有的使用中原时区标准时，有的使用陇蜀时区标准时。这种复杂情况自然也会影响到西安事变当事人对于具体时间点的认知、表述与记忆。可以想见，由于日常在西安当地生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基本都使用的是西安地方时或者陇蜀时区标准时（二者时差约一刻钟，差别不大）。而蒋介石及其随员，由于长期在南京等东部地区生活，且要时常使用航空、铁路、广播、邮电等新式交通和通讯工具，因而基本使用的都是中原时区标准时。他们在西安只是短暂停留，大概也不会把时间调整为西安地方时或者陇蜀时区标准时。简而言之，对于同一时刻的记述，双方相差一个小时左右。关于临潼扣蒋行动、蒋介石在骊山被发现并被押送至西安，以及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等细节，在蒋介石及其随员事后不久的追记以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官兵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以上推断可以通过比对不同当事人对于同一时间点的相关记述得到印证。

比如，关于临潼扣蒋行动第一枪打响的时间，蒋介石的侍卫施文彪、厉国璋、周星环、蒋孝镇、周国成、翁自勉、蒋尧祥等人所记基本上都是晨6时许至6时半左右，而十七路军的申伯纯、赵寿山和东北军的应德田、夏时等所述则为晨5时或5点多钟，基本符合上述推断；关于蒋介石在骊山被发现的时间，蒋介石本人及其侍卫施文彪所记为约上午9时许（至多不超过9点半），而根据十七路军的赵寿山、宋文梅和东北军的卢广绩、应德田等人所述推算，大致在上午8时以后、8点半之前，也符合上述推断；关于蒋介石被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的时间，以其本人名义发表的《西安半月记》和台湾“国史馆”编印的《事略稿本》记录为上午10时，而十七路军的申伯纯、赵寿山和东北军的应德田所述都是上午9时许或9点钟，符合上述相差一个小时的推断；关于孙铭九等人奉命请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的时间，据蒋介石日记、《西安半月记》和《事略稿本》，为13日夜12时半至凌晨2时（即14日凌晨0时30分至凌晨2时），而十七路军申伯纯、宋文梅和东北军的孙铭九所述则为13日夜11时许至次日凌晨1点钟，这也符合上文的推断（关于各时间点比对的具体情况，详见文末附表）。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张学良等人所用时间为陇蜀标准时或西安地方时。众所周知，事变当天凌晨，张学良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文寅电”，告知行动计划。关于“文寅电”发出的具体时间，存在一定争议。杨奎松先生经考证后认为，当为黎明5时。当天中午12时（中原标准时间），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了张学良发来的“文寅电”：“张学良十二日六时电称：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速集中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南进等语。”已知中共中央所用为中原标准时间，而电报中称张学良来电时间为“十二日六时”，故不难推断张学良发电时所署“文寅”（12日凌晨5时）当为陇蜀时区标准时间或西安地方时，与中原标准时间恰好相差约一个小时。

史料中的一些例外及其解释

不过，严格地说，并非所有事变当事人的记述或回忆都完全符合笔者上述推断。比如，蒋介石所记临潼行动第一枪打响的时间（晨5时半），似乎更接近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所记的时间（晨5时），却比他的所有侍从的记述早了约一个小时。但是，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只有他听到了第一枪，而所有侍从都没有听到。况且他也不可能在听到枪响后不为所动，静静地在卧室等待约一个小时，直到侍卫们觉察到危险后才被紧急护送逃出华清池。因为无论是他的日记还是《西安半月记》，都清楚地表明听到枪响后，他很快就被侍卫护送逃离了华清池。另外，据蒋介石的卫士队队长陈厚望记述，他是12月12日上午4时至6时的步哨长，曾于上午5时半巡视宪兵寝室门口、张部卫队门口（华清池保卫工作由张学良卫队第1营担任）、装甲车队门口达数分钟，未见异常。待他交班后回去沐浴时，才骤闻枪声。陈厚望记述的报告曾被蒋介石批示“此可保存”。显然，陈厚望的报告否定了蒋介石晨5时半听到枪声的说法。如果该报告有误，蒋介石不可能只批“此可保存”，至少会像对周国成的报告一样批示“修正保存”等语。因而，是蒋介石自己记错了时间，原因则可能是他一时情急加之黑暗之中看错了表，或者根本未及看表，事后却估错了大致时间。

还有，关于临潼行动第一枪的时间，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清晨约3点钟光景）、东北军的汪瑢（约3时许）和王玉瓒（约在凌晨4时许）等人各有不同记述。这些记述比上文笔者推断的时间（中原标准时上午6时许至6时半之间）要早两到三个小时。不过，可以肯定，这些记述本身都是不太可靠的。杨奎松先生已指出：“汪瑢当时不在现场，听说和记忆均不足为凭。”况且三人的记述都是事后几十年的回忆，可靠性显然要打折扣。此外，据汪日章的回忆，事变前一晚他们侍从室人员受杨虎城邀请去新城大楼赴宴，宴会后又看戏到很晚才回华清池休息。事变时有机枪向他的房间密集扫射，他“穿好衣服，仍假装睡在床上，子弹由床上飞过，洞穿了后窗”。可以想见，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他熟睡中突然惊醒，未必会去看时间，肯定也不敢开灯看时间。因而所谓“清晨约3点钟光景”，显然是事后的估计。况且惊惧之下在床上假睡，必然是一种煎熬，极有可能大大高估了假睡的时间，因而倒推回去，就会极大地提前事变发生的时间。至于王玉瓒的回忆，完成于事变发生45年后的1981年，比其他人的回忆都要晚得多，其可靠性无疑更弱。加之王玉瓒临潼扣捕蒋介石的功劳长期被孙铭九的光环所遮蔽，他的回忆文章目的之一就是强调他才是打响临潼扣蒋行动第一枪的人，是“捉蒋的先行官”。而当时普遍接受的行动开始时间为12日凌晨5时或四五点钟，故而王玉瓒很可能就此推算自己打响第一枪的时间应该在凌晨4时许。

此外，杨虎城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所记各时间点明显更接近蒋介石及其侍从人员的记述，比如关于临潼扣蒋行动开始时间，王菊人的记述是上午6时；关于孙铭九等人请蒋介石移居的时间，王菊人记录的是当晚12时左右至深夜2点。也就是说，王菊人使用的很可能是中原时区标准时，而不是像其他十七路军或东北军官兵一样使用的是陇蜀标准时或西安地方时。这又是为什么呢？笔者推测，一个可能是王菊人作为杨虎城部办公厅秘书，要处理很多与南京中央的往来文电，故其已习惯使用中原标准时，这样应该更方便些。另一种可能是，王菊人的回忆完成于1964年，当时已有全国比较统一的“北京时间”（与中原时区标准时一致），他可能将所有时间点都调整成了“北京时间”。

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视觉中国资料图

事变前张杨是否约定6点统一行动？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事变前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否约定当天上午6时西安和临潼统一行动？这种说法主要出自王菊人的回忆。但遍查其他事变参与者的相关记述，并无张、杨特别指示行动时间定为上午6时的细节。十七路军方面，赵寿山是在“约五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宋文梅是“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但命令尚未下达时，由于出现突发情况，宋文梅即令钟楼上的士兵向国民党宪兵和警察开枪射击，打响了西安城内第一枪。随后张、杨的行动命令方才下达。十七路军警备第2旅第5团团长郑培元开始得到的命令是“听到炮声即开始行动，但当晚始终未闻炮声，及至天将拂晓”，听到钟楼上的机枪声才立即投入战斗。至于东北军，无论是卢广绩、应德田等随同张学良在绥靖公署等候消息的人员，还是王玉瓒、孙铭九等前往华清池执行扣蒋行动的官兵，其回忆录均未提及张学良明确指示行动开始时间定为6时的细节。只有夏时的回忆提到，张学良曾当面命令孙铭九于“明天拂晓前搭载重汽车去临潼华清池”，又电话命令唐君尧“也立即出发拂晓前赶到华清池”。且王玉瓒和孙铭九也都没有在开始行动前去确认是否已到了行动时间，而是一到华清池即投入战斗。

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笔者倾向于认为事变前张、杨并未明确规定西安和临潼同时于上午6点（中原标准时）这一精确的时间点开始行动。事实上，以当时时间紧迫、行动仓促的状况，不可能规定一个精确的时间点来严格执行两地的同时行动，只能大致保证行动在拂晓前大约上午6点前后（中原标准时）差不多同时开始进行。

事变中几个关键细节的时间

综上所述，此前研究者之所以在具体史实的考订上存在争议，之所以会在史实叙述上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西安事变的不同当事人在记述中实际参照的是不同的时间制度。如果排除一些明显的记忆疏误或特殊情况，从时差的视角重新梳理排比有关西安事变的各种史料中的时间信息，则会发现看似存在歧义的记述，其实基本上是吻合的。进而不难还原事变过程中一些关键细节的时间点，如果用中原时区标准时间表述的话，应该是12月12日上午5时半至6时之间，在未接到张、杨的行动命令时，宋文梅即令张希钦连用钟楼上的机枪扫射全副武装即将抵达钟楼附近的警察大队和宪兵团。随即，十七路军警备第2旅也投入战斗，开始解除城内国民党警宪部队的武装。之后约上午6时许，张、杨才正式下达行动命令。宋文梅紧接着率兵包围西京招待所，开始扣押来陕的各中央大员。至上午8时半，西安城内大部分敌人已被解除武装。半个小时后，新城北门的警察武装也被消灭。至上午9点，西安城内军事行动结束。临潼方面，上午6时20分左右，战斗打响。听到枪声后，蒋介石在侍卫护送下逃上骊山躲避。上午8时左右，东北军冲入蒋介石的住室五间厅，发现蒋介石不见了。此时，蒋介石的侍卫仍在华清池内抵抗。上午9时许，华清池内战斗结束，东北军开始搜山。约上午9时一刻，蒋介石被发现，很快被送上开往西安的汽车。上午10时，蒋介石抵达新城大楼。12日上午6时，当西安城内已经开始行动但临潼方面尚未投入战斗时，张学良即向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告知已发动事变。14日凌晨0时30分，孙铭九等奉命请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蒋介石执意不肯搬离，双方纠缠至凌晨2时许，孙铭九等决定放弃。如果用陇蜀时区标准时表述，则在每个时间点减去一小时即可。

至于事变中其他细节的时间，如果从时差角度对各方史料重新加以梳理辨正，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同时，时差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当不限于西安事变一例。民国时期各地时间不统一、不同步的现象，应该引起研究者尤其是理应对时间比较敏感的历史学者足够的重视。